中国哲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国哲学指中国固有的传统哲学，广义的中国哲学指在中国产生或流行的一切哲学，本书所谓中国哲学，是取其广义而言，并非仅指中国固有的传统哲学及其现代形态。20世纪中国哲学，是指在20世纪的中国产生、流行并为中国人所诠释、理解的各种哲学思想，包括中国自身产生的和来自国外的各种派别、思潮、思想体系与价值观念。20世纪中国哲学论要，就是对这些派别、思潮、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进行检视，择选其中重要的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人的观念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哲学思想予以分析论述。

20世纪是中华民族主动融入世界历史的世纪，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时期，也是中国哲学由古代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时期。这100年，中国社会变化幅度之大、速度之快、进程之猛烈、情节之曲折都为以前数千年文明史所不及，可以说是天翻地覆、沧海桑田。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既包括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专制社会向民主法制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也包括从自然经济形态向商品经济形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还包括从单一、粗放的发展向科学发展的转型。在这种转型中，哲学起了什么作用？处于什么地位？扮演了什么角色？哲学对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变化有什么影响？哲学自身的进程又如何？这就是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社会转型中影响人们思想变化的主要文化资源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各种西方文化思潮、马克思列宁主义、20世纪中国人自己的革命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资源如何转型为中国现代哲学？西方哲学思潮怎样影响了中国人的观念？中国人是如何对待外来哲学，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如何建构自己哲学的？在整个世纪里，各种哲学思潮和思想观念与中国的实际问题相互作用，产生了一幕幕纷繁复杂的思想斗争和价值冲突，构成了社会转型期思想发展的奇特进程。

由于中国既没有像西方近代社会那样典型的近代社会，也没有像西方近代哲学那样典型的近代哲学，在制度和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中基本上是现代与古代的对接，甚至是后现代与前现代的对接，所以这种转变充满着痛苦与艰辛，也伴随着荒诞与奇迹，既有暴风骤雨般的剧变，也有和风细雨式的演进，既有跨越式的前进，也有策略性的后退，虽然不无遗憾，但毕竟取得了重大成就。只有对20世纪的中国变革进行哲学思考，对影响20世纪中国变革的哲学思想进行梳理反思，总结经验教训，汲取精神精华，才能把握好21世纪中国社会的行程，才能预见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前景。

19世纪、20世纪之交，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华民族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文化史似乎破天荒地发生了断裂。这断裂虽然曾经惊天动地，但也有着抽刀断水似的承传。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它产生于民族成员的历代生活，形成于民族成员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成长于民族成员的反复实践。或者说，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就是民族主体自身。一个民族的主体是丢不掉的，就像一个人的主体丢不掉一样。一个民族只要存在繁衍，它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文化传统就不可能完全断裂，也不可能完全被抛弃，更不可能彻底被遗忘。如果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甚至文化传统彻底被遗忘了，也就等于这个民族的主体意识不复存在了，那么它用什么来接受外来文化，用什么来“化”外来文化，用什么来创造新文化呢？由此可见，一个民族只要存在，它的文化史就不可能彻底断裂，只能是程度不同的变革。新文化运动所显示的中国文化的断裂，只是文本、言说方式、范畴体系的断裂，是显性层面的断裂；在文化心理结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精神实质等隐性层面仍然有着顽强的承传。这种断裂中的承传与承传中的断裂，实质上是中华文化的自我否定或革命变革。中国哲学就是在传统文化的自我否定或革命变革中超越古典形态，完成现代转型的。

20世纪中国哲学的逻辑起点，是戊戌变法失败、今文经学破产、传统经学彻底解体。传统学术涅槃，西方思潮涌入，各种新思想萌发，催生了现代中国哲学。19世纪、20世纪之交，作为现代西方学术体系之组成部分的“哲学”，取道日本，获得译名，传入中国。“哲学”在中国逐渐成为一种学问，进而成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最终被定格为一个一级专业学科。20世纪以前，中国本无“哲学”一词，更无以“哲学”命名的学科。“哲学”一词是晚请学者黄遵宪于1895年从日本引入中国的。中国人谈哲学，建立哲学学科，是以日本为桥梁向西方学习的结果。

20世纪以前中国虽然没有哲学这个学科，但在两千多年以前中国就有像古希腊哲学思想那样的思想。经学、道学、玄学、理学、心学都是与西方哲学相似的学问。即将进入20世纪的时候（清代末年），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康有为等人重新举起“今文经学”的旗帜，以“托古改制”的名义为变法维新进行论证。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作为“今文经学”的代表，是为社会改革提供理论依据的重要著作，与传统经学有重要区别。他根据《公羊春秋》提出新的“三世说”，表达了历史进化的观点。康有为还著有《大同书》，沿用《礼记》中的“大同”之说，赋予新内容，表现了新的乌托邦理想。紧接着，章太炎又提倡“古文经学”，为辛亥革命进行论证，并与康有为展开争论。章太炎主编《民报》，发表文章，出版《簋书》，反对神化孔子，将孔子还原成一位历史人物，这是他的“古文经学”的重要内容。康有为和章太炎都接受了一些西方自然科学中的进化思想，特别是章太炎，已明显地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但二人得出不同的结论，前者主张渐进的改良，而后者主张激烈的革命（主要是种族革命）。这场争论在当时极有代表性。但从学术的层面而言，章、康二人的古今之争，实际上拉开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序幕，虽以今、古文经学的形式出现，但实际内容却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终结，传统经学已不能作为社会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延续两千多年的经学时代从此宣告结束。然而，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又不能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正在迈进20世纪的中国必须建构新的意识形态，于是开启了20世纪中国哲学。

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历程，可以从三个视角进行审视：西方哲学对中国的影响、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故本书分为三编：西方哲学在中国、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西方哲学在20世纪中国的译介、解读与传播，使中国从物质到精神、从经济到政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哲学从传统的经、史、子学发展成为足以与西方哲学对话的现代学科；中国人从在封建专制社会形成的依附性十足的“东亚病夫”转变成为自主自立并与西方人平起平坐的东方巨人；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且濒临灭亡的农业国发展成为进入小康水平并向现代化迈进的东方大国。这一切变化除了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之外，西方哲学也起了不可或缺的催化、启蒙和引导作用。中国人正是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完成了民族主体意识和个人主体意识的现代化，为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准备了主体方面的前提条件。

从19世纪末开始，西方的进化论、社会政治思想、意志主义就传播到中国，此后，各种西方哲学思潮纷纷登陆中国，正是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启迪下，中国哲学才走上了现代化发展的道路。20世纪初以来，对西方哲学的传播与研究不断深入，中国传统哲学也在西方哲学的框架下被重新整理、发掘和改造，从而使20世纪中国的哲学园地呈现出繁荣的局面，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左”倾思潮泛滥，西方哲学一度被简单否定并被拒之门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被教条化、简单化、绝对化，哲学园地一度出现萧条、荒芜的景象。改革开放以来，哲学领域重新活跃起来，西方哲学的传播与研究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为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著名学者郭湛波在概括20世纪前50年中国思想发展时，就客观地介绍了西方思想的传播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作用，他说：“中国近五十年来思想在中国思想史的贡献，一是对于数千年旧思想之破坏；一是新思想之树立，而新思想之树立，都由西洋思想之介绍，可说中国近代的思想家没有一个不受外来思想之影响。”2752725同样，在20世纪后50年，中国人综合古今中西，实现新的超越，发展自己的哲学的时候，也没有离开西方哲学思想的启示。经过20世纪百年的学习和训练，中国哲学在西方哲学的催化下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并正在逐步走向世界精神的制高点，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人类文化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西方哲学来到中国，真正发生重大作用的是三种哲学：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进化论，它与当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相联系；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与科学社会主义文化相联系；改革开放阶段的人本主义，它与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相联系。

西方哲学的引进、传播与研究，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作用。从总体上看，西方哲学起到了什么作用呢？这也是对西方哲学的一个历史定位的问题。不妨站在未来主义的立场上对西方哲学予以审视，在21世纪中国人如果创造了新的哲学，那么20世纪就是一个创造新哲学的准备期，准备期的任何一个派别都不足以代表新哲学，来自异域的西方哲学就更不足以代表新哲学了。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应该怎样定位准备期来自西方的哲学呢？它是中国哲学由传统到现代再到未来这一嬗变过程的催化剂。新哲学是对中国传统哲学超越式的发展，西方哲学不过是一个重要的外因。就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殊条件来讲，新哲学创生的确离不开西方哲学。西方哲学以及西方社会对中国传统社会带来的挑战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外因，亦即民族之外的原因。西方列强入侵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文明，坚船利炮和民主政治引导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哲学文化。从哲学本身来讲，西方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本身的发展既带来了严峻挑战，又激发了传统哲学的内在活力，“五四”运动从形式上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从内容上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跃迁，这一点也是不争的事实。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挑战本身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如佛学对传统儒学的挑战与改造就说明了这一点。同样，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挑战本身就是中国哲学发展的组成部分。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方哲学开始传入中国，既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挑战，又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激活。进化论、唯物史观提供了社会革命与思想革新的理论依据；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给予我们崇尚科学、倡扬理性的现代精神；意志主义、生命哲学提供了对生命与自由的新理解。总之，西方哲学提出了对中国传统哲学全方位的挑战和对其合理内容的激活，并给中国哲学注入了许多新内容。然而，我们却不能说西方哲学替代了中国传统哲学，正如西方人替代不了中国人一样。西方哲学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和论战，不过是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环节、步骤和表现方式。

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的直接作用是使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实质上，哲学的现代化就是通过批判舍弃旧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建立新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来改变人的思想观念，也就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可以说，人的现代化是社会整体现代化的核心，它既是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又是社会现代化的最终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输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为主题的思想文化，目的就是改造旧的国民性，培养新的国民，以近代西方“科学”的思想培养具有科学知识与科学精神的新国民，清除国民原有的愚昧、迷信的传统观念；以近代西方“民主”的思想培养具有人文主义和自由、平等精神的新国民，清除国民原有的封建等级观念与“奴性”或人身依附性及思想依赖性。可以说，西方哲学传播在人的现代化层面上首先表现为思想的启蒙，以西方的先进思想来涤荡中国人愚昧、落后的封建意识，重新塑造中国人的现代人格。从思想启蒙来说，西方哲学思想传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严复、章太炎、梁启超，到陈独秀、胡适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思想家们都对思想启蒙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在剧烈的现实斗争面前，他们都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们认识到，仅仅靠社会政治斗争不足以实现国家、社会的整体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关键，没有人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国家、社会的现代化，因此，他们对人的现代化给予了非常的关注。实际上，正是西方哲学思想的巨大启蒙效应才使得中国的现实斗争此起彼伏，才使思想家和革命者在革命斗争暂时失败后，依然为既定的目标而继续奋斗，并最终实现社会制度的革命变革。譬如，西方“民主”与“共和”思想引导人们进行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失败后，革命者仍然为实现“民主”、“共和”的目标而奋斗。同时，他们也意识到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对西方先进思想宣传不够，是因为对中国人的思想启蒙不够广泛、不够彻底。所以，他们又以更大的热情与斗志投入到更大规模的思想启蒙工作中去。正是在“五四”新文化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中，马克思主义才得以广泛传播，正是一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改造自己，通过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以及相应的社会实践而最终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同样，西方哲学的传播与人的现代化也体现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需要科学与民主精神武装的人，需要融会贯通中西文化的人，需要面向世界、具有博大胸怀的一代新人。这一代新人既是传统哲学现代化的主体，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没有这个主体，就谈不上传统哲学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当然，传统哲学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目的和主要标志还是当代中国人的现代化。

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是当代中国哲学的自身理解和自身发展问题，由于主体的迷失，时至今日，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任务仍未完成。怎样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所谓中国传统哲学是指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中国的”和“中国化了的”哲学。“中国的”是指中国原生的哲学，“中国化了的”是指外来的但被中国文化所吸收、认同变成了中国的哲学。“传统哲学”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它既是“过去的”，又是“现在的”。历史上没有过，现在才产生的哲学不能叫传统哲学；历史上曾经有过，但没有流传下来的哲学也不能叫传统哲学。传统哲学必须是过去就有，流传至今，仍为人们所青睐、珍视、信奉的哲学。如果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传统哲学”，那么它的“现代化”就成了问题，它虽是“过去的”，但又是“现在的”，何须现代化？但是在20世纪，有许多学者热心于这项工作，并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从而说明传统哲学现代化的工作还是需要的。没有传统哲学现代化的工作，民族精神就失去了根据，传统哲学就不可能传承下去。中国传统哲学之所以传承到今天，就在于它不断地“现代化”。从发展的意义上讲，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问题，也就是基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问题；从普遍的意义上讲，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问题，也就是现代人对古代哲学的解读问题。

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几乎就是“西化”的同义词。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中，蔡元培就指出，治中国哲学史有两层难处：一是材料问题；二是形式问题。材料的取舍方面须有“汉学”的功夫，而形式上中国古人的著作则“没有可依傍的”，所以“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胡适在这本书中给“哲学”下了一个定义，“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2752726。在胡适看来，“人生切要的问题”体现在哲学上可分为宇宙论、名学或知识论、人生哲学或伦理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等。这样的分类显然是基于西方哲学标准的。而后来冯友兰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则进一步明确了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三分架构。虽然冯友兰在该书的自序中强调书中的主要观点是正统派的，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本书的成功之处恰恰是由于他较之胡适更彻底地以西方哲学的模式来建构中国哲学的系统。冯友兰指出：“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2752727这就是说要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内容按照西方哲学的模式进行重组。然而模式不仅仅关涉到外在的形式，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内容的取舍和诠释的向度。正如冯友兰所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2752728既然是“选出”并且“叙述之”，就必然对原有的中国哲学史有所肢解、遗漏和牵强附会，并且“选出”的标准是冯先生所理解的西方哲学。到三四十年代，梁漱溟、张东荪、熊十力、冯友兰、贺麟、金岳霖都致力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做了基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创新工作，建立了现代中国哲学的新体系。但是，这些新体系并没有获得中国哲学界的广泛认同，也没有成为广泛、深刻地影响中国人观念的新哲学。

50年代以后，中国的学术研究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同三四十年代有显著的区别。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为了凸显哲学思想的发展与社会政治斗争之间的联系，增加和强调了历史上哲学家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的立场和观点；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中国的认识深入，也突出了中国哲学史上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还有十分显著的一点，即为了贯彻“唯物唯心”二分原则，古代思想中的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内容被具体化、原则化了，中国古代哲学家也就被分成了“唯物”和“唯心”两大阵营，历史被严重的现实化了。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些看起来非常显著的，以至于改变了中国哲学研究整体面貌的变化，实际上也只是涉及一些具体的解释原则。如前所述，冯友兰在30年代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就已确立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学术范式，而上述变化，甚至包括冯友兰本人50年代后所编撰的《中国哲学史》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源自西方的学术范式。中国哲学学科的确立反映了中国传统学术现代化过程中由传统的经学模式向现代西方哲学模式的转化，这种转化的实质是通过引进西方的“哲学”观念及其所代表的一整套学术范式，来研究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这与传统学术的本质区别在于，中国思想和中国话语不再是活的思想、活的话语，西方的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话语方式处于主动的、支配的地位，于是中国传统思想内容在很大上程度上成了被处理的材料，成了被对象化的、僵化的东西。但是，中国传统思想并不是被西方人对象化，而只是被受过西方思想影响的中国人即自己的主体对象化。

改革开放以来，有了自由的学术环境，学界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逐步繁荣起来，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果。对于中国历史上主流派哲学家给予了适当的肯定和科学的分析，作了应有的批判继承。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成立了一些研究传统文化的基金会，确立了纪念传统文化的文化节，但由于功利主义的影响和研究队伍的匮乏，研究还不够深入，成果还不够显著。到20世纪、21世纪之交，竟然掀起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的发生，意味着中国传统哲学虽然经过百年的洗礼和嬗变，但是却没有真正建立起自己的主体性，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或者说，基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中国能够影响世界的思想和话语只能在21世纪创生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依赖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结合。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只是传入中国的诸多理论和思潮中的一种，而中国共产党也只是当时各种政党组织中的一个政党。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特殊的理论力量，中国共产党具有特殊的理论自觉。一种理论要有力量，就必须有一个载体，即践行、传播它的主体；一个政党要发展壮大，就必须有一种先进的、正确的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中国面临救亡图存的困境中，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或者说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从此，马克思主义有了它的中国主体，中国共产党有了它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开始了它的中国化进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当代哲学的自身理解和自身发展问题，命题本身包含着两个问题，即“化”什么和怎么“化”，前者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对象和内容，后者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法和路径。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澄清一个问题，即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是确定“化”什么和怎么“化”的基本前提。以往人们总是在传统的体用关系的思维模式中来探讨中西文化的关系，其实是一个认识误区。“体”和“用”是同一个事物的内在本质和外在功能之间的关系，本质是内在规定性，而功能则是事物的外显层面的效用，离开内在本质，则功能无所依托，没有功能的外在展示，本质也无以显露。中学和西学各自都是自有体用的文化系统，而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在它们相遇之前，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事物或两种文化现象，在它们相遇之后，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对立和互补的关系，根本不可能构成“体”和“用”的关系。但是，近代以来，人们对待西方哲学的态度总是陷入体用关系思维的陷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中国哲学去化马克思主义，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来化中国哲学，而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理论者和实践者用中国哲学去化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然主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操作者和价值承载者。既然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那么“化”什么和怎么“化”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要把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基本观点和思想方法具体化、中国化之后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过程中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创新、发展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以人类解放为宗旨，为人们提供了一幅美好的未来世界图景。它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同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紧密结合起来，具有强大的逻辑力量。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人们提供的是认识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世界观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方法论，而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奉为世界真理，完美无缺的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么，它就没有必要中国化了。如果把当代中国人承继的传统哲学看做只有片面的合理性或者没有合理性，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标准来修正自己，最终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看齐，变成马克思主义，那就是把当然的主体客体化了。主体客体化的直接后果是丢弃了本土文化、遗忘了民族传统，同时也误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致使整个国民教化出现巨大的文化断裂和精神落差，以及思想的教条化、僵化和民族意识的躁狂症。“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哲学，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哲学思想。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当代中国人是它的现实载体或唯一主体。只是因为在20世纪初，它赶不上急速发展的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体系的急速扩张，不适应时代的要求，难以真正拯救中华民族，不能作为国人精神文化的支撑，中国共产党才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但是，中国传统哲学仍然构成中国人思想意识的基础，即中国人的精神主体。对于任何一个要保持民族自主性的国家来说，在与外来文化的交融过程中，以本民族文化作为主体都是一个自明性的基本前提，何况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五千年活的文明和文化的古老国家。同样，任何民族和国家的发展不仅不会以放弃本民族文化为代价，反而恰恰是要敞开民族文化的胸怀，通过吸收外来文化为自身注入新的活力，并以此作为再度腾飞的契机。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马克思主义哲学毕竟是产生于欧洲的文化，尽管它居于中国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首要内容，但在民间，支撑中国人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仍然是中国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入世则孔孟，出世则老庄，传统文化仍然是构成国人灵魂的基础内容。因此，以中国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发展需要去“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精髓阐释清楚，吸收过来，为中国的社会现实服务，增添中国人思想意识的生机和活力，弥补中国人思想意识中的缺陷和不足，是马克思走向中国，不是中国走向马克思。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真谛。

作为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其经典著作大都是用欧洲文字写成，其思想精髓也都浸润着欧洲民族的特色，它之所以在20世纪为中国人所认同、接受，是因为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的翻译、诠释和推介工作，许多革命家和中国共产党人做了大量的创新与实践工作，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进程中的巨大历史工程。回顾与反思这项历史工程，是学界的重要任务。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过程，10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在社会实践层面、政治理想层面、价值观层面、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及人生境界层面等多个层面相遇，二者曾经有过激烈的对立与冲突，也曾有过默契的共处与融合。它们共同构成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思想文化资源。从中国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历史大视阈”进行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存在着时代差异和民族差异，也存在着某种价值认同和理想认同。时代差异需要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民族差异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价值认同和理想认同则是二者融会贯通的基础。这种差异与认同，使二者在20世纪中国社会实践过程中互渗、互动、冲突、互补，并始终存在着关键意义上的内在张力。正是凭借这一内在张力的驱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哲学现代化在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相涵化的过程中才逐渐得以实现。我们应该从这样一个同一过程去理解、阐释、描述20世纪中国哲学的历程。

就建立哲学学科和讲哲学的方式来说，20世纪中国哲学的最大特征是向西方学习，整个世纪由“学着讲”开始，经过“照着讲”的曲折，到“接着讲”结束，为中国人在21世纪“自己讲”、“讲自己”的哲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学着讲”是以西方哲学为师，参照西方哲学的范式，分析中国传统思想史中的内容，建立自己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史和哲学，结果是肢解了或曲解了传统思想的整体意蕴，使几千年的思想史也发生了西化，同时也实现了传统学术思想的现代化，形成了中国现代哲学的重大理论成果；“照着讲”是照本宣科，照搬照抄，教条主义，忘记了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的道理，嘲弄哲学的结果是哲学嘲弄了生活，哲学背离了真理，生活陷入了荒唐，把条文当“圣旨”，照葫芦画瓢的做法，使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接着讲”是继承、发挥、发展，抓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的精髓，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融合各种优秀文化资源，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化的中国哲学不遗余力地向前推进。但是，只有“自己讲”才是真正的创造、创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即能够为其他民族所认同并能诠释其他民族哲学的哲学，而不是只能被其他民族哲学所诠释的哲学。

从20世纪初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哲学的主要特征是“学着讲”，中国人学着引进哲学概念，学着讲中国哲学史，学着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各派哲学。这也是中国建立哲学学科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哲学领域活动有两大主题：一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现代性改造，即用中国文化之镜所解读的西方哲学的范式、意涵，反过来对历史传统文化中类似于西方哲学的范畴、意涵进行削足适履式的改造和编排，建立“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二是对西方哲学文化的选择与大量引进，进入中国文化之镜的西方哲学的不同思潮，附在中国人身上继续论战。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具有自身缠绕的性质，首先是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学者或传统文化塑造的叛逆者去选择、解读、引进西方文化，然后用他们所解读、引进的西方文化来批判传统文化，批判的主体与批判的对象从来都不是截然两分的。附在中国人身上论战的西方思潮，也都经过了中国文化的解读，具有了中国文化的性质，并且是针对中国问题的论战。譬如胡适，他既是传统文化的建设者，又是传统文化的叛逆者，他用自己所解读的西方哲学范式整理中国传统学术资源，虽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肢解或臆断，但毕竟使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开始发生现代转型，为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奠立了基础。

新文化运动时期，启蒙救亡成为时代主题，西方哲学的观念、方法和范式进到学术场景的中央，传统的经学、理学成为历史概念。这一时期，人们很少研究纯哲学问题，更多地关注社会政治层面的问题。因此，诸多哲学派别被划归为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三大思潮。三大思潮的交锋主要集中在社会政治问题上，很少有人顾及纯粹哲学的思考，更谈不上建树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问世，骨子里就肩负着改造国家和社会的使命，结果是民主与科学这两大口号一个也没有得以实现。所以，人们用“毁坏大于建设，引进多于自创，思想压倒学术”来概括这一时期哲学的特点。中西之争、科玄论战、梁漱溟的文化类型论等，都是全球文化背景下的事件，同时又与中国的救亡图存密切相关。在三大思潮之外，还有国民党官方哲学。它是中国古代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简单结合，主要表现形态是戴季陶的“道统哲学”、陈立夫的“唯生哲学”和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国民党官方哲学应该有较大影响，但由于时局的战乱和人心的背向，再加上学术理论价值不大，其影响无法与三大思潮比拟。

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经过解体或涅槃，汲取西方哲学精髓，浴火重生，转生为中国现代哲学。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风暴为建构新的哲学廓清了基地，西方哲学的范式和各种各样的思潮为中国哲学的创新提供了参照和养料。在三四十年代，先后诞生了几个重要的哲学体系，熊十力创建了“新唯识论”，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张东荪开创了“多元认识论”，金岳霖建立了“知识论”，贺麟建立了“新心学”。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流派纷呈，波澜壮阔，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理论思维及价值观念的转换；传统学术思想完成了它的现代转型，中国哲学开始面向世界。新的哲学体系虽然气象各异，却都贯通古今中西、开辟了新的叙事规则和话语方式，为哲学在中国成为现代意义的学术研究领域，成为培养专门人才的专业学科奠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也形成于这一时期，并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这一理论成果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哲学的主要特征是“照着讲”。

这一时期，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政治替代了学术，运动湮没了一切。哲学不可避免地被政治化了，其发展的道路曲折而艰辛，留下了许多沉痛的教训。专业哲学家被迫无休止地自我批判和忏悔。思想改造运动和对胡适、梁漱溟等人的政治批判声势浩大。经过破旧立新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之后，哲学界的思想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一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违背的思想学说均遭到清除，被扣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封建主义帽子而不断地遭受洗涤。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严密的文化体制控制下，具有思想创造意义的哲学活动不复存在，学术意义上的哲学家不复存在，只剩下政治哲学、批判哲学和斗争哲学以及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和宣传者。中国大陆只剩下一种哲学即来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内含的单一性思维方式，以教科书的形式巩固下来，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成为大多数人的思维定式，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走向教条主义。

在教条主义的禁锢下，人们的思想对经典条文虽有所演绎，但主要倾向是“照着讲”，即照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部分条文讲，照着苏联教科书讲，照着毛泽东的语录讲。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全国掀起了学习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为推动这一热潮的深入发展，出版了一批苏联学者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和教科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普及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照着讲”提供了充足的底本。学者们虽然在社会发展动力、过渡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矛盾的性质、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等问题上展开了讨论，且某些方面不乏新意，但基本观点都没有超出苏联教科书规定。1958年掀起的工农兵学哲学运动，形势搞得轰轰烈烈，普及取得很大成绩，但最终演化成“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庸俗化、简单化、实用化的形式主义，歪曲了哲学的世界观理论和爱智之学的性质。工农兵学哲学运动的结果是使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书斋里走出来，来到工厂车间、田间地头、部队军营，普及了简单的观点，抑制了理论研究。人们的思维被禁锢于经典作家的旧条文之中，哲学失去了新话语，成了典型的“照着讲”。结果使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变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理论上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变成了实践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文化大革命”期间，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斗争哲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不分古今，无论中西，均遭受到无情的毁坏和践踏，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哲学毫无例外地被贴上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标签，唯一的宿命就是被歪曲、被批判、被否定，学术意义上的哲学研究荡然无存。与此同时，生活在台港海外的哲学家因为有较宽松的学术环境和稳定的工作条件，从而创造出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如新儒学第二期的代表人物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自由主义者殷海光，诗哲方东美，佛学大师印顺，士林哲学的主将罗光等，他们都在各自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20世纪中国哲学增添了不少光彩。

从1978年掀起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到20世纪末是中国哲学“接着讲”的时期。“接着讲”是从教条主义和“左”倾思潮，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返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典和真精神，立足世界的实际，立足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借鉴当代国外哲学研究的成果，接着经典作家的思想讲下去，不再“照着”经典作家的某些条文讲下去，讲了许多新话。这一时期的主旋律是个人主体精神的觉醒，根据时间的推移和逻辑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0年，是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时期。经过讨论重新确立了实践理性的权威，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把过去的一切都诉诸实践理性法庭予以评判。颠覆了“左”倾路线所带来的空想主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专制主义，冲破了教条主义和现代迷信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开辟了解放思想的新时代，为“接着讲”奠立了广阔的思想基础。

第二阶段：1980—1984年，是关于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时期。从1980年开始，哲学争论的重心由真理标准问题转向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这意味着从对“两个凡是”的批判，转向了对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标志着人们的目光从外在的偶像转向了人自身，从而发现了作为精神主体的“人”。人的权力、人的价值、人的需要、人的尊严和人的自由在理论上得到确认。这是实践理性的发展，也是真理标准问题合乎逻辑的深化。

第三阶段：1984—1990年，是中西文化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讨论的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热潮，对西方哲学的研究走上了正常轨道；西方各种哲学思潮和中国传统哲学发生冲突与融合，中西哲学比较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注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与体系、哲学基本问题、主客体关系、实践唯物主义等课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

第四阶段：1990—2000年，是诸多哲学热点问题的讨论时期。中国哲学研究的论题、问题、层面、方式、话语、维度、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特征，形成了平和、宽容、共处的文化氛围。实践哲学、交往理论、文化哲学、、发展哲学、价值哲学、人学研究、新儒学研究、后现代主义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全球化时代的哲学理念等。这些哲学热点问题的讨论，推动了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以及论题、层面、维度的快速多元化发展，并形成了平和、宽容、共处的学术氛围。

“接着讲”的前提是“返本”，即返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唯有如此才能接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精髓讲下去，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返回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途径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作为一个活的系统整体来研读，不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看成分散的、无序的、静止的，不再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语看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置于世界哲学文化背景中予以考察，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并立足于中国和世界的现实，为“接着讲”找到真实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基础。

在“接着讲”时期，哲学界出现了五彩缤纷、姹紫嫣红的新局面。两岸三地学术交融，30年天各一方的局面成为过去。海外新儒学日益活跃并给西方思潮对中国文化的批评以积极的回应。作为民族之魂的“中国哲学”重新得到整合。

纵观20世纪的中国哲学，中国人虽然如醉如痴地爱智慧和孜孜不倦地求真理，但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中国人还没有真正意义上“自己讲”的哲学。“学着讲”、“照着讲”、“接着讲”都是以外国哲学或前人的哲学为依傍。当然，这是就总体趋势而言，并且各特征阶段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具体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经在“学着讲”的过程中开始了“接着讲”和“自己讲”；从1949年到1978年主要倾向是“照着讲”，但也有不少“接着讲”和“自己讲”的成分。毛泽东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过程中就提出了不少有创造性的哲学观点；1978年以后，总趋势是返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接着讲”，同时也进行了许多“自己讲”的尝试。

历史进入21世纪已有12年，中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并逐步走向世界的前列。中国人正在走向世界，中国语言正在走向世界，中国文化正在走向世界。在21世纪，西方哲学不能给我们以指导，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不能给我们以指导，中国传统哲学也不能给我们以指导，现代中国人只有自己创造自己的哲学，用以指导自己、影响世界了。在“自己讲”哲学的时代，需要学者们百无禁忌，献身真理，勇敢地从事思想领域的探险，牢牢地抓住时代问题，发扬批判精神，独辟蹊径，走向未来，努力开创中国人“自己讲”哲学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