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基于要素齐质性假设，劳动力转移下的农业发展方式为发展经济学的若干经典文献所揭示：劳动力转移过程即农业资源结构的转变和升级的过程，过剩劳动力因转移将减少乃至消失，而资本、技术等现代要素因转移将被大规模引入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的动力机制随着资源结构的变化而转换，增长力几近耗竭的传统要素逐渐让位于贡献率显著的现代农业资源，农业由此成长为高增长率部门；资源结构及其配置方式的改变会衍生出农业生产组织制度变迁的动因，传统农户将因之演化向企业型的市场组织。农业技术与制度变迁的结果，是农业与非农产业收益率趋同的现代化。

由于自然禀赋特别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非匀质性，劳动力齐质性假设显著地背离了事实。中国的经验表明，劳动力转移不仅是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减少过程，同时伴随该过程的有劳动力质量的流失——其突出表现是由年轻化、男性化所体现的转移劳动力的高人力资本特征。在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双重转移的条件下，经典发展理论构建的农业发展方式还是否有效？即在附带质量因素的劳动力转移过程中还是否蕴含着农业现代化转变的必然逻辑？同时，对于拥有世界近1/5人口的中国而言，如此劳动力再配置是否构成粮食安全的巨大风险？这是包括传统发展经济学在内的既有理论工具未曾涉及的问题，它又是当今中国农业发展必须予以解决的重大课题之一。本书所开展的研究工作，就是试图对劳动力选择性转移而引致的农业发展的新问题做一尝试性解答。

二

本书的研究涉及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选择性转移与内生农业发展方式的提出。农业发展方式是在资源结构和发展目标结构约束下对农业发展手段、发展道路和发展机制等所做出的选择。依据要素投入结构的差异，可以把农业发展方式区分为：主要依靠土地和劳动这类禀赋性资源驱动产出增长的古典农业发展方式，物质资本大规模投入且其在产出增长中贡献率显著的新古典农业发展方式，以及人力资本及其推动的技术进步对产出增长存在决定性影响的内生农业发展方式。劳动力的择优性转移，无疑会加速消除过剩农业劳动力数量，也有利于提高农业部门物质资本积累率和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物质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同时，伴随选择性转移过程的还有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需求的增长和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动态深化。资源结构的变化自然产生要素投入结构的改变，相应地，由投入结构或动力结构所决定的农业发展方式也将由古典、新古典方式向内生方式演进。当前，中国劳动力非农化的选择性特征，既向传统的古典和新古典农业发展方式提出挑战，也孕育着新的内生农业发展方式生成的巨大契机。

选择性转移与内生农业发展要素的形成。本书把农业人力资本视作内生农业发展要素。这首先是对内生增长理论相关概念的借用，但更为主要的是，农业人力资本可以成为劳动力选择性转移行为的被解释变量。第一，选择性转移即农业人力资本选择高报酬率机会的再配置。当人力资本高报酬率机会可能给予农民并被他们意识到时，这必然会激发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意愿，其现实表现是农民对其技能培训、特别是对其子女教育的空前重视。第二，在非农部门，工资率是人力资本的正函数。选择性转移不仅为农民拓展了新的就业领域，也提高了农民非农收入的增长幅度。收入的增长有利于把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意愿转化为现实的需求。第三，按照贝克尔的新家庭经济学，人力资本与生育率负相关。在选择性转移推动人力资本积累率和人力资本存量水平提高的同时，农村居民家庭的生育率显著地下降了。而生育率的下降又为人力资本积累率的提高创造出有利条件。也就是说，伴随着劳动力择优转移过程，人力资本同时为生育率变化而内生。第四，农业从业劳动力素质的变化取决于选择性转移引致的人力资本流失率和积累率之间的对比关系。只有当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使农业生产的有利性充分显现时，才可能出现积累率大于流失率的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深化。那时，内生农业发展方式才将最终形成。

内生要素驱动下的农业发展：宏观分析。与传统农业人力资本的长期低水平均衡不同，现代农业中人力资本的需求和供给的均衡则处在不断提高之中。人力资本的低水平静态均衡与高水平动态均衡是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分界。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两类均衡状态显示，人力资本贡献于农业发展存在着某一门槛临界值。当人力资本水平低于该门槛值时，人力资本不构成农业增长的源泉，农业发展陷入低水平陷阱；一旦人力资本水平突破该门槛临界值，农业部门就会在人力资本的驱动下进入快速发展轨道。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的根源，在于农业技术进步呈现出技能偏态和非技能偏态的类型差异。技术为资源结构所专有。劳动力数量丰裕且廉价时，适宜技术类型选择是劳动数量偏向的或非技能偏态的；若劳动力转变为短边资源，技术突破的方向就要寻求对紧缺的劳动数量的替代，而技能偏态型技术就是可替代的技术类型之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发展，是非技能偏态技术类型向技能偏态技术类型的演化过程，也是人力资本低水平静态均衡向高水平动态均衡的适应性转变过程。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则是实现上述两种转变的前提条件之一。

内生要素驱动下的农业发展：微观分析。由于工业化和市场化极大地改变了人口量—质收益率的对比关系，中国广大农户家庭的生育偏好明显地转向了质量方面。人口偏好的这种逆转，提高了家庭成员的专业化技能，促进了家庭劳动分工的发展；基于人口偏好转变产生的分工经济成为农户跳出长期以来由于低技能和低分工被动维系的“马尔萨斯贫困陷阱”的重要契机，从而使农民收入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在存在报酬率差异的社会经济分工体系中，具有人力资本存量优势的城镇职工能够获得在高工资率的一级市场稳定就业的机会，且专业化程度较高；而农村劳动力一般仅能在次级市场寻求一份不稳定且低报酬的工作，其中大多数劳动力尚处于兼业化或低专业化状态。分工经济的差异，决定了城乡劳动力的工资曲线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城市高于农村的截距。同时，收入挣得能力的变化率，主要决定于劳动者整个生命周期中人力资本投资的变动率。考虑到受教育机会、“干中学”效应以及生育率差异决定的人力资本的不同积累率，城市劳动力的工资曲线的斜率必然大于农村劳动力。城乡劳动力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就成为难以避免的事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收敛的要件之一，是在生育率选择和人力资本投资及存量方面实现趋同。

三

引入质量因素的农业劳动力流动模型，蕴含着被经典发展理论和其他相关研究文献剔除或无法包容的诸多新的见解和新的主张。择其要者如：

质量过剩劳动力和非技能偏态技术进步假说。劳动力大规模选择性转移下中国农业产出持续、快速增长的事实表明，在现阶段的中国农业部门，不仅存在着数量意义的过剩劳动力，而且存在着质量意义的过剩劳动力。当每一单位技能劳动力投入带来的边际产量不大于单位非技能劳动力的边际产量时，就可以定义存在着质量过剩劳动力（或劳动力质量过剩）。质量过剩劳动力产生于农业部门现有的可行技术选择。该种技术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其与农业劳动力的技能之间非互补，即该种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对技术使用主体的技能未形成显著依赖。质量过剩劳动力与非技能偏态技术是农业发展低级阶段的重要特征。

农村人力资本转移性深化观点。农民是理性的。面对非农产业显著高于农业的工资率，当劳动力市场开放且当转移收益大于转移成本时，农民就可能在跨部门“套利”动机的驱使下转向非农就业；当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提高转移概率、非农工资率进而增进转移收益，并有利于降低转移成本时，农民就会调整支出结构增加有助于提高转移能力的人力资本投资；当人力资本回报率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呈现不断提升之势，且大于其他投资的收益率时，农民就会加速这种投资，实现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增长。当人力资本积累率大于转移的选择性产生的人力资本流失率时，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也可以随着转移过程而深化。

对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有效性的重新认识。若忽略或未识别选择性转移过程中农民人力资本积累率的适应性改变，就难以认可依据二元经济模型所推演的中国农业现代化前景及其演化路径的有效性。如果把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力资本积累率处理为劳动力选择性转移过程的内生变量，并且有某种社会支持方案的实施来保障农民人力资本投资需求的实现，劳动力的异质化问题将因此最终会回归到齐质化。遵循人力资本内生积累假设，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仍然可以作为分析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下农业发展的有效工具；中国农业的现代化，仍然是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所揭示的二元结构的一元化转变。

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下的农业发展政策选择。依据二元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农业发展政策的基本内容是消除过剩劳动力和实现农业技术进步，而农业技术进步的核心是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在劳动力选择性转移背景下，农业发展政策调节的主要目标，应由物质资本及其承载的技术这些客体性要素的增长转向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方面。第一，保护和支持基于选择性转移而激发的农民人力资本投资的旺盛需求，通过“补偿性教育”制度设计，加速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其重点是增加面向农村居民的教育和培训机会的供给；同时对农村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本投资能力给予资助。第二，进一步开放面向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市场，消除阻滞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历史遗留的与现实生成的各种制度性障碍，实现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流动性增长和代际优化。第三，适时调整现行农村土地制度，扩大农业生产规模，促进农业生产组织的企业化转变，激励和支持现代农业技术的广泛采用，把农业逐步改造成为高素质劳动力的竞争性就业部门。

四

所谓选择性转移，即考虑劳动力转移中的质量因素。考察选择性转移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可以在引入人力资本的包含劳动力流动的农业发展理论框架内进行。因此，本书研究的主要创新性工作，是在放弃劳动力齐质性假设的前提下，将人力资本因素引入刘易斯、费景汉和拉尼斯等人的农业劳动力流动模型，尝试构建一个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双重转移下的农业发展的初步分析框架，并着力寻求这一新的理论框架所能推演出的农业发展的新含义。

本书研究的主要价值在于所作的理论创新努力。即，通过引入人力资本因素试图扩展和完善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以提高经典劳动力转移模型对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适应性和解释力；或者说，企望借助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实践，来创新和完善发展经济学的既有分析工具。同时，能够预期，本书研究所提供的政策建议的实施，将有利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和农业的现代转型，也有助于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类型升级的实现和中国农业产出的持续增长。因此，本书研究的实际价值存在。

劳动力异质性假设下的农业劳动力流动模型和农业发展理论的构建，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研究工作。虽然我们的努力是将人力资本因素引入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但包含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双重转移的统一而严密的农业发展模型的构建，在项目给定的两三年研究时间里我们未能够实现。也就是说，在我们实际完成的本书中，各章之间的联系是相对非紧密的。内生增长理论可以为分析劳动力选择性转移提供若干有用的分析工具，但由于内生增长理论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因此，其对本书研究的借鉴意义有限。寻求边际分析、均衡分析等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有效替代工具，可能是破解劳动力异质性引发的研究困难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