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育宁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善于书写的民族，因而中华自古多文献。我国现有古籍总量超过4000万册，这些承载着岁月沧桑的古籍，记载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历史和创造。在这些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地方志文献。有资料统计，我国现存方志约8500多种。编修地方志有悠久的传统。“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梁启超语）“家有谱，郡有志，国有史，人文兼备，法制森然。”（明朝杨守礼《重修宁夏新志序》）“志书，一方之史也，所以备纪载，便历览，使人得以观感于前而兴起于后，关系攸大，岂曰小补之哉？”（明朝王珣《宁夏新志序》）明朝修志成就很大，明永乐十年（1412）令“天下郡、县、卫、所皆修志”，而且颁降修志条例，统一规格体例。清代是我国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各地设志局，省有“通志”，府有“府志”，州有“州志”。宁夏方志主要成书于明清两朝，下及民国时期，传世不到四十种。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它们记录了宁夏地区历史发展的进程和沧桑变化，反映了这一地区各民族的发展轨迹，凝聚着生于斯、长于斯的先民们的智慧，是地方进步及民族融合、发展的见证，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保护好、传承好这批珍贵文献，对其文化价值进行深入研究、利用，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多年来，宁夏学者对宁夏方志研究筚路蓝缕，发凡起例，特别是文献整理研究取得了一批富有创造性的成果。中青年学者在前辈学者开创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不断取得新成绩。胡玉冰博士的《宁夏地方志研究》就是近年来宁夏地方志研究方面取得的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成果。

《宁夏地方志研究》是胡玉冰博士主持的200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作者以刊印或抄写于1949年以前的宁夏地方志书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期较为全面地反映宁夏方志文献的特点及其价值。我认为，这本著作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术特色。

一 研究内容系统、全面

宁夏方志研究主要始于20世纪80年代，成果均以论文的方式发表。《宁夏地方志研究》则以著作的方式呈现最新研究成果，研究内容全面，且有较强的系统性，是第一部系统、全面研究宁夏方志的学术著作。作者通过多年的普查工作，基本梳理出宁夏方志的全貌，对传世的全部三十多种宁夏方志逐一进行研究，并对亡佚的宁夏方志也尽可能爬梳资料进行分析。这本著作将宁夏方志作为一类特殊的历史文献进行整体性研究，从体例构建上看，先总志，后分志。总志按时代顺序，由明朝至民国；分志按宁夏最新行政区划，以银川市、石嘴山市、吴忠市、中卫市、固原市的顺序分别研究。层次清楚，逻辑性很强。

对宁夏方志的研究，以往主要侧重用目录提要的方式介绍方志内容，对其学术价值的评析较为笼统，较少细致入微的文献考证分析。这本著作对每一种传世方志的研究都分内容介绍与分析评价两部分。内容介绍包括编纂者生平、编纂时间、编纂体例、内容卷帙、版本特征及存藏情况、今人整理研究情况等。分析评价不盲从旧说，而是对照原典逐条分析，力争还原方志真实的信息。在对宁夏方志的整理与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时，凡以点校、注释、今译、影印、资料汇编、索引、书目等方式对方志有涉及者，均列入整理研究的范围。评价研究涉及主要编修人员生平事迹、方志编纂背景、体例得失、内容及版本优劣、文本文字的错讹衍脱倒等现象、文献价值等，不回避曾有争议的问题，对于今人整理成果中存在的问题也能较为客观公允地加以评析。这样，对宁夏方志的研究，既有宏观层面的综合叙述，亦有具体而微的个案研究。点面结合，多角度、多方面研究宁夏方志，推动方志研究学术水平攀上新高度。

二 普查方法有开拓与创新

作者的研究首先立足于扎实、全面、系统的文献普查。在普查对象上，以传世方志为重点普查对象，同时也注重对各种资料中提及的、现已亡佚的宁夏方志的信息搜集，以期全面反映宁夏方志的整体面貌。另外，既分类普查方志的原本文献，也分类梳理相关整理或研究成果，目的是想使普查所获资料既全面反映宁夏方志的整理研究现状，也为后续的整理研究奠定坚实的成果基础。在普查方法与内容上，既遵照已有规范来进行，也根据实际需要有所创新。比如在普查内容方面，既依据基本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等工具书，进行常规内容如方志名称、监修者、编纂者、编修年代、卷数、馆藏单位等普查，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能坚持不懈、克服困难，对几乎所有传世的方志都能做到一一对照原版旧志，逐条验证分析已有著录内容，对所发现的问题一一给予修订，并补充普查各旧志附录的序跋、各志正式刊行年代、版本之行款、牌记、版心、刻工、藏书印章等细节信息，使宁夏旧志的著录内容更加全面、准确、可信。普查范围不局限于国内，也关注海外藏收情况。作者除到宁夏、甘肃、陕西等省区相关图书馆进行普查外，还利用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复旦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有利时机，对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存藏宁夏方志的情况也进行了普查。特别是利用在日本访学的机会，与日本学者合作，就日本所藏宁夏旧志进行普查与研究，首次基本摸清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京都大学等单位存藏宁夏方志的情况，目验了多种珍贵的孤本宁夏方志，把学界有关日本藏宁夏方志的研究水平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三 研究范式与方法有较强的创新价值

作者在研究上力求创新，在研究范式与方法上突破以往多以目录解题的形式提要式地介绍方志的编纂时代、编纂者、编纂体例及主要内容等的做法。该著作对传世的宁夏方志研究以时代为经，以文献为纬，以单种志书为研究单元，不限于对方志的简单内容描述，而是从文献学角度深入研究方志诸多方面的情况。如方志编修者生平部分，为方志的主修者、实际编纂者撰写小传，每一条小传均随文注明参考文献，以备查考。多位人物如胡汝砺、管律、黄璟等的小传均较已有的传记成果有新突破。对于方志文本的研究，则运用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使研究角度与深度都有了较大的拓展。如明朝庆靖王朱 编《宁夏志》是传世的宁夏旧志中成书时间最早的一部，作者研究该志，首先充分了解、借鉴前人的学术成果，同时也发现了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如该志东传日本的时间问题，学者基本没有深入研究过。作者利用自己目验的结果，找到了更多的版本证据，指出传世的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馆藏孤本《宁夏志》是残本而非全本，原本当为明朝徐 藏于红雨楼，徐氏藏本至晚当于清朝康熙五十三年（时当日本中御门天皇正德四年，1714）传入日本。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对原四册线装的《宁夏志》线装为两册，馆藏至今。《宁夏志》在日本至少已经传藏了两百九十八年。作者还对《宁夏志》史料来源、编刊质量等进行深入分析，在全面考证的基础上，指出了《宁夏志》编纂和刊刻质量上存在的诸多问题，但也给予了客观评价，具体分析了《宁夏志》作为一部地方志书的独到利用价值。总之，胡玉冰博士对方志研究的视点较以往的研究有了较多的增加，研究内容更加细密、深入，将宁夏旧志的研究水平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对方志文献的整理研究既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又是一项十分严肃和需要负责任的任务。胡玉冰博士通过自己的研究深刻体会到，“旧志整理会为今人研究利用旧志资料提供极大的便利，但整理一定要符合相关学术规范，否则就会有诬古人，贻误后人。宁夏旧志整理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为从事宁夏文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我们也实事求是地认识到，宁夏旧志的整理还需要更加精细些，有些旧志版本上存在的文字或内容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旧志整理的整体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些认识和体会是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的。

胡玉冰博士是土生土长的宁夏人，有较为扎实的古文献学学术功底，有一定的学术远见。1991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整整二十年，一直潜心学术，从事地方与民族古文献整理研究与教学工作。他立足宁夏实际情况，学术视野开阔，主要以西夏文献、宁夏地方文献及回族文献为整理研究对象，出版的《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是他多年来研究西夏文献的研究成果，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得到了学界的好评。我曾以《宁夏学术研究的精品》（《宁夏日报》2007年9月14日）为题，评价他潜心打造学术精品的创新精神。此次推出的《宁夏地方志研究》，是他研究宁夏地方文献的力作。阅读胡玉冰博士这部50多万字的著作，其辛勤和功力殊堪赞赏。但也要看到，其著作也并非完美无缺。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个别善本或孤本方志如天一阁藏（弘治）《宁夏新志》、（嘉靖）《宁夏新志》，甘图藏（乾隆）《新修朔方广武志》、美国国会图书馆藏（道光）《隆德县续志》等作者未获目验，这无形中会影响到对这些志书的深入研究。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宁夏地方志研究》的出版，不仅表明宁夏本土学者已具有了国家层面的、较高的方志研究水平，会有力地提高宁夏学者研究方志的学术层次，同时，这部学术著作的出版，对于全国其他省别方志的研究也将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目前，胡玉冰博士又完成《西夏书校补》（中华书局待版），正在完成《西夏书事校注》、《清真指南校注》等科研课题，课题成果都是地方与民族古籍整理著作，相信这些著作的陆续推出，一定会嘉惠学林，利于学术。胡玉冰博士在个人取得学术成绩的同时，也非常重视人才培养工作。作为古文献学方向的研究生导师，他结合个人的科研实践，积累了一定的古籍整理研究人才培养经验。在完成《宁夏地方志研究》的过程中，他指导研究生以宁夏固原市、湖北荆门市、山东临沂市辖境地方旧志及明清时期回族古文献等地方、民族古文献为研究对象，撰写出了一批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学位论文，形成了较有特色的文科研究生培养方向，这种结合导师研究课题指导学生开展学术训练的方法无疑值得大力提倡。

玉冰博士是我的北大校友，我们相识有年。作为学长，我很高兴看到他在学术上取得新成绩。衷心希望玉冰博士能再接再厉，学术更上新台阶。

是为序。

2012年4月于宁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