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作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慈善事业日益成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在社会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慈善发展势头强劲，捐赠额和基金会数量屡创新高，公益行动、志愿者、非政府组织、微慈善、网络慈善……各种新生事物如雨后春草，正在改变中国社会的面貌。2008年，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大爱中国的巨大能量。201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16年3月，《慈善法》审议通过，中国慈善事业驶上了快车道。由于种种原因，制度法规不健全、监督管理不到位、慈善活动不规范、慈善氛围不浓厚，影响了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2011年6月，“郭美美事件”引发的红十字会信任危机，迅速殃及整个慈善事业。一次恶性事件，竟然撼动百年红会基业，让其信誉跌到谷底，也折射出当前慈善发展的尴尬局面：一边是迅速增长的慈善组织数量与善款数额，一边是脆弱的资金链条和社会信任的缺失。

慈善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有赖于全社会慈善意识的增强和慈善文化的培育。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广泛普及慈善文化、弘扬慈善精神、宣传慈善典型，激发社会各界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心怀慈善、人人参与慈善的浓厚氛围，共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应有贡献。”2789298在汲取传统精华、借鉴海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塑造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慈善文化，是中国当前慈善公益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儒释道均强调慈善，各种典籍中相关记载更是汗牛充栋。《周易》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道德经》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论语》说：“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佛教讲：“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太上感应篇》讲：“积德累功，慈心于物。”《了凡四训》提倡：“命自我立，福自己求。”这些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深深扎根于民众生活之中的主流价值。慈善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除关注慈善思想外，应该将目光更多投向慈善制度、组织及慈善家群体之中。

回顾历史，人们经常会陷入矛盾之中：对于先贤的嘉言懿行或制度典章如数家珍，赞誉有加；但对组织运作及具体实践则语焉不详，诸多贬斥。对于传统慈善，这一点体现的格外明显。中国最早的慈善组织是什么？各种社会保障政策施行情况如何？政府的恤政能否纳入慈善事业范畴？养济院、育婴堂、同善堂、清节堂都是哪些名堂？传统慈善对当下有何借鉴之处？这些问题，慈善实务界和学术界很多人都说不清楚。对于中国传统慈善，很长时间充斥着深深的偏见与误解。十多年前，《中国大百科全书》“慈善事业”词条，认为慈善“带有浓重的宗教和迷信，其目的是为了做好事求善报……它只是对少数人的一种暂时的、消极的救济……它的社会效果存有争议。”这种表述在很长时间代表了舆论与学界的流行看法。如果追溯会发现，这种观点晚清时期就很普遍了。120多年前，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在《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将仁慈列为中国人的“美德”，又认为中国人“缺乏同情心”。他写道：“让现实的慈善活动变成一种本能，无论是否有确知的需求，都利用一切机会去做善事，这样的心理在中国人中间几乎是完全看不到的。这的确不能说是人类的进步。”“任何一个有脑子的中国人都会意识到，为减轻灾害所做的那些努力全都是徒劳无益的，无论是个人的善举还是政府的干预。”他不无自豪地提出，中国人应该学西方，“必须经历西方国家所经历过的那个过程，这个过程使仁慈成为生活中一个固有的组成部分”。他又很惊讶：“在完全缺乏体制、统筹和监管的情况下，慈善行为居然还能进行下来。”2789299从这些论述中很容易看到近代化过程中对中国传统的贬损和否定，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的优越感。

作为一个伟大而悠久的文明，难道中国文化是说得很好，做得很差么？“传统”是落后的过去，还是故纸堆、博物馆中的遗存呢？这些绝非无关宏旨的小问题，而是关乎中华文化自觉、自信、自强的重要问题。191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的上海人朱友渔提交了《中国慈善事业的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Philanthropy）的博士学位论文。他用自己的研究，有力地驳斥了西方的观点：“中国人在公共慈善领域的作为是不值一提的，而且中国人本土的美德中并不包含慈善精神。”他将中国置于世界文明之中，对历代的慈善思想和实践做了第一次全面的论述。他提出：“民间自发产生和参与的慈善实际上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来自帝国的慈善显得相形见绌。”“中国慈善精神反映出中华民族心中业已成熟的社会意识。”“随着民族精神和民族向心力的崛起，中国慈善将会拥有更广阔的国民基础。”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难之际，他从慈善事业出发，发现了中国可贵的新国民精神，认为中国独自的慈善博爱精神可以成为近代民主主义的基础，中国土生土长的善会善堂可以成为近代都市行政的基础。在书的末尾，他高呼：“公元前2000年，世界见证了古代中国的崛起。公元后2000年的今天，在新的历史时代下，中国新国民精神正在萌芽成长，一个崭新的中国正在崛起。”2789300读着这本小册子，不禁为那颗滚烫的赤子之心感动得热泪盈眶。“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辛亥革命没有根本改变中国，百年后的今天，中国正在快速崛起，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歌猛进，中华慈善事业也在迅猛发展。如何重新估价的传统慈善事业，显得很有意义。

永昌博士的新著《清代江南义葬与地方社会》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问序于我。翻看厚厚的书稿，深感这是很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成果。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类型多样，体系复杂，地域差距极大，区域研究和类型研究显得格外重要。五年前，他的《传统慈善组织与社会发展：以明清湖北为中心》，是学界第一本研究湖北慈善史的论著。这本由博士学位论文完善而来的新作，是第一本研究义葬的论著。从2007年攻读博士学位至今，可谓“十年磨一剑”。作者系统梳理义葬的理念与制度的发展演变，分析江南义葬类慈善事业的基本形态、时空发展、社会功能等，以义葬为中心，关照慈善事业与地方社会整体。全书逻辑严密，抽丝剥茧，揭示了传统慈善的丰富内涵和诸多面向。从本科到参加工作，永昌博士执着深耕于慈善文化领域，直面学术前沿，善于理论创新，具有良好的学术素养。三十多岁，大好年华，希望他能珍惜学术人生，研究之路越走越宽，成果越来越多。

是为序。

杨立志

2017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