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康

按时间段划分，中国文学史研究大致可分为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小说作为重要的文学体裁，其研究也相应地分为从古代到当代四个板块。数十年来，各自的成果都十分丰硕，但不平衡态势也非常明显：一是各板块内部不平衡，如古代小说范围内，通俗小说研究占了绝对优势，文言小说研究就相当少；若按唐宋传奇、宋元话本与明清小说三部分作比较，那有关明清小说的论文与专著就远远超过了前两部分。明清小说的研究状况也不平衡，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00年明清小说作家作品研究的论文共17831篇，而有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红楼梦》与《儒林外史》七部名著及其作者的研究论文共17315篇，占总数的87.72%。2000年至今又过了十多年，但这种研究不平衡的状态依旧。二是四个研究板块间的不平衡，最突出的是，有关近代小说研究的论文，与古代小说或现当代小说研究都无法相比。若论作品数量，现已知近代小说作品有五千余种，实在不能算少；若论时间跨度，从鸦片战争到清王朝灭亡，近代共72年，超过了现代小说的时间跨度，而且到目前为止，也超过了正在不断延伸的当代小说的时间跨度。两相对比，近代小说的研究就显得较为薄弱。

若从中国小说系统的发展历程着眼，近代小说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小说的发展并不只是作家作品的连缀，它还涉及与出版传播、小说理论、读者群呼应与官方文化政策等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创作与上述四者及其相互间的约束组成了一个系统，它制约了小说发展的途径、速度与规模。从明万历朝以降直至清咸丰间，这个系统一直处于基本稳定状态。作者的组成较为单一，基本上是失意的下层文人；新作问世的速率虽也有波动，但总体均衡；读者群的规模并未有过大的变化；指导创作与阅读的思想一直是讲究劝惩，教化为先；正统的意识形态与相应的法令，对小说始终是鄙视与排斥。进入现代小说阶段后，五个要素的相互约束也是呈现出一种平衡状态。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这两个发展系统都同样是基本稳定，但后者的规模更大，内容更丰富，形态也更呈现出多样化。衔接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这两个发展系统的是近代小说，它的历史使命是完成两个发展系统的过渡与转换，这决定了它所进行的是打破平衡，经过动荡后达到新的平衡。在两个小说发展体系承担了过渡转换功用，这是中国小说史上仅有的典型案例，它的独特的研究价值不言而喻。

可是迄今为止，近代小说研究与它该完成的目标还相距甚远。与明清小说的研究多集中于那七部名著相仿，比较多的近代小说研究论文关注的是《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谴责小说及其作者，或者是《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与《小说林》等著名小说专刊，近二十年来一些治现代小说者作追溯式探寻，他们关注梁启超的相关活动，于是“小说界革命”成了研究重点。这些研究当然很重要，但相对于近代小说的众多作品、众多专家以及众多文学现象，覆盖面实在是小而又小。至于近代小说如何完成两个小说发展体系间的过渡转换，则只有个别的论著提及，人们似乎尚未意识到期间竟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光绪初年前后，印刷业开始了近代化改造，它的逐渐普及，强烈地刺激了小说发展系统内其他要素的变化。小说单行本的价廉物美使读者群迅速扩容，稍后报刊小说的出现加快了这一趋势，并开始改变读者的欣赏习惯。创作环节因跟不上读者的需求与印刷能力的快速提升而倍受压力，随着较多社会阶层的参与，人们的小说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小说地位从历遭排斥突跃至文学殿堂的尊席。官方的政策也有所改变，朝廷学部甚至还采择了一些小说作为学堂的“宣讲用书”。在国内外各种矛盾逐步趋于尖锐的大背景下，短短的三十余年间小说发展系统的各要素出现如此众多且重大的变化，它们之间互相刺激、制衡的关系又犬牙交错，令人眼花缭乱，所谓小说发展系统的过渡转换，就是在这动荡、冲突与磨合的过程中完成。这是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研究范畴，可惜的是，它在许多研究者的视野中并不存在。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局面？这恐怕和近代小说研究本身的基础有关。现代小说几乎在开始行进之时，“学科”的观念正在树立，相应的研究已同步展开，从资料搜集整理到研究视野、方法的调整都在不断地完善之中，当代小说的情形亦是如此。至于古代小说，众多前辈学者多年的辛勤耕耘，使其研究的基础相对较扎实周全。近代小说则不然，很少有人致力于基础资料的系统搜集整理，而它的作品数量以及作家、各类报刊和各种文学现象均是十分庞大的存在，其中不少到今日已经散佚，尚存者又分藏于各地的图书馆，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实属不易，而缺乏这个扎实的基础，研究自然就难以令人满意。

近代小说的研究尚较薄弱，研究的精力又偏重于名作名人与名刊，这种局面的形成又有客观上的原因：近代小说的作品数量虽然庞大，但平庸乏味之作居多。在中国小说史上，名著历来只是少数，而近代小说史上平庸乏味之作所占比例之高，则为前所未有，而此时所谓的名著，实际上也只是相对而言，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杰作相去甚远。面对这样一批数量极丰的无味作品，研究者会感到颇难措手。而且，研究中难免会有将研究对象的价值与研究的价值挂钩的估量，甚者则与研究者本人的价值挂钩，投入时间、精力与所获成果及其影响的比值又须考虑，目前各高校、研究机构的科研考核制度约束，也加剧了研究者的疑虑，其结果则是导致近代小说中绝大多数作品、作者与相关报刊无人问津。

其实，高比例的平庸乏味之作正是近代小说的重要特点，它的出现本来就应是重要的研究课题。“小说界革命”的主张逐渐为人们接受后，小说在短时间内从遭鄙视的“邪宗”突升至文学殿堂的尊位，一大批作者仓促上阵，近代城市的崛起与科举制度的废除，又使这支队伍骤然扩大，那些人甚至不详小说为何物，却已在奋笔疾书。浮躁世风的环绕，传播环节传递的牟利压力，以及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时不断涌现种种可供描写发挥的事件，使他们无法定下心探究社会急速变化的本质意义，等不及对各类变幻无穷的事件作认真提炼，甚至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的设置以及语言的锤炼都常无暇顾及，而许多书局、报刊正等着他们供稿出版，此时的读者也乐意接受这类作品。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小说界迎来的也只可能是大量的平庸乏味之作。

然而，平庸乏味之作并不等于没有研究价值，问题在于从何种角度切入，将它置于怎样的研究格局之中，以及采用何种手段与方法。任何一部平庸乏味之作，要寻觅它与近代小说发展间的关系是很困难的事，可是一大批平庸之作所构成的“团粒结构”似的群体，却能对小说的进程产生极为重要且无可替代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平庸之作所涉及的小说发展系统中各要素的变化正在日复一日地细微积累，以渐进的方式终于完成了各种变化，小说观念逐渐由强调为政治服务转至以怡情悦性为主，借鉴西来小说的创作手法由生涩渐至熟练，对社会动荡中众生相的描写越来越多，对现状不满的情绪也越来越强烈。若要了解此时小说在题材、文体、语言与表现手法等方面逐步转换的过程与方式，以及显示其变化的重要文学现象，就离不开对这些平庸之作的考察。这一研究还另有价值在：平庸之作不断大量出现且广泛流传，与当时社会环境与氛围、创作的整体水平以及读者群的审美情趣等相适应，后者构成了影响小说创作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而多数读者最终对平庸作品的不满，则又成为推动小说良性发展的动力。如果缺了这一研究环节，就将永远弄不清楚当时小说创作的进展为何是这样的形态与行进轨迹。构成小说体系的各要素在动荡中发展变化之际，平庸之作迭出是自然的结果，反过来，此状态引起的各种反响也促成了那些要素在发展中的磨合，最后达到整个体系的平衡，而能完成这一历程，足以表明那一大批平庸作品所组成的整体结构决不平庸。近代小说主要是依靠这类作品完成了由古代小说向现代小说过渡转换的历史使命。这是近代小说的总体特征，也是探寻其发展变化的切入点。

如今，不少研究者的辛勤努力，正在逐步改变近代小说的研究状态，王鑫的《晚清标“新”小说论稿》就是这种努力的表现之一。这部专著抓住“标‘新’”这一特征作归类分析，从梁启超连载于《新小说》上的《新中国未来记》一直到清王朝灭亡时的相关小说，一条线贯穿到底，涉及的具体作品有二百余种。若只探讨它们各自的艺术得失，恐怕多数都难言佳作，可是就是依据这些作品组成的群体，王鑫的专著勾勒了“标‘新’小说”的行进轨迹。以梳理和分析众多作品为基础，王鑫对这类小说进行了相当全面的讨论：对“标‘新’小说”的考察从创作一直到出版，又到读者的反响，以及该反响对后来相似创作的启迪与示范，展现了完整的循环的全过程；在讨论这一类作品的内容时，既着眼于它们对晚清社会现实方方面面的反映，也关注它们通过小说显示当时人们对理想的展望，同时也没忽略这类作品思想与内容的庞杂；既分析这类作品在近代小说发展史上的意义，同时也关注它们的文化内涵。在从近代小说大量作品中筛滤“标‘新’小说”时，无论是小说单行本还是报刊小说都在范围之内，而且无论是本土的自创小说还是外来的翻译小说也都无偏漏，这也是论述全面的表现之一。正是各方面论述的全面，使晚清“标‘新’小说”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系统，它是近代小说系统按某种标准作划分的子系统，而一旦构成了系统，这就有助于研究者有意识地从整体上把握，并可有条理地梳理内部的各种关系。

能将研究对象作为一个系统进行考察，这取决于研究者的学术素养，而切实按此思路研究，又须得有大量的准备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研究范围的划定，以及在该范围内的相关资料的搜集与梳理。王鑫书稿一开始在《绪论》中，就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辨析“标‘新’小说”的概念，这又需要全面把握该问题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对已有的相关论述及一些概念作比较分析。概念有了清晰的辨析，另一重要工作便是搜集与梳理由此概念统属的相关资料。大家都清楚这一工作的艰辛，而王鑫的书稿对有关作品及资料尽可能地作了竭泽而渔式的筛滤。有了这两方面的准备，作者便可以开始较从容地探讨一个个具体问题，梳理“标‘新’小说”的发展历程并划分其间的阶段，讨论相关作者及其出版与刊载状况，相互间又作一定的比较。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又分析“标‘新’小说”的成因，以及如何逐步繁荣最后又为何走向衰落。在书稿中，作者又对“标‘新’小说”作了较详尽的分类讨论，各章节之间都有着内在的纵向或横向的逻辑关系，它们即是书稿的框架，而那一部部单本看来甚为平庸的作品，当置身于那逻辑框架中，便构成了有机的系统，它使我们能从一个角度或从一个方面看到了近代小说发展的具体途径，显示了其间的规律与特点，而这批作品的一些共性，则展现了小说体系在转换过渡期间的创作方法、特点及其变化。这批作品若各自单部论都较平庸，可是它们组合成整体后的价值与意义，与“平庸”二字便再无关联。

近年来，类似《晚清标“新”小说论稿》这样的研究正在逐渐增多，这意味着研究的稳步推进，而随着一个个问题被扎实解决，近代小说研究的面貌必将有明显的改观，也期待王鑫以这部专著的出版为新的起点，继续为近代小说研究做出更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