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书的核心论域：文明传播与当代启迪

（一）溯源：20世纪90年代的首都文明工程

文明传播课题的思想理念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首都文明工程系列研究和实践。

20世纪90年代中，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所的几位传播学研究者与《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首都新闻界共同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明工程”运动，从不显眼的文化行为和设施但反映最强烈最具代表性的公厕问题入手，掀起一场“公厕革命”，实实在在地为文明传播做了一件大实事。

当时的主要参与者也是现在课题组的核心成员。我们意识到，文明工程是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政治文明等内容丰富的层面或系统。在这些复杂的系统中都有传播的中介作用，因而提出了“首都文明工程”的概念。这应该是传播学界第一次大规模地参与重大的社会变革，参与中国社会的文明发展对落后文化的现实改造的一次文明传播实践性活动。

这个系列研究在首都公厕设计大赛、城市雕塑建设、中华世纪坛、城市人文环境、城市形象设计、科技扶贫、环保公益、人文奥运等一系列事业活动中成效显著，在首都新闻界、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这在当时是全国第一次用新闻学、传播学及其跨学科理论和方法解决文明行为和设施问题而进行的社会实践，在国内和国际舆论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明工程”的理论与方法逐渐传播影响至全国，至今16年整。

进入21世纪，我们越来越发现其巨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背景：中华文明的历史性复兴与我们的困惑

5000年前，中华文明生成；5000年来，中华文化生生不息；2500年前，中国进入文明轴心时代；1000年前，中华文明为世界文明的最高形态；500年前，世界文明的中心逐渐西移；100年前，中华文明衰落到极点；最近30年来，中华文明呈现出复兴的总体趋势。

当全世界都在瞩目中国的急剧发展时，我们能够获得的基本共识是：中华文明确实具备了历史性复兴的经济、文化、社会基础，而中华文明最大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具有内在的凝聚力与外在的和谐力。正值中国的改革开放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和世界经济呈现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中华文明的延续、复兴和传播处于全球化语境之中。一方面我们的文明复兴优势在于拥有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大不同于以往任何历史阶段的现代化实践的困惑。

步入网络化数字化时代，几乎所有的学科思想、社会实践等领域都涉及人类传播与交流的难题和困惑。直面和解决这些困惑与难题，不仅是中华文明复兴的社会文化基础，也是一切具有社会担当意识的学者与仁人志士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而面对这些难题与困惑，现有的中国传播学体系以及西方传播学理论，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进程中的传播问题皆未能做出应有的回应和系统解释。

课题组认为：进入21世纪的近10年来，全球化的发展仍然使人类不断面临着经济、文化、自然资源等发展不平衡带来的战争、贫困、生存环境等的危机与冲突；世界文明多元的普世价值迫切需要在传播与对话中达到协调与共存、共赢。因此，当前我国的传播学研究迫切需要拓展思路，要从国家的文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理念和实践需要的高度展开传播学研究。为此，我们试图建构具有哲学宏大论域特点的、跨学科的、综合性的文明传播思想体系，为推进和拓展中国传播研究的新领域，尤其为中国与世界文明的沟通和文明的共同繁荣与和谐发展，提供新的思维并建构一种创新性的理论体系。

（三）意义：追求文明传播的哲学境界

我们身处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这个时代需要我们站在新的起点上重新认识、重新估价我们人类文明的历史与价值，重新认识、重新估价我们人类在创造和推进文明与文明传播的过程中的得与失、成与败。

由此，本书首次以“传播”为方法视角的大跨度的多学科研究，提出文明传播的范畴，论域涉及哲学、法学、经济学、文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学科，内容论及文明史和现实的文化问题、文明传播与和谐传播问题、文明对话的方法论问题、文明传播如何关注实践真问题、重新理解中华文明的传播，亦即中华文明的创立与普世、传承与创新、认同与建构，等等。

本书鲜明地以文明进程为学术研究的大视野和思考框架，突出表现传播学思想和方法的横断特点，以文明传播学的思想建构为总目标，使对话理论和实践与建设文明和谐社会的国家目标一体化为主题思想，提高人文科学对实践真问题的关注能力，拓展了文明研究和文化思考的传播学方法论领域。

在本书中，我们不愿人云亦云，不愿盲目附庸学术时髦或流行；我们追求自己的理论思维的层递、思想脉络的演进及其表达的自有逻辑特色。

本书力图形成采取历史哲学思想体系，梳理传播哲学的实践方法论，突出文明传播的历史实践内容和现实意义。文明传播建立在更具哲学性的人文意识、学术理性和审美基础之上，而当代社会需要在更高语境和方法论的思考和探索，文明传播的范畴与思想正逢其时。

本书重新解读古今中外学者研究文明与传播的各种论著和最新研究成果，进行思想分析与整理，确立基本的研究问题；建立研究框架和可供分析的概念化范畴；策划并召开了有国内外专家学者参加的专题学术研讨会，同时，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管的中国传播学会的传播学研究年会和学术研讨会、参与主办的“文明论坛”等学术活动展开课题研究，集思广益，博采众长。

本书的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创新主要在于：（1）现实理论的突破：对中国传播学和西方传播学语境缺失的审度和全面超越；（2）研究视角的突破：力图形成一个以文明传播研究为核心的传播学中国学派。

本书提出了“文明传播”这一新的传播研究范式。课题组认为：传播是一种文明或一个社会能否保持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传播学研究的核心对象与内容，不应仅仅只是表层现象的大众媒介或大众传播，还要深入大众传播现象下面深层的文明传播机制，即探究文明内在的传播秩序、价值导向等文明传播规律，尤其是一种文明具有生命力和持续力的特质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内在机理与外化特征、价值模式以及当代启迪和悖论形态。所以，在这个层次上“文明传播”是历史哲学和传播哲学的范畴，更涉及人文社会科学众多学科的宽广论域。

文明传播思想的学术性是有逻辑的关联性和论域的启迪性，其思想性则体现为观点的深刻性与语境的宏大性。文明传播课题的研究力求这两者统一，在此基础上努力创建形成能够走向国际学术前沿的中国传播学学派。

（四）核心问题：文明是什么，如何建构中华文明的和谐形态

本书以跨学科的视角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文明是什么？

这是一个需要我们不断追问、体验、反思和建构的永恒问题、论题、命题和辩题。

简单说，文明就是人类历史的持续发展，可持续性是文明的根本属性；不可持续性就是衰落的文明或死亡的文明，但具有历史研究和现实反思的价值。

课题组发现，文明作为价值概念是社会历史进步方式的表征。但是，文明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国家的整体发展和进步，却是一个世界历史和现实的实体范畴，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包含了国家、种族和民族文化群落的结构体系。也就是说，文明是由一系列特质文化组成的，这些特质文化的创立传世、繁衍存续、互动交融、吐故纳新、不断升华，构成文明传播。

文明传播是历史哲学和传播哲学的范畴，更涉及科学哲学、经济哲学、法哲学和社会哲学等众多学科的宽广论域。文明传播作为众多国家、民族、社会发展的巨系统，是由其横向和纵向的、内部的和外部的、现实的和历史的文化传播组成的。其中信仰传播与道德文明、经济传播与商业文明、政治传播与权力机制、法制传播与权利文化、习俗传播与社会风尚、教育传播和科技发展等等是其子系统，或称文明传播的子系统。在传播的语境中，文明传播的具体形态是指人在改造客观世界、在协调群体关系、在调节自身情感的过程中所各自表现出来的时代特征、地域风格和民族样式。我们认为，在文明进程中，只有通过文明传播，即文明对话和文化交融才能达到人类社会的和谐境界。

（五）核心论域：特质文化的当代启迪

特质文化就是一个文明在其萌芽和生成、传播与发展过程中的具有决定性的文化性质，是一个较大的国家区域和民族群落在精神崇尚、生命态度、审美气质、民族心理、思维方式、利益交往、物质设施、财富增长、体制规范、社会礼俗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特殊结构体系。

文明传播就是要挖掘、描述、解读、反思、推广这些特质文化的历史功能和现实意义，尤其是具有生命力和持续力的特质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动因和结果、矛盾表象与悖论形态、内在机理与外化特征、价值模式与当代启迪，其中最重要的是当代启迪，这是文明传播的落脚点。

在文明传播的视野中，我们从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中思考人类文明的本质，在文明的历史传统前冥想千古，在社会文明形态的变迁中寻找规律性的答案，在纵论世界五大洲的不同文明中思接万里，面对当代社会重大社会现象做出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价值评判。

二 本书的重大主题：传播学的学术反思与思想建构

（一）传播学的现状：思想性、学术性与实践性的缺失

传播学是20世纪人类发展的重要精神财富。这种精神财富将作为21世纪人类最重要的思想观念之一，不断地得到发展与完善。无论是人类传播的实践性，还是传播研究的学术性和思想性，都已经成为影响人类日常生活的重要力量。可以说，传播学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交织在一起，不断影响着人对世界未来的判断和猜想，传播学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正在成为对社会与个人进步和发展进行合理解释的一个重要层面。

如果从1978年复旦大学开始介绍传播的概念算起，传播学在中国的研究已经走过三十多年的岁月。但是，传播学并不是中国文化的原生态学术，是从西方传入中国后再追寻本土化过程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领域。1997年，传播学取得了国家一级学科的认定和地位。

但是，我们也明显地感到，面对需要认识与深化理解大量引进的西方理论概念，面对纷繁复杂的当代社会文化现象，面对学界要建构自己的传播学理论、寻求自己社会的研究问题和发展出自己的研究方式等学术追求，而运用现有的传播研究方法和理论，在思想的前瞻性、学术的严谨性和指导传播实践上总有严重缺失。

（二）唯有反思是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反思是一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元研究的总体方法，即“对理论的理论研究”。自觉考察与发现学术领域存在的问题，是在学术研究认知层面，获得新的研究发展方向的必经之路。

我们认为，传播学需要运用反思方法去追问传播思想的根源，以揭示传播思维和传播存在之间的问题与矛盾，对传播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省和批判，从传播学的视角，把揭示和回应传播实践与社会现实问题作为主要任务；它要表征某种更为符合时代和实践精神的思想，评价和引导人们的行为。

反思促使我们回到历史源头，回到寻求我国传播研究的思想资源与中国经验，回到更广泛的思想议题、学术讨论与对话中去。面对西方的研究方法、学术概念、命题与猜想，面对我们自己的本土问题，找出我国传播研究所存在的困惑，对这些困惑的问题进行更全面、更完整、更深入的思考与质疑。

反思也促使我们在引进与介绍和借鉴西方传播研究成果的同时，反思自身的学术思想不足，在反思中获得与西方文化精神与思想的碰撞与交流。

反思的最终目标是超越以及创新和建设。超越西方传播理论的藩篱以及我们曾经征服的学术巅峰，实现与西方传播研究平等对话的学术理想，关键在于思想和理论的创新与建设。因此，对于文明传播的研究，即是我们在深刻反思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基础上，为建构中国学派传播理论和思想迈出的步伐与大胆的探索。

（三）从跨学科到去学科：超越学科固有格局与方法的综合性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思想学术界大量汲取了西方近代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但是，我们一直不太注意因其分类太细、综合不足，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思想学术的原创能力。本书也是针对此诟病提出来并试图走出大综合的研究路径。

在一般的意义上，所谓的“跨学科”是指通过不同知识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与相互整合；或者指跨越学科边界的科学研究与社会实践，并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交叉学科群体。20世纪60年代以来，蓬勃兴起的跨学科研究已成为人类应对自然环境挑战与社会危机的重要举措，也是科学创新的关键因素。

我们认为，跨学科研究是传播学在人类的思想与知识领域中获得生成与发展的基本方式与方法，它反映了传播学的特质与属性。通过跨越学科研究，传播学建构了关于人类传播的知识体系，为我们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的传播行为与活动，提供了多元的视角与多样的途径。但是我们也充分认识到，几乎每个学科都包蕴有相关传播的思想理论与方法，国际上从其他学科出发研究传播学和传播问题的越来越多，而用传播学视角、思想和方法研究其他学科领域问题的也越来越多，传播学的横断性和去学科化的大趋势已经相当明显。

所谓跨学科研究实质包涵有多学科、交叉学科、超学科三个不同层次的区分。其中，学科交叉的跨学科研究是共享共同的学科边际空间，而超学科则是指在整体范围内分享问题的可能空间的跨学科研究。皮亚杰等认为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ity）是高层次的、不存在学科界限的统一研究，即超学科是超越一般学科的层次而在更高或更深的层次上总结事物（包括学科）一般规律的跨学科综合研究。所以，超学科也可以说是关于科学的科学、关于学科的学科（即元学科）。

今天，超学科是科学和知识创新方法论发展的最高阶段。在这个阶段，跨学科研究者致力于超越不同学科界限，通过学科群的互动、学科与整体之间的循环，完成整体、系统地寻找复杂问题的相互关联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展开的传播哲学范畴的文明传播研究是超学科的或去学科的跨学科研究。

（四）元理论方法的关照：文明传播课题作为传播哲学的研究起步

近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不断反思各自学科的科学性和人文性，使用元理论的方法进入理论的前提和基础进行考察，获得众多创新性成果。元就是根本性的要素，古希腊的哲人把世界归结为或抽象为几个物理要素，叫做终极形而上。

在中国古代，元理论就是用阴阳太极、五行八卦等归结和推出天地运行、人体结构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模式、道理和图像，并逐步把“气”、“道”、“仁”、“和”、“理”等元素作为社会认知的思维逻辑基点、过程和结果，这种归结、抽象和推演形成重大的思维超越，极大地提高人们的社会认识和社会实践能力，超越了世界上其他文明体系中原始宗教认知和原教旨信仰的阶段，因而达到了世界文明的巅峰。

本书组认为，在人文科学领域，元理论建构就是对决定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形成论域解释力和方法创新力，应当以其独特视角在人类总体、民族群体、国家实体、世界文明与全球化的论域高度中发现和解释其历史起承转合过程的基础性问题。

在本书中，我们试图使用“文明”、“文明传播”来发现过去传播学所不能关照的的论域，就是回到人类生活方式和中国历史经验的原点：如何和谐有序地传播文明，汇聚和升华其自然人文生态系统的核心价值，纳入历史哲学、道德信仰、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行为模式，试图建立面向现实生活方式重大问题的话语系统或思维模式。

本课题组认为，传播学可能作为人文科学的元理论或横断学科，即可能为综合历史哲学、社会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等各相关学科的元理论方法建立起参照，这就是传播哲学，其过程包括三项，叫做“三思”：

前思：追究理论的社会历史前提和基础，我们提出的核心问题是：“中华文明何以传播承续至今而不中断？”

反思：追究理论的假设概念前提和基础，我们提出的核心问题是：“现代传播学为什么不能解释中国历史和现实社会的重大和基础性问题？”

辨思：追究理论的逻辑脉络破绽，形成更符合实践规律的认知逻辑，我们提出的核心问题是：“文明转型过程中涉及什么样的传播思想、传播结构、重大社会理论和组织方式问题？”

其中对传播学思想的反思是传播哲学元理论建构的核心，经过再三思，反复三思，形成文明传播的概念群和应用思维，就是大综合、去学科、超学科的思想体系。

我们做了努力，并没有因循传播学的学术传统及其方法，而是不断从历史发展和生活方式的现实困惑中建立这种理论思考，因而开创了一个重大研究主题。

三 课题的内容结构

本课题始终坚持与学术传播实践相结合，在学术经费很少的情况下，课题组主导组织了中国第一届、第二届“文明论坛”；还参与策划和组织了主题为“传播学研究在中国：反思与展望”的2007年中国传播学高端研讨会和主题为“从历史到未来：传播 对话 共享”的第10届中国传播学大会，并主持起草了上述会议的相关主题文件、主持编辑了有关论文集等，并连续发布、发表了课题主要研究报告。

经过对课题研究报告的整理，本结项文集内容包括：

第一篇：文明传播课题研究报告之一——关于文明传播的基本认识

本篇简明而系统地提出文明传播的概念、理念、基本方法和模式，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传播哲学的核心价值观点。本篇包括5章内容共19节82个要点，刊登在2006年12月由《文明》杂志社正式出版的中国首届文明论坛特刊上，作为论坛专门的主题学术思想的报告发布。《光明日报》、《新闻与传播研究》对本报告作了专门报道。本报告首次实行跨学科研究，提出文明传播的范畴，论域涉及哲学、法学、经济学、文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学科，内容论及文明史和文化问题、文明传播与和谐传播、传播作为文明发展的关键视角、文明对话的方法论问题、文明思想与传播学学术、文明传播如何关注实践真问题等。鲜明地以文明进程为学术研究的大视野和思考框架，突出表现传播学思想和方法的横断特点，以文明传播学的思想建设为总目标，将对话理论和实践与建设文明和谐社会的国家目标一体化为主题思想的中心，提高人文科学对实践真问题的关注能力，拓展了文明研究和文化思考的传播学方法论领域。

第二篇：文明传播课题研究报告之二——传播学的反思与中国学派的传播哲学

本篇8章内容，发表于“2007年中国传播学高端学术研讨会”。其中大量篇幅反思西方传播学思想和学科体系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影响和中国传播学的思想症结，力图使用价值主体的理论解释中国历史上的社会传播方式及其对文明进程的影响。2007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设专版刊登了报告的主要内容，后为《新华文摘》转摘。

第三篇：文明传播课题研究报告之三——中华文明传播的原理探索

本篇7章内容，回到中华文明本身的问题上反思和研究文明传播和文化传承的历史线索，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播方式有进一步的理解和阐释，系统总结了中华文明的信仰传播问题、精神秩序和制度遗产、国家形象的传播学原理，并以俄罗斯近代崛起的案例作为参照，发表于2008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第二届文明论坛，刊登于2008年1月由《文明》杂志社正式出版的论坛文集。

第四篇：文明传播课题研究报告之四——中华商业文明及其传播机制的历史反思

本篇4章内容，在中国学术界第一次提出商业文明及其传播机制的概念，从价值形态的传播方面以社会生产和价值交换方式的发展为核心内容定义商业文明，反思中华商业文明的历史环境和人文基础；从晋商徽商的案例反思中国历史上商帮文化的特质，提出中华思想、精神和智慧的现代启迪及其融入世界商业文明形态的目标，发表于2008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第二届文明论坛，刊登于2008年1月由《文明》杂志社正式出版的论坛文集，并由网络转载。

第五篇：文明传播课题研究报告之五——文明的转型与发展传播理论的反思

本篇4章内容，继续使用历史哲学和传播哲学的方法，在西方文明、中华文明的问题和论域中不断深入，系统总结了发展传播的思想流派，反思其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问题，提出用回归中华文明的实践方式来创建新的发展理论和传播理论，进一步开启文明传播与传播文明的思想体系，发表于2008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第二届文明论坛，刊登于2008年1月由《文明》杂志社正式出版的论坛文集，并由网络转载。

第六篇：文明传播课题研究报告之六——文明跃迁进程中的组织变革与战略理性

本篇6章内容，指出在转型过程中，我们孕育了文明跃迁的可能性，也就是中华文明历经起承转合的传播脉络，今天我们面临了整体复兴的战略机遇期。课题组提出面对中国社会组织结构调整变革的过程，应当提出“组织文明化”这一重大命题，并以俄罗斯当代文化复兴和欧盟传播政策为案例参照，提出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认识增强中华文明传播的能力，发表于2008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第二届文明论坛，刊登于2008年1月由《文明》杂志社正式出版的论坛文集，并由网络转载。

四 研究的未来深入与延展

本课题组经过3年来对文明传播理论的不懈探索和跨学科实践，在追问和反思中不断开拓文明传播思想论域，正在向日臻成熟和完善的思想体系迈进。

立足于本书研究成果，本书组将进一步开拓学术视阈，从普世价值的高度阐发中华文明的承续与传播，及其与世界文明之间的关系。着重反思和研究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文化传统与特质及其传播历程，运用历史哲学和传播哲学的方法，进一步深入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价值思想和现代社会发展问题，努力建构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文明传播的价值思想体系。

本书尚可进一步发现：中华文明居于世界文明传播的重要地位，其奥秘就在于她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不断积累起来的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文明遗产和以独特方式，协调各种关系以促成社会和谐的文明传播秩序与传播思想。继承发扬和传播光大这个文明遗产，应是构成中国软实力的总策略。

本课题结题后，课题组主要成员继续组织研究力量，已获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普世价值的传播与中国的话语权研究》。我们将推展本书研究奠定的文明传播理论和思想，弥补研究中的缺失，进一步深入系统地研究文明传播的普世性问题和价值体系的构建与传播方式。我们相信这对于我国传播学界及其他人文学科展开跨学科的、密切结合改革开放社会实践的社会科学研究，将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