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西方侵略的步步紧逼，亡国灭种成为现实危机。有良知的国人探索着各种救亡之路，做着各种强国之梦，从洪杨的造反到义和团的“灭洋”，从康梁的维新到孙黄的革命，从国民革命到共产革命……各种运动此起彼伏；从师夷长技到洋务自强，从实业救国到教育救国，从三民主义到共产主义……诸多思潮此消彼长；从天赋人权到共和制度，从无政府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从实用主义到唯物史观，西方思想武库中的十八般兵器，都被拿来试验一番。凡是能想到的都想到了，凡是能拿来的都拿来了。结果，有的奏效，有的无效，有的失败，有的成功，有的昙花一现，有的历久弥新。

本书所论述的联邦主义，就是近代中国人从西方舶来的。作为抵制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一种思想武器，作为在军阀割据、地方分离局势下实现国家统一的一种构想，无疑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作为一种国家结构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取向，它并不适合中国单一制传统结构和大一统政治文化的国情，因此，联邦主义一进入中国，就一直存在争议，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提倡者固然在撰文宣传的同时，试图在联治运动等政治活动中加以运作，即使是反对者也不能忽视它的存在与影响。从清末到“五四”前后，许多政治势力，许多政治家、思想家，都曾被卷入这一思潮所激起的旋流中。联邦主义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一种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思潮与运动。

然而，纵观20世纪学术史，对联邦主义的学术研究虽然由冷清走向活跃，但专门的成果并不多见，为今天进一步深入探讨留下了一定空间。本书作者是位有心人，自1989年问学于我的时候起，就关注这一冷门课题的研究，并投身于其中，以题为《论资产阶级的联省自治》的论文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该作者一面承担繁重的本职工作，一面在联邦主义研究领域笔耕不辍，先后发表了《论清末民初联邦思想》等系列论文，并对孙中山、宋教仁、梁启超、熊希龄、章士钊、马相伯、张君劢以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董必武、吴玉章、施洋等人的联省自治活动或国家结构观一一加以论述。这些文章为其于十多年后再回我这里攻读博士学位时撰写论文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他系统研读了国内外有关理论著作，广泛地搜集各种资料，写出了如今读者手上这部系统论述中国近代联邦主义的著作，为弥补从前研究的缺憾贡献了一份力量。

作者在本书结语中指出：“中国近代联邦主义者对联邦制的选择并非价值选择，而是手段运用。”这是他对近代联邦主义思潮和实践系统研究以后做出的中肯评价，大体符合当时联邦主义者的实际情况。他根据联邦主义终究未能在中国扎下根来的历史教训，得出结论说：“国家结构的构建要符合一个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国情。”这一认识具有普遍意义，任何从国外舶来的思想武器，如果不符合国情，都必然要失去其效力。作者最后强调，中国近代联邦主义为当代中国政治可以提供一定的借鉴，因为现实是历史的延续，近代中国的联邦主义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历史的智慧。这使我想起章开沅先生的“参与史学”，章先生认为，我们研究历史不仅仅是要弄清历史事实，而且更要在真实的历史事实中寻求到真正的智慧，以此作为我们参与现实生活的凭借。本书作者试图从近代联邦主义思潮和实践中汲取历史的智慧，来为当代中国政治提供借鉴，是否也可视为“参与史学”的一种尝试呢？

本书是作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加工而成，付梓之际，索序于我。二十二年互相切磋的深厚情谊，不容我推辞，于是写了以上一些感想，算是一篇小序吧。

严昌洪

2011年12月于桂子山忍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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