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业人口区域分布研究》一书终于要同读者见面了。这是张祥晶在毕业论文的基础上，经3个寒暑再思考、再写作的成果。为之写几句话，并非因为我作为导师的身份，而在于它是由一个青年学子写出而值得一读的。

首先，是地域性的引入，由之视野的提升，和方法论上时—空维度的结合。

对在业人口分布及各种人口、经济现象，人口学、经济学在传统上都将之视为人口系统、经济系统的一部分，并在系统内部观察其随时间的变化——由之，视野便被局限在人类社会内部，方法是历史的也只能是历史的。

地域性——从空间维度审视研究对象——的引入，即从地理学人—地关系角度观察问题，则把研究的视野由人类社会内部提升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层级。由之，既避免了传统人口学、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单纯历史维度的局限性，做到时间维度/历时态与空间维度/共时态的结合，进而有效避免视野的局限而能比较客观地看待问题，得出较高可信度的结论。

“层级—尺度”理论表明，对同一对象（或关系），不同的研究尺度会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随着系统层级的提升、尺度的扩大，偶然性、异质性减小，确定性、均一性增大；大部分系统，都是逐级控制、逐级制约，且低可逆的——在低层级—小尺度上发生的主要过程、重要事件，在高层级—大尺度上不一定会出现相应强度的反应，或者不存在，而在高层级—大尺度上所发生的一切，哪怕是不大的事件，都会对低层级—小尺度系统产生大的，乃至决定性的影响。

全书在研究视野上对地域性的引入，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从“盲评”到“送审”，都遇到了质疑——好在她勇敢地坚持了下来。

其次，挑战“在业人口分布本质上是经济问题”的传统认知，提出环境、经济、社会、历史因子综合作用的观点，论证了自然条件、区位在在业人口地域分布规定中的突出和显著作用。

“人口问题在本质上是个发展问题”、“人口过剩是经济失败的另一种说法”表明，把人口问题视作经济问题，是从经济学到人口学的一个共识。由是，“在业人口分布本质上是经济问题”便成了一种理所当然，且经济的结构和部门分工决定人口产业、职业结构的“逻辑的”结论：农业劳动者、产业工人和商人都是经济活动的产物且其数量、构成受制于农业、工业、商业的发展水平——各自的规模和劳动生产率；在业人口分布的地域差异和变化，即是经济要素、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变化的“派生”反应。

当人们谈论经济要素时，作为主要经济要素的自然条件（降水、温度、海拔）和区域位置——距发展中心（带、极）的远近，距海岸线、边界（口岸）的距离，从而地域性便已强行——不可抗拒地进入了经济，只是人们尚未自觉意识到或不愿承认罢了。事实上，环境与经济、在业人口地域分布处于以下两种关系之中：环境→经济→在业人口分布；环境→在业人口分布。这是因为，生产力/经济发展取决于地理环境的性质（普列汉诺夫），不同的地理环境规定了不同的经济生活（黑格尔）。Э. 雷克吕更是明确指出：“在任何自然区，土壤、植物和地区产品明显的不同，必然会伴有居民气质和职业明显的不同。”

当自觉引入地域性并运用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时，便必然会对“在业人口分布本质上是经济问题”的传统认知提出挑战，并由之得出环境、经济、社会、历史因子综合作用的观点，和自然条件、区位在在业人口地域分布规定中的突出和显著作用。

再次，质疑“均衡即合理”传统认知，给出“中国在业人口分布内在合理”的辩证性和责任性结论。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北开发中，以中国人口“东密西疏”的认知为指导，掀起了从学者到官员，持续四五年之久的以“合理中国人口分布”为指导的“大开发、大移民”（有的看法是，单新疆一地即可接纳1亿移民）的大辩论——幸亏这轮西北开发热没有持续多久而尚无大规模移民的实际行动，否则，就可能酿成一场生态大灾难和经济浩劫；从80年代开始，以“合理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并非衰亡”——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变“老”了，但也更发展了）为由，一场旷日持久、冲击基本国策的“全面放开二胎生育”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幸亏国家人口计生委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口过多仍是中国的首要问题”的科学论断而毫不动摇地“稳定低生育水平”，否则，就会给中华民族带来深远而难以预料的灾难。

在批判“均衡即合理”传统认知的同时，该书给出了“在业人口分布具内在合理性”重要结论并指出：均衡分布并不一定意味着合理，不均衡分布也不一定意味着不合理——因为存在着表象不合理而内在合理的情况，中国人口“东密西疏”的不均衡分布是这样，中国在业人口的地域分异也是如此。这个结论是创新的、辩证的和负责任的。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在业人口分布的不合理既是表象的，又是内在的，便同样会引发类似以上以“合理人口分布”、“合理年龄结构”为理由的“集体无理性”行为。“言者无罪”，但“言者有责”——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有探索精神和追求真理的勇气，也要有对社会和民族负责的高度责任感。

此外，该书还从中国在业人口空间分布不均衡但不同区域各具“比较优势”出发，提出制定区域发展战略时需关注在业人口分布状况，充分利用区域优势人力资源，挖掘区域“比较优势”的建言。

对地域性视野、时间与空间结合研究方法的不自觉，除“人类优越论”、社会规律异于自然规律的“特殊论”的认知外，还与19世纪后几十年对“时间与空间相关”的古老时空观的“反动”——张扬“时间”、贬低“空间”的“去空间化”，“时间与空间分离”经典时空观、“历史决定论”的崛起，和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批判（这一批判因“生存空间论”为法西斯“绑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达到高潮）有关。

时间与空间是密不可分的——空间在本质上是时间中的空间，时间在本质上是空间中的时间（阿兰·R.H.贝克）。人们是这样认知的——地理学是历史学的基础，历史是运动中的地理学（И. 赫尔达），也是以二者的结合指导观察的——早在公元前五世纪，有“地理学之父”之称的希罗多德就要求我们：须用地理观点研究全部历史，用历史观点研究所有地理。

系统的“遍历性”/“各态历经”，则是一个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适性现象。在人类社会，你可在当代看到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各种形态；在生物圈，你可看到从单细胞生物到大象这一生命沿复杂性阶梯的（大概）演化；在自然界，你可以在（典型的）山地看到气候、植被从赤道到极地的变化，乃至在全球范围内发现几十亿年，特别是距今7亿年（寒武纪）来气候趋冷、趋干，四季和冷冬出现的历程……

“地理环境决定论”不是绝对的，“人—地”关系中双方的力量也不会是对等的：人不会消极地屈从于自然，也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自然之上——自然是绝不允许人凌驾于其上的。著名地理学家B. A. 阿努钦在《地理学的理论问题》一书中指出：“地理决定论即使处于最粗俗的模式下，即认定自然环境对社会生活发展有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它也能促使正确认识自然界的很多地理现象”——“实践不止一次地证明，在社会发展中对地理环境的意义估计不足……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经济发展与环境倒“U”形曲线关系的理论、经济发展可以与碳排放“脱钩”想法的产生，等等，即是对地理环境意义估计不足之使然。

在《中国在业人口区域分布研究》即将同读者见面之际，写下以上几句话，是为序，希望读者能喜欢她。

愿更多的人认识自然的伟大力量，从地域性视野观察各类社会问题，运用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各类社会问题。

原华荣

2012年中秋于紫金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