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以来，现代文学史写作的观念、分期、方法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方面甚至是颠覆性的。本人就是在这一文学史的变革时期进入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不用说，这给我造成了不少困惑。在学术资讯还不发达的20世纪90年代初，虽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纯文学”等新的观念早已出现，但在偏僻的西北，我在大学本科学习阶段所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林志浩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基本是“革命文学史”的叙述。在以课堂和课本为主要获取知识的渠道的时代，我的中国现代文学知识储备之贫乏和视野之狭窄是可想而知的。正因如此，当我后来作为一个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专业的研究者进入该领域时，我首先不得不思考现代文学史的诸多问题。

重写文学史，既要有宏观的思想体系作支撑，也要有对具体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真知灼见。本书所论述的几个问题，都是“微观”或“边缘”的，是对现代文学容易被忽略的“连续性”问题的考察。

传统现代文学史注重现代文学在思想层面对古典文学的扬弃，而轻视语言形式变革的意义（形式主义）；在讨论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过程中，我们看重西洋“言文合一”的表音文字对文学革命的启发，但事实上，在“文白之争”中，除了西方的理论资源外，在人与语言的关系中，强调人的主体性的道家语言观，也构成了白话文倡导者潜在的思想资源。同样，20世纪中国新诗在不同时代的艺术状态，也跟语言观念的变化有关。

具体到文学现象，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左翼文学”的评价、文学的地域性问题，都是近20年来现代文学史写作中最具争议性的话题。

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向来有构建宏大体系的自觉意识，且在叙述上多以整体的意识形态取代写作者个人的趣味，但从微观的角度入手，注重史料的发掘和细节的钩沉，趣味的呈现，文体的自觉，也是文学史应有的“另类”维度。本书对李欧梵、陈子善的关注，其意义正在于此。

鲁迅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也是最具争议和复杂性的作家。鲁迅至今在文学史上还能占据重要的地位，不仅仅是因为他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运动的参与者，更与他在这一运动中保持的独立姿态和终其一生坚守的个人趣味有关。大家都知道他的“学医救国”，但这背后还有更为个人化的动机；他在为“救救孩子”而呐喊的同时，已在思考更为重要的问题——谁有资格拯救孩子。正如夏济安先生所言：“他对进步、科学和启蒙的战斗的鼓吹，这是众所周知的，但这并不构成他个性的全部。如果不把他的好奇，他对自己所憎恶的事物同时又怀着隐秘的渴望和爱恋等估计在内，我们就不能正确估价他的天才。”鲁迅学医的隐秘动机，他的歌咏厉鬼、迷恋民间的赛会社戏、倾心于颓废艺术等，不仅显示了鲁迅惊人的多样才华与情趣，更说明了鲁迅精神世界的丰富与驳杂。就现代文学史上一流的作家而言，我们的文学史还应该挖掘他们的“另一面”。

本书的写作前后历经十年，但作者并未做到“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功夫，其粗疏和幼稚之处，在所难免。学术研究，并不像阿Q所言：“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而是希望自己能以今天的幼稚为代价，不断超越自己！

张向东

2011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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