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蕴贞博士尝从我问学，她2005年入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学习，我忝任其指导教师。这部凝结着她多年心血的专著，就是在她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现在这部书要出版，我为她感到由衷的高兴。

蕴贞攻博之前，学的是英文。学英文的搞国学研究，有不可讳言的短处，但也有突出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优势。就其短处而言，常年学西方语言，必受西方的概念范畴乃至思维方式的影响。过去说，语言为思维的工具，其实不光是思维，语言也是人们感受的工具。心理学上所说的“知觉”不是别的，就是把直观的意象装到特定的语言外壳中去的活动。故人不仅以语言来思考世界、表述世界，也以语言来接纳世界。在西方的语言系统中，原初的世界都不可避免地会被西方化，更遑论作为西方之“他者”的文化思想观点。我们中国人的思想，产生在遥远的东方，其思维系统、概念的网眼皆与西方大相径庭，故生活在西方的语言系统之中，对中国的许多东西必有隔膜，感到难以理解；或者自认为是理解了，实际上是误会了。因为两种语言系统中的概念内涵不会完全重合，所以无法直接让渡。所谓“翻译”，并非把水从一个瓶子倒到另一个瓶子，而更像是对植物的一种加工装运。这种工作，不但要把植物从地上拔出，而且还要斩头去脚，切掉它身上的一切天然根须，把它强行塞进预制的型模之中。我不知道英美人是怎么翻译庄子的“自然”、“物化”、“游心”、“坐忘”的，但我可以肯定他们的翻译定非庄子心中的意蕴。这些概念在现代汉语的翻译中就已经失掉了不少的原初信息，更何况是在系统完全相异的英语中呢！所以我说，蕴贞博士先前的英文学历，会使她对庄子研究的障碍比普通人更多一些。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凡事都可以辨证地去看。语言所制造的隔膜固是理解的障碍，但我们也未始不可以说，这种隔膜本身恰恰又是真正理解的前提。古人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对一件事情了解得少，往往不是由于距离它太远，而是因为没有距离。身在庐山之中，当然对庐山很熟悉，但熟悉并不是认识。因为我们没有离开它，所以也就无法看它；只有跳出它之外，与它有了距离，才可能看到它的面貌。同样的，长期生活在汉语言文化系统之中，对自己的文化当然有无比亲切的体会，但这种体会如果没有任何外来的文化系统作为参照系，那就好比幼儿躺在母亲的怀中，对母亲只熟悉而并不了解一样。从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历史来看，中国人每一次对自己固有文化的认真审视、思索和深入总结，都发生在异质文化闯入中国，从而出现了自我反思的参照系之后。回眸几千年，概略地说来，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思想有三次大总结：第一次在上古，是先秦的子学。而它发生在战国时随着楚国的强盛而使楚文化越过了长江进入北方，从而使古老的中原文化有了参照物之后。第二次发生在中古，是六朝之后的玄学。而它发生在佛教文化越过喜马拉雅山进入中国，从而使中国文化有了新的参照物之后。第三次发生在近、现代，它发生在西方的文化越过了大海以后，从而使国人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之中有可能跳出自我封闭的千年铁壳而反观自己。故现代以来，不少对传统文化和思想发明最透、研究最深的大师，往往就是一些“海归”，因为他们有西学的背景，所以也就比一般的传统文人多了一个观照角度、一个视点。视点，现在叫观点，观点就是角度，而如果没有距离，何谈角度？没有角度，何谈观点？从这个意义上看，蕴贞的西语背景，又使她比一般的没学过英语的人更有资格研究我国的国学。

当然话又得说回来，国学是与西学相对的学问，但它首先应该是中国自己的学问。不与西方参比研究不了国学，不熟悉中国更研究不了国学。搞国学忌讳两点：其一是妄自菲薄。有些人学了点西方理论，或者只学了几年西语，就染了一身洋崽习气，认为自己已不是中国人，而且很自觉而卖力地站在少数狭隘的鄙视中国的洋人行列，甚至比他们更夸张地贬损中国文化，胡说中国古代没有理论、没有哲学，中国的理论、哲学、诗学都是从西方抄来的。其实这些人不但不懂得我们的古代，对于西方文化也更是一知半解，我诚挚地奉劝这样的“学者”，最好不要再继续地“秀”这种可笑的愚蠢，它除了制造噱头博人一顾以外，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其二则是妄自尊大，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是中国“古而有之”的。这种倾向是20世纪初时鲁迅曾重点批判过的，在新的世纪的学术研究中同样应该防止。

安蕴贞女士的这本书之所以值得一读，首先在于研究态度的端正。她没有妄自菲薄，也不盲目自大，只是从事实出发，就近代以来西方人对于我们中国的哲学家庄子的评论史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她发挥了自己的优势，较多地阅读和涉猎了西人所写的英语类著作，恰切地把西方对于庄学的研究分成三个时期：一是早期传教士们对庄子等道家著作的翻译、介绍时期，其时的研究基本为文献学范畴上的绎理工作。二是从西方的观念出发来评价庄子的时期，其时的研究方法大体为阐释学，虽然研究者所采取的角度不同，但观察的立场都是从西学出发的。三是西学与庄学的比较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较重视比照与互显，不少西方学者逐渐意识到中西文化和思想的异质性；他们力图从西式的理论樊篱中走出来，使中西方的思想家直接进行对话，从而突出了各自的风貌与内涵。著者对西方庄子研究历程中的这三个时期的划分，是很符合实际的。此外，在对每一位西方学者关于庄子研究的评述中，著者也表现了自己的功力和鉴识。相信不论是搞国学的还是搞西学的，不论是东方的学者还是西方的学者，阅读此书，都会获取很多收益，受到启发。

我祝贺著者在本书中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很希望安蕴贞女士能继续沿着这条路径走下去，在中西双方的文化对话与交流之中，为加强中西学术的相互理解，相互借鉴，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并取得更为丰硕的学术成果。

李壮鹰

2012年7月31日写于北师大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