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会霞博士的学位论文经过修改、打磨即将付梓，作为她的指导老师，我颇感欣慰。唐会霞博士本科阶段即就读于陕西师大中文系，那时我刚刚毕业留校任教，给她所在的班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朴实、言语不多、踏实勤奋的学生。大学毕业后她在一所中师任教，一直坚持学习，并在职取得硕士学位。2004年再次考入陕西师大，随我攻读博士学位。当时，她在博士生群体里已属年龄较大的学生了。但是，她依然保持着踏实勤奋的精神，认真学习，刻苦钻研，克服了一切困难，发表了多篇高质量的论文，并顺利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我对她的精神感到钦佩，因而当她嘱我作序的时候，我欣然接受。

汉乐府诗是汉代音乐机关创作、搜集、整理的乐曲歌词。其来源有两种主要途径：一是乐府机构中的专职人员创作。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等记载以及1977年在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秦代错金甬钟，可以肯定秦代就有乐府机构，汉代进一步发展。乐府作为音乐机关，职责之一就是制作乐辞，用于国家机关的各种典礼仪式，诸如祭祀、册封、宴享、帝王出巡、行军等，如司马相如等创作的《郊祀十九章》等；第二个途径是乐府机构的人员到民间采集诗歌，然后配以音乐进行歌唱，其目的也在于观民风，知得失，如《汉书·礼乐志》所说：“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可以说是俗乐，有时也配合雅乐用于典礼活动。汉乐府诗在流传过程中，特别是民间俗乐歌词对后代诗歌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形成我国诗歌的一种重要体式，从汉代起即有了文人的模拟之作，以后代有佳作，传承两千余年不衰。而另一方面，研究它的著作，从晋代开始便渐渐丰富，至元、明、清三代更为兴盛。进入20世纪以后，著名学者黄节、闻一多、朱自清、胡适、罗根泽、王易、萧涤非、余冠英、王运熙、杨生枝、赵敏俐、吴相洲、钱志熙、张永鑫、孙尚勇等，皆有专门的乐府研究著作或论文出版、发表。此外，日本学者佐藤大志、津滨涉之等也有著作问世。这些学者们分别从文献、音乐、文学、民俗、地理等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法全方位研究了汉乐府及历代乐府诗，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唐会霞博士的学位论文正是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接受美学理论，对汉乐府进行了新的深入研究。

接受美学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该理论认为，作家创作的文本在未经读者阅读之前不能称之为作品，而只能称作“本文”，在经过读者的阅读之后，即在融入了读者的经验、情感、评论、审美趣味等因素之后方才成为作品。读者是文学文本最后完成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一理论强调了读者在文学作品创作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为我国学者的文学文化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于是，各种以接受美学理论为基础研究文学文化的著作、论文大量涌现。著作如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钱理群《远行以后——鲁迅接受史的一种描述》、马以鑫《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尚学锋等《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李剑峰《元前陶渊明接受史》、俞樟华《唐宋史记接受史》、王玫《建安文学接受史论》、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等，论文更是数不胜数。而借鉴这一理论研究文学文化现象的硕、博士论文更是形成热潮，但是对汉乐府的接受史研究尚属空白。唐会霞的博士论文正可弥补这一缺憾，为汉乐府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汉乐府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继《诗经》之后现实主义文学的又一座丰碑，尤其是民歌部分，长于叙事，形式多样，语言质朴，成为后代诗歌创作的典范。对它的接受行为，从汉代就已产生，至清末的两千余年间，接受方式逐渐多样，接受成果不断丰富。汉乐府正是在这样的接受历程中从一种音乐、文学、舞蹈合一的文化形式，逐渐演变成后人模拟的文学经典，沾溉诗坛无数诗人。可以说，没有历代读者的接受，乐府诗就没有永久的生命力。对这些接受行为与接受成果的研究，可以从全新的角度重新认识汉乐府的价值。这样的研究是将汉乐府置放在历史的动态的链条上去考察，而不仅仅是将其作为一个凝固不变的现象去研究。如此便更有利于深入探讨汉乐府的内涵，发掘历代学者、文人及其他接受者积极接受、抑或消极接受汉乐府的原因。

由于汉乐府的古代接受史延续时间较长，接受材料极为丰富，为了在有限的时间里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作者选取了唐前这段时期。唐前这段时期是汉乐府接受史上的第一个重要阶段，历经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代共八百余年。从历时性来说，汉乐府的接受史一直延续下来，没有中断，显示出乐府诗很强的生命力。但是，每个时期的政治、文化背景不同，接受者的身份地位、思想倾向、文化修养、审美趣味也各有差异，因而，其接受特点也必然不同。而且，乐府机构在后代也不断变化，它的职能、任务在接受汉乐府的同时也有一定的变化，乐府歌诗的音乐性也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本书作者搜集了大量相关资料，对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所有接受现象都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梳理、分析、比较、研究，因而得出了可信的结论。前四章以时间为序，紧扣三条线索论述了两汉、曹魏、两晋、南北朝及隋代的汉乐府接受史特点。这三条线索分别是汉乐府的效果史、阐释史和影响史。作者指出，效果史就是八百余年里广大读者（包括听众）对汉乐府的观赏、聆听、传播等接受行为，阐释史就是读者对汉乐府的记载、收录、评价、分析等接受行为及结果，影响史就是后代诗人在创作中对汉乐府的模拟、借鉴和引用等行为。三条线索相互交织，相互促进，在不同的时期彼消此长，与汉乐府自身的艺术魅力一起，共同促成了汉乐府的经典化。这样的研究，思路清晰，视野开阔，既突出了汉乐府本身的价值，又从读者的角度反映出乐府诗的独特魅力。唐前八百年的汉乐府接受史，为后代的接受奠定了基础，并开拓出接受的许多途径和方法。第五章是个案研究，作者对汉乐府的代表作《陌上桑》的接受史进行了深入研究，使我们清楚地了解了《陌上桑》在两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被歌唱、收录、批评、模拟、借鉴、引用的各种接受行为和原因，见证了它从一个街陌歌谣升华成文学经典的整个过程。总体来看，作者在论述问题时，能以可靠翔实的史料和数据为基础，灵活运用接受美学理论进行分析研究，时发新见，表现出了端正审慎的治学态度和严肃认真的学术精神。

唐会霞博士毕业后任教于咸阳师范学院，五年来一直努力工作，孜孜以求，在完成教学任务之余，承担和参与了多项省部级、厅局级科研项目，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我对她的进步感到由衷高兴。随着这部著作的出版，我也期待着她在教学与科研上取得更大的成绩，同时也期待着她能对唐代以后的汉乐府接受史继续进行研究，并且在原有基础上加强制度文化、音乐文化的研究，把完整的汉乐府接受史呈现给学术界。

张新科

2012年8月28日于古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