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就是理性化，就是一个理性精神向社会各个层面扩散的过程。建立理性的公务员制度是后发国家政府人事制度改革的必经阶段，也是推动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根据马克斯·韦伯官僚制理论，理性的人事制度至少有照章办事、等级制和专业分工、功绩制、职业化、公私分开五个方面的特征。本书以这五个方面的特征为分析框架，较系统地考察了韩国公务员制度理性化实践过程及其表现。鉴于一个国家政府人事制度均是基于一定的历史和现实背景，本书首先介绍韩国的政治制度和传统的政治文化，分析韩国政府人事制度理性化的起点。韩国历史上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比较缺乏现代意义上的理性精神；独立以来，政治制度经历了从独裁、威权到民主的转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局动荡不安。在这样的情况下，韩国公务员制度开始了其艰难曲折的理性化征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韩国基本上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公务员管理的规章制度，并逐步向非人格化的照章办事转变；在吸收其古代人事制度等级分工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借鉴职位分类制度的科学做法，初步形成了有韩国特点的等级制和专业分工，从而大大促进了韩国公务员管理的科学化水平。韩国公务员的录用制度、考核制度和晋升制度也在不断地摆脱政党的影响、金钱的影响和人情的影响，功绩制原则逐步由抽象的口号变为实际行动的指导，变为可以检验的具体标准。韩国通过完善公务员的权利和义务制度，保证公务员管理的相对独立性，维护公务员的职业尊严，促进公务员的职业意识，公务员职业化的发展反过来又增强了政府动员和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腐败是困扰发展中国家的一大难题，在韩国这样历史上国民缺乏公共意识的国家，反腐败任务十分艰巨。韩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反腐败措施，某种意义上是通过澄清公私之分，让公务员树立公事公办、私事私办的意识，以促进清廉政府的建设，当然，韩国在今后反腐败方面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韩国公务员制度理性化的发展对韩国的现代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韩国的新乡村运动既是韩国公务员制度运行理性化的范例，也是对韩国公务员制度理性化外部作用的注解。韩国公务员制度理性化的经验表明，公务员制度建设，必须坚持理性化方向，大力推动理性精神的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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