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日至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联合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一起举办了“二十一世纪人类学讲坛（第二届）：人类学、现代世界与文化转型”的学术研讨会。

这次学术研讨会之所以能够从最初酝酿到顺利召开，跟会议组织者和发起者之一赵旭东教授之前写作的一篇论文有关。这篇论文的题目是《中国意识与人类学研究的三个世界》，最初发表在《开放时代》杂志2012年第11 期上。在文中，他提到了以中国意识为核心的人类学在三个世界中的不断展开。这三个世界即是指地方社会、周边社会与现代世界。他原计划召开以这三个概念为核心的三个主题会议，这样可以使中国人类学的特征得以凝聚和凸显。恰好在2014年秋天他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985 工程”经费的支持。他在申请之时，觉得应该先从现代世界这个论题谈起，再逐步回到自身的地方社会中来，便毅然决然把此次会议的题目确定为“人类学、现代世界与文化转型”（Anthropology，Modern World，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并决定联合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这次学术研讨会。在征集会议论文之时，他曾经专门写了一份会议主旨的说明，可以说有些与会者是受到这份文字的吸引而来参会的，因此不妨将这段文字罗列在此，便于查考。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共有八场次三十六位报告人报告了会议相关主题的研究成果。本会议文集分三编收录了其中十五位报告人提交的会议论文。

第一编为“文化转型之可见”，收录了七篇会议论文。广西民族大学秦红增教授以“对文化复杂性的认知：基于中国西南地方文化抒写讨论”为题报告了他的研究。在他看来，近些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地方文化出现了不少“复振”的案例，从现实的历史、流动的区域、再现的遗失、真实的传说等四个方面对“文化抒写”进行叙事。他认为，这些源于当地人的主动性与文化自觉，实质上隐含着文化的重构或创新，效果上可能更有利于文化多样性的传承与保护，也有利于新的文化表达范式的产生，深化了人们对文化复杂性的认知。

华中科技大学孙秋云教授在其题为“电视传播与村民国家形象的建构及乡村社会治理”的报告中，基于他们团队对贵州、湖南、河南等地乡村的实地调查指出，电视传播在乡村社会信息传播中占有主导性地位，对于乡村村民国家形象的认知起着重要的作用，并认为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基层政权、中央电视媒体与当地县市电视媒体之间较为强烈的认知割裂状态。基于上述认识，他提出，改革现有的地方台电视传播体制和机制，释放地方电视台在乡村基层民众社会生活传播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对于推动乡村基层社会的科学治理非常重要。

中国人民大学张慧博士以“可持续城市社区的形成：一个自下而上的视角”为题汇报了她与莫嘉诗、王斯福等人合作的研究成果。他们以在昆明的四个社区所进行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从居民的视角出发讨论了城市社区形成过程中居民的社会关系、公共信任、社区归属感、冲突解决与社会融合等问题，并通过最基层城市社区的运行和实施情况分析了社区管理和城市规划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他们指出，自上而下的政策和通过拆除、搬迁强制进行的城市化一定会遭到居民更大的抵制，这与不信任的累积以及城市化过程中政策的不确定性相连，同时，新政策、新规划对基层意见反馈的延迟和不畅会加剧这种矛盾。

安徽大学王云飞副教授在其题为“社会变迁中农村留守家庭社会支持网络的路径研究”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急剧变迁过程中，这一变迁的主要标志便是城市化。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变化使得传统的农村家庭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规范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认为，这些变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中原有的社会支持系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甚至破坏了原有的支持系统，由此导致农村留守家庭不能通过传统家庭和家族的支持系统来面对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现实困难。由此他指出，要建立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必须建构由政府、社区和社会组织等互动形成的支持网络，同时重视以家族支持、邻里朋友等非正式的天然社会支持系统。

内蒙古大学博士生陈红以“牧民与其本土知识体系的再思考——基于西藏当雄牧区的人类学考察”为题进行了报告。她发现：一方面，在国家牧区话语中，牧民仍是被发展和扶贫的对象；在另一方面，本土知识体系则给予了牧民更多的自信。她指出，国家牧区话语和牧民本土知识体系在村落社会中相遇时，互动中形成了对话机制，双方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和改变。牧民主要依靠的对话条件是其所掌握的本土知识体系。在对话过程中，当牧民本土知识体系被过多忽略或否定时，将会出现国家牧区话语与牧区现实相互偏离的现象，其偏离的程度取决于牧民本土知识体系与国家牧区话语体系之间的融合程度。

贵州财经大学段丽娜教授的题为“现代化背景下的贵州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的报告向我们清楚地展示了民族文化在现代化浪潮影响下发生的质性的改变。她指出，自20 世纪90年代以来，贵州传统的民族文化受到很大的冲击，许多传统文化迅速消失，状况令人感到担忧。如何从传承弘扬的高度来充分认识贵州民族文化，对于贵州各级政府乃至全社会至关重要，并认为保护贵州传统的民族文化对于传承世界文明有着积极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李闯编辑以“从‘人’到‘族’：‘归族’后克木人的认同与发展研究”为题对于云南布朗族中的克木人族群认同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报告。他分别从官方史籍中克木人的失语、口述史中潜在的二元结构和实际社会互动中的认同依据进行分析，认为被认异的记忆与语言决定了克木人的族群边界，并在认同——被认异——强化认同的过程中得以维系。而当代克木人日常生活中的身份意识与国家帮扶下的文化展演显示了作为族群社会背景下的“人”与作为民族国家系统中的“民族”间的内在张力。

第二编为“文化转型之隐喻”，收录了四篇会议论文。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在题为“连续与断裂：我国传统文化遗续的两极现象”的报告中，首先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西方文明的断裂性着眼提出问题，他注意到了维科《新科学》中所提及的西方社会的转型首先是一种人的转型，是通过对人的重新分类而实现的对于他者的排斥。而中华文明大一统的连续性使得文化的损失表现得最为严重，所谓的文化遗产大多不在地上而在地下，这是由大一统的相互剿灭所实现的文化不能够留存下来的症结所在。他认为，在任何历史性社会转型中，“人的转型”是根本性的，西方的历史为我们刻划出一条鲜明的历史痕迹。在人的历史演化中，暴力成为一个重要的借助手段，并以“污名化”予以身体性惩罚和社会化排斥。我国的历史自有其特质，“连续”与“断裂”并不总是同趋性的，在社会转型中，王朝更替与文化传统表现出相违的现象，出现“连续中的断裂”现象。

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的题为“都市化中的文化转型”的报告，不同于以往将乡村都市化作为社会转型过程所进行的宏观研究，从人类学角度将乡村都市化作为“文化转型”的过程对其进行了“微观阐释”。因此，他将文化内化到人的日常生活中，具体到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身上，分析和讨论了都市化中的文化转型。对于都市化与文化转型的关系，他认为，事物双方的影响常常是相互的，都市化在造成文化转型的同时，文化转型同时也型塑着都市化。作为一种社会变迁，中国的乡村都市化无疑决定着其进程中发生的文化转型。

文学营销研究所的王革培先生以“文学人类学需要‘文学营销’”为题，用生动的语言阐述了文学如何与营销相联系，又如何与人类学有关联。他认为，现有文学人类学理论之所以没有“文学营销”概念，是因为没有从技术角度看待文学，文学这门技术区别于人类为节约生产成本而产生的那种通常技能，文学主要负责在人类社会中如何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他通过对文学营销概念的阐述，试图对文学人类学理论加以补充，并试用“文学营销”中的产品概念分析文化转型中文学所起到的降低转型交易成本的作用，继而提出了文学营销视野下建立“世界文学”的可能。

中国人民大学富晓星博士题为“‘主位诉求’的志愿服务模式探究——以流动儿童为例”报告了她与刘上、陈玉佩合作的研究成果。他们认为，在我国发展了30 余年的志愿服务仍处于立法缺乏、规范不足、管理不善的多元探索阶段。针对这些问题，他们指出，人类学强调对于主体的尊重和发展，与服务对象一起在实践过程中进行理论应用和建构。他们以流动儿童为例，基于3年的大学生支教田野，发展出了一套原创的志愿服务模式：以“主位诉求”为核心概念，发展出适合流动儿童诉求的“递进”行动策略并釆用志愿者参与观察、儿童后测日记与课堂小短剧、儿童所拍照片与“心里话”信箱的“三角验证法”确保了其“主位诉求”的信度和持续发展。

第三编为“文化转型之于人类学”，也收录了四篇会议论文。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在题为“人类学与文化转型——对分离技术的逃避与‘在一起’哲学的回归”的报告中指出，伴随着权力支配方式转变，文化形态亦在发生着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它意味着一种跟各文化关联在一起的转型人类学的出现。这是以自我的文化体验为判准的一种文化内生的人类学，它的基础在于去深度考察那些为西方现代理性所切断联系的文化的逐步恢复与重塑。他进一步指出，一种文化的转变需要人们认识到人不再是一种功能论式的理性的再生产模式的造物，它还是一种能动的自我的生成机制，它为激情留有足够的空间，并使之与理性有了一种最为完美的结合：那就是告别单纯的反思，直面多样性的文化的表达，并在欣赏和培育文化情调中去拒绝一种无中生有的批评与嘲讽。

中国社会科学院罗涛博士的以“制造‘人’：一项关于人格的法律人类学研究”为题的报告，通过归纳等级社会中关于人格的等级—特权范式和民主社会中的权利—义务范式，分析了在不同法律体系中对于人格的规定及其对应的支配方式。他试图指出，个体在民主社会的法律体系中已被界定为抽象的契约关系的集合体，其代价实际上是放弃支配自身及其所有物的自由，人作为自由存在的价值被剥离了，人格还原为属性、关系和价格等外在的并且可以被使用和转让的东西。由此他认为，建构理想的现代法律体系的基础，应该是个体拥有终极价值并保有普遍而有限的自由意志。

南开大学博士生刘顺峰则以“论民族法学研究中的局限及可能进路——以民族习惯法为分析对象”为题报告了他对民族法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及其存在的问题的一些思考。他以西方法律人类学与历史法学的相关知识为基础，对中国民族习惯法研究中的固有局限性予以揭示，并提出了未来中国民族习惯法研究的可能进路。他指出，中国民族习惯法研究中面临着理论与方法上的诸多挑战，虽然西方的法律人类学与历史法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成熟的经验样本，但中国民族习惯法的研究还是离不开对于中国场域实践的充分关注。

浙江师范大学辛允星博士在题为“‘文化改良主义’刍议——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再思考”的报告中指出，在中国的“现代化”路径选择问题上，学界有一种观点倡导以“文化变革”先行，同时又十分强调对传统文化元素的继承。他将这种观点概括为“文化改良主义”，并指出，这种思想观念发端于清末民国时期，之后演变成为“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指南，至今还有着很大的社会与政治影响。他认为，透过“文化改良主义”思想及其社会实践的检验，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所隐含的诸多理论困境，其中的核心表现就是对“文化整体性”理论的漠视，以及对“文化嫁接”工作的盲目信任，而对这些理论话题的剖析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命运。

在这次研讨会上，八位专家对各位发言人的报告进行了画龙点睛的评议。来自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管理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和交流。经过两天的研讨，大家一致认为今天的中国人类学走进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应该在一种中国意识的引导下展开对于地方社会、周边社会以及现代世界这几个区域范围的人类学研究，以此来构筑一种中国社会中可以发挥其作用的有现实感的文化转型人类学。我们可以自信地说，这次学术研讨会达到了预期目标，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包智明

2015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