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水连天阔，青山送客来。

2013年9月26—27日，由中国先秦史学会主办、天津师范大学出土文献与上古史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出土文献与上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70余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提交论文50余篇，经统一体例，校正讹误，分类编排，即行出版。

近年来，出土文献研究成为新的学术热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究与阐扬。传统意义上的出土文献主要以甲骨金文为其大宗，而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等楚竹书的相继发现，更使出土文献的内涵大为丰富起来。甲骨学、金文学已取得巨大成绩，而简帛佚籍的研究则方兴未艾。为了充分发掘各种出土文献资料的学术价值，把中国上古史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于是有这样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书籍，于学术之大有关系者，尚不予焉。”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也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前贤对于新材料、新问题、新学问的高度重视启示我们，随着当今新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又一个新潮涌动的学术时代已经到来。

从目前出土文献研究的现状看，主要有三支队伍在辛勤工作。处在第一线的是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整理和保护出土文献方面苦心孤诣，贡献良多；第二线的是古文字工作者，对出土文献精心释读，反复探究，新见迭出；第三线的是史学工作者对文献内容深度解析，廓清迷雾以求其真，探索规律以致其用。三者密切配合，协同攻关，力破难题，不断把中国上古文明史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但比较起来，三支队伍中的史学工作者面对新的出土文献资料，似未像古文字学界那样倾情投入，时有佳作。固然文字考释是出土文献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前提性工作，需要先行一步，但出土文献一经初步整理释读，对其历史内容的研究就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因为有些深层次的问题并不出在文字释读上，而在于如何厘清历史真相和探寻历史规律以揭示新的学术天地。

历史学是以文献作为基本研究资料的一门带有实证性的学科。在利用新出土文献研究上古文明史的过程中，相应的学术规范是必须遵守的，否则将会带来不必要的混乱与争议，有碍学科的进步与发展。

第一，必须重视出土文献的真实性研究。就出土文献作为史料而言，实际与传世文献一样，其真实程度和史料价值如何也是需要认真鉴别的。文字的错讹自不必说，而史事的可靠与否尤须分辨。如果认为凡出土文献其史料价值都高于传世文献，可以照单全收，或者遇到史事与传世文献相异或矛盾之处，即以出土文献为依归，这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实际上，传世文献所遇到的问题，出土文献亦不能免。譬如，《尚书》头三篇即《尧典》、《皋陶谟》、《禹贡》不好说成是尧舜时代的著作，那么，来自地下的战国竹简本诸如《尹诰》、《说命》、《保训》、《耆夜》等，是否就可以不加论证地视为商周时期的作品呢？如果不是，它们又是如何形成的？又当如何评估其史料价值呢？这涉及历史学如何求真的问题，不可回避。从前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为使世人信服，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为《考异》30卷，与之并行。这既是历史研究必须运用的基本方法，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史学的求真精神。显然，要使出土文献真正成为研究上古文明的珍贵史料，由表及里、去伪存真、考而后信的探索过程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必须重视文献材料的细节性研究。细节研究不等于历史的“碎片化”。那种淡化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深度关切，垂青于历史边远领域的跨界探究；淡化对整体史规律性的宏观把握，垂青于局部考察的吉光片羽；淡化辩证分析的论证范式，垂青于细枝末节的梳理描述，有可能与“碎片化”的历史研究有关。相反，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扎扎实实研究一些具体问题，由此及彼，见微知著，却有利于历史规律的把握，形成更为真切的历史认识。一段时间以来，有的学者从地下出土的简帛佚籍得到启示，于是援此例彼，对梅本《古文尚书》等过去已有定评的伪书大胆翻案，不遗余力。然观其对古文《尚书》案的审核，分析论证极为空泛疏阔，甚至连文献研究最基本的学术规范也不遵守，就放言论定，厚诬古人。如今清华简《尹诰》（《咸有一德》）、《说命》的发现，使伪《古文尚书》案终成定谳。这场来势猛烈的翻案风算是刮过去了，但时代进步、学术退步的异常现象却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第三，必须重视上古文明的致用性研究。经世致用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虽然历史学不能直接助推现实经济社会发展，但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应有其特定的社会位置。历史是昨天的现实，现实是明天的历史。一个民族、国家的存在与发展总有其生生不息的动力，总有一些具有普适价值的文明因素可以跨越时空，恒久地发挥作用。利用传世和出土文献深度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发生与演进的客观规律，铸就一种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对于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既求其真（事实），亦求其是（规律），是历史研究的本质要求。真实的和规律性的历史知识和智慧是一种强大力量，可以起到疏通知远、鉴往知来的作用。无论是出土文献还是传世文献，都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重要的精神文化产品，其思想精华早已融入民族生命的血液世代流淌。继承和开发这些珍贵的民族遗产，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是史学工作者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以上所谈这些问题，与会学者均有涉及和讨论。相信通过大家的不懈努力，锐意进取，砥砺前行，中国出土文献和上古史研究必将谱写新的篇章！

杜勇

2014年6月于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