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哲

我认识郭沂博士并阅读他的著作已经十多年了。正是出于对他的著作的崇高敬意，我在这里满怀真挚的热忱向读者推荐他的新书。

郭博士是一位世界级学者。他曾在孔子家乡的曲阜师范大学受到十年的儒学熏陶，又赴复旦大学接受中西哲学的全面训练。自从1993年博士毕业后，他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职。在这个职位上，他成长为新出土文献分析与诠释领域中卓越的和有影响力的学者，经常被当作中国学术界的代表性人物受到邀请，来介绍当今中国学术界的最新动态。以这样的身份，他曾经在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达慕思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首尔大学、科隆大学、慕尼黑大学、科克大学、威尼斯大学、苏黎世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作过主题演讲。2012年，他又被聘为首尔大学哲学系教授。

新近出土的考古文献要求我们回到过去并重新解释中国哲学奠基阶段的历史。在这方面，郭博士是一位领军人物，其他学者在从事自己的诠释的时候，往往是以郭博士对这个文献宝藏进行重新整理和详尽考察所形成的开创性研究为基础的。由于我在自己有关新近出土文献的好几种著作中和课堂上曾经频繁地引用郭博士关于郭店考古发现尤其是《老子》和《五行篇》的成果，所以我愿借这个机会表达我个人对郭博士的感谢之情。

郭博士的一个鲜明风格是，能够很快地为他的理念发现下一个新的领域。因此，从历史研究转向现实关怀，从《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到《中国之路与儒学重建》，也就顺理成章了。

郭博士是一位真正的学者，更是一个公众知识分子。数千年来，中国学术形成了这样一个传统，即知识分子要承担起勘探社会和政治地形，并为规划未来中国提供自己视角的责任。近年来，郭博士遵循这一传统，一直在以学术为平台，来展望儒学对未来中国的影响。显而易见，在当前的历史关头，中国正在进行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这种摧枯拉朽的力量需要对未来中国从中成长的传统文化土壤进行深刻反省的引导。从这个方面看，郭博士是一个文化园丁，不仅在修剪历史的花园，而且在为中国耕耘未来的绿洲，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中国之路与儒学重建》，就充分体现了其士人情怀。

该书第一篇《中国之路》从中国的社会形态及其历史分期、中国的天下一体化以及中国的文字、思维、文化、哲学、宗教等诸多方面对中国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发展道路进行了历史考察。第二篇《时代抉择》将目光转移到现代化、全球化、第二个轴心期、民主浪潮等当今世界性问题，并据此描绘出未来中国与人类的发展方向。在作者看来，中国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民族意识形态，而重建作为传统民族意识形态的儒学，是其中的核心工作，所以《儒学重建》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三篇的题目。作者并不完全认同学术界有关儒学史分期的种种意见，认为尽管儒学经历了原始儒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和现代新儒学五种学术形式，但其思想范式只有两个，即原始儒学和宋明理学。当代儒学的使命是建构第三个儒学范式，即当代儒学范式。他提出，儒学范式由三大支柱构成，道统论是儒学范式的宗旨，核心经典系统是儒学范式的依据，而哲学体系是儒学范式的实际载体。在第四篇《哲学创构》中，作者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尤其儒道两家有关道的学说，纳入西方哲学的视角，扣紧当今世界的问题意识，创造性地提出了道哲学理念，为其进一步的哲学探索奠定了基础。

郭博士从这样一种历史事实出发，即作为一种传统，儒学是容纳百川的，来自外部的资源使它不断地得到重塑。第一波西方学术是佛学。从2世纪佛学就开始导致儒学的转型，并且成为宋明理学形成的一种至关重要的力量。16世纪晚期，先是耶稣会士，然后是新教传教士，开启了第二波西方学术。在上两个世纪中，他们对儒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正是20世纪的第三波西方学术，向现代新儒学提供了需要更彻底理解的关于发展和批评的资源。

郭博士又是一位展望中国文化在新时代将对世界价值发生影响的有远见的学者。他分别从《周易》、道家、儒家、佛教四个最能反映中国人价值观的思想文化体系中提炼出太和、自然、仁义、慈悲四个范畴作为中华普世价值，以弥补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来自西方的普世价值的缺陷，这对人类文明的和平发展来说，意义重大。

我们不能过高地估价财富的重要性。在世界舞台上，中国固然首先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已经浮现出来；但最近通过软外交，中国又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呈现出来；在历史的地平线上，中国将作为一种文化力量会很快地积累影响。奥林匹克运动会曾成为展示中国文化的平台，数百所合办的孔子学院已经在世界各地建立起来，对中国语言的兴趣正在全球迅猛提升——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对儒学作为一种仍然活着的传统进行细致入微的理解。在正处于变化之中的世界秩序里，郭博士不管在学识上，还是在创造力上，都有资格成为这一新方向的发言人。

因此，我郑重向读者推荐郭沂博士和他的新书。

安乐哲

2013年1月2日于夏威夷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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