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西方近代工业文化疾风劲吹，凭其摧枯拉朽之力将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社会作用，推向自我检省的时代当口。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在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不能忽视同一个问题所造成的影响：面对中西方社会发展的实际差异，对当时强劲迅猛的西方科学技术文化和频现颓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价值，如何进行评价与取舍。

早期现代新儒家基于尊重中西历史和展望民族未来相结合的视角，虽认为中国脱离当前贫弱状态乃至进一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肯定离不开西方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创世价值，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盲目热衷和迷信这种价值。相反，他们理性认识和分析当时国内和国际发展的弱肉强食新格局，重申以人文关怀的省察态度而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予以审慎考量。唯其如此，关于如何规避或减缓科学技术推动社会发展同时带来的负面影响，早期现代新儒家则在顺应西化发展诉求的同时，又积极主张重释儒家文化的源头真谛而辨析其是非优劣，重新界定和明确儒家文化的治世价值。所以，早期现代新儒家在中国迫切需要解除国家发展危难之际，形成了“亦中亦西”又“不中不西”的独特科学技术观。以求恢复儒家文化在中国实现工业化进程中应有的社会地位和作用。

早期现代新儒家科学技术观的独特性，不是对西方科学技术文化和儒家文化社会价值的折中或妥协，而是立足特定的国际和国内发展事实。这是辩证分析两种文化所存在的优势与不足，从而真正为中国的长远发展而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早期现代新儒家坚定地认为，科学和技术本质上是属于不同的认知领域，即使发展到近现代已经具有很多的交叉和融合，但互相所偏重思维领域和实践领域的事实，决定了对它们的有关功能和作用的评断不能囫囵、含混，只有以有益于人类整体生存和长远利益为前提，才可以对二者的评断有所统一。研究早期现代新儒家的科学技术观，需要厘清他们相对分明的科学观和技术观，既明晰他们在吁求中国发展中积极肯定科学技术的西化态度，也着重反映他们主张不能忽视科学技术所产生的负面作用。换句话说，早期现代新儒家理性分析西方国家引领的工业文明，强调这是社会未来发展不可否认的必然趋势。但是，在实现这种更高层级的文明过程中，产生了诸多具有负面作用的冲击，甚至一些冲击已经构成了对人类整体生存的威胁，这就需要对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文明进行完善。

早期现代新儒家为了避免中国的西化发展沦为对西方工业化发展道路的简单重复，最终本质还是在征服与掠夺中实现一种粗暴的社会发展。在早期现代新儒家看来，这样的社会发展即使可以解决国家当下的问题，但无法真正实现民族的长远发展和复兴。为此，早期现代新儒家坚持，要通过重释儒家文化人文关怀源头真谛，以中西文化相济为用的取用方式，使解除中国当下危难与实现长久发展齐头并进，以走出一条真正适合民族发展的工业化之路。

早期现代新儒家西化发展理念，是力求将中西文化相济为用作为引进和发展科学技术的准绳，有其特定的现实条件和理论基础。首先，伴随西方科学技术创造人类工业文明的同时，对人类生存利益的负面作用也在日益凸显，这不仅体现在西方国家的肆意殖民侵略和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也表现为人类对自然由敬畏改为征服的非理性态度。其次，以生命哲学为主的西方反思理性等诸多学术流派的思想，随同西学东渐而一并开始不断影响中国的思想界，这使早期现代新儒家对长于人文关怀的儒家文化有了重释的信心。早期现代新儒家认为，现代生命哲学与儒家文化都极其关注人的现实关怀，都擅长以直觉、顿悟等感性认识方式，注重社会能形成良性、和谐的生存关系，二者所折射出的人文关怀思想才真正符合人类长远生存的需要。所以，早期现代新儒家形成科学技术观的重要支撑点，是西方生命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所强调的在社会发展中要以人为本，并且，二者强调的人文关怀思想内容，也成为早期现代新儒家在贯通中西文化时的理论基础。

早期现代新儒家科学技术观，体现出既要吸收西方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创世价值，又要接续儒家文化而发挥其治世价值，由此深深影响了他们重释儒家文化中寻求不同的西化发展实践路径。虽然，早期现代新儒家关于中国西化发展的态度，及对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认识和评价立场，在学术界很难被积极的西化派认可和接受；关于重释儒家文化内容而发挥其治世价值，在方法和路径上很难被传统保守派赞同，最终导致他们的思想在当时学术界没有作为成熟的学术流派得到广泛传播。但是，早期现代新儒家在中国的西化浪潮中探求中国未来发展之路而形成相近的思想内容与理论实践路径，反映出他们是要以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态度，以关注中国长远发展与人类生存利益为研究目的，并通过一种科学技术观展现人文关怀主旨。他们的思想观点伴随科学技术深入发展而逐渐显示出其前瞻性与合理性，最终让他们被后来的学者普遍认定为现代新儒家学术流派的奠基者。事实上，透视早期现代新儒家的科学技术观，他们是致力于在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之间寻求双向、互逆的融合路径，不仅为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后继学者奠定了研究基调与理论方向，也为思想界如何调和科学技术与人文两种文化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而且，这种科学技术观突破了儒家文化传统科学技术观，从对科学技术认识方面为儒家文化延续与发展找到新的生长增殖点，从而彰显出早期现代新儒家科学技术观超越时空的前瞻意义与历史价值。

在中国追求西化发展中弘扬人文关怀，早期现代新儒家以有利于中国走出当下发展的进退维谷之境，乃至实现人类整体的长远生存利益，在构建科学技术观的内容和投于具体实践时，形成“亦中亦西”又“不中不西”的独特特征。这不仅是早期现代新儒家科学技术观的立足点，也是他们后来具体践行中国如何西化及实现长久发展的标准。对早期现代新儒家各位代表在阐述这一思想主旨及具体付诸的实践进行对比，不难发现他们各自的理论体系及实践操作，都是以追求西化发展中要解决的两个基本问题作为前提：第一，正确认识西方为什么能够出现近代科学技术而率先实现人类的工业文明，这需要中国的学者能对其整个过程有充分的认识，了解西方的历史对实现工业文明所起的作用。第二，正视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的几次接触并没有让中国在发展中引起足够的警醒，反而与西方的发展差距被越拉越大，这其中所出现的原因需要进行深入的分析。

研究早期现代新儒家科学技术观时不难发现，他们并未表现出盲从西化的崇拜热潮，也未独断儒家文化精义而抱残守缺，而是采取“对于外来思想之输入与夫旧思想的如何消化、整理，也应该同时并重”的态度。早期现代新儒家的科学技术观，实质上是对科学技术文化与人文文化各自优劣的理性分析，是调适儒家文化以期能与科学技术文化和谐共存，使两种文化的结合真正有利于中国摆脱当时的窘境并有益于民族长久的进步。此外，早期现代新儒家鲜明的科学技术观，表明其在新时期肩负起重释儒家文化的重担，从儒家文化的内在延续上，接榫并弘扬儒家文化颠扑不破的人文关怀价值，打破了当时中西方以科学技术作为高下判断的唯一要素。他们既主张发挥科学技术的治世价值，也主张发扬儒家文化的治世价值，主张将二者结合，从而对中国的西化与民族长远复兴有所裨益。这种独特的科学技术观，与现代新儒家学派后来两代的科学技术观也有明显不同。

本书的研究首先是受益于我的导师南京大学哲学系萧玲教授的鼓励和悉心教诲，让我能够明确方向和发现问题；其次是得到了南京晓庄学院市属重点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组项目组、南京晓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科建设项目组的支持。在此付梓之际，向我的导师和学院领导、相关同事表示最真挚的感谢！本书的完成也离不开三年攻读博士学位时，给予我精神鼓励和实际帮助的专业老师、同窗好友，还有硕士导师谈新敏和王国领教授的关心，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真挚的谢意！当然，本书能够最终完成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对我一如既往的支持！尤其女儿琬宸的出生，给我带来的喜悦让我充满了动力，帮助我在克服诸多困难的同时也更加执着学术研究的道路。

我是完全属于半路进入科学技术哲学的学术领域，对该论著所研究内容需要的哲学理论和传统文化知识，在基本功的支撑上都十分有限。但是，自己着实特别钟情清末民初那段科学思想史，尤其着迷当时学者们所持有的西方文化观和传统文化观的激荡与回应，其中仿佛在昭示一种思想力量和精神自信。我基于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方向，决定选择早期现代新儒家的科学技术观，希望能明了他们在当时坚守儒家文化的勇气和魄力；选择以科学技术观作为一种外在研究进路，希望能还原他们对儒家文化如何实现对本土文化承续所留下的宝贵经验。当然，每一次推敲自己研究的内容时，我总能清晰地感觉到因个人能力和科研水平的限制，存在太多地方需进一步的论证和打磨，甚至有些观点因没有扎实基础作为支撑极易釜底抽薪。所以，在这一段的研究即将结束之际，对书中肯定会存有诸多不足甚至错误之处，恳请专家和同仁能予以批评、指正和包容。

赵培军

2016年秋于南京晓庄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