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政

索莱尔斯是法国当代文学界和知识界的一个标志性和争议性人物，虽然著作等身，功成名就，但是他还有另一个更广为人知的称谓——“朱莉娅·克里斯特娃的丈夫”。夫妻二人一个著书（创作），一个立说（理论），志同道合，珠联璧合。但是著书的影响力似乎逊色于立说，作为思想家、批评家和学者的妻子，名气远在丈夫之上，远播海外，而丈夫的影响仅限于法国。令索莱尔斯哭笑不得的是，他在美国时经常被人称作“克里斯特娃先生”，好友拉康不知是由于不知内情还是开玩笑，给其写信时几次称其为“朱莉娅·索莱尔斯”。每个成功的男人后面总是站着一个伟大的女人，但是索莱尔斯这个成功的、原住的法国男人似乎总是站在这个伟大的、移民的法国女人的后面和阴影中，就像皮埃尔·居里总是站在玛丽·居里的后面和阴影中。

索莱尔斯1936年出生于波尔多的一个企业主家庭，本姓茹瓦约（Joyaux），这个姓氏又与宝石（Joyau）的拼写基本相同，其写法、含义、发音时的谐音造成的可笑和不快的联想在童年时给他带来同学的嘲笑。尤其是，在他写完《奇特的孤独》后，母亲这个外省女人感到这部带有浓厚自传和性启蒙色彩的小说将使家庭蒙羞，强烈反对他以真名发表作品，于是他取名“索莱尔斯”（Sollers）。按照他本人的解释，sollers由两个拉丁语词根构成：sollus（完全的）和ars（机智，巧妙），合起来为“完全的艺术”。而且，sollers还有“聪明”、“精明”、“机智”之意，令人联想到足智多谋的尤利西斯。索莱尔斯对于这个笔名颇为自得，认为它名副其实，甚至得意地称他的全名（Philippe Sollers）的缩写 PhS 和耶稣人类救主（Jesus Hominum Salvator）的缩写JHS仅有一个字母之差。他们的名相近，任相同。这个同担的大任就是HS:homini soter，人类救主。

索莱尔斯从小就是一个离经叛道的浪子：逃学，与女佣偷尝禁果并与多个女人发生私情。母亲发现后将其送到耶稣会在凡尔赛开办的一所管教严厉的教会学校，但是他在那里恶习不改，因不守纪律和教规、偷读禁书甚至光顾妓女而被学校开除。1962年，为了逃避奔赴阿尔及利亚前线的征兵，他曾一度装疯而被送入精神病院。这些并不光彩的经历他也不以为意，反而沾沾自喜地写入了他的回忆录中。

中学毕业后，索莱尔斯到巴黎读大学，父母为其选择的专业是商科，希望其子承父业。来到万花筒般的巴黎进入无人约束的大学生活后，他开了眼界也废了学业，不久便辍学走上了文学之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1960年他参与创办了《原样》杂志并成为其主编，以该杂志为中心形成了“新小说”派之后更为激进的名噪一时的“原样派”。他的处女作《挑战》（1957年）和成名作《奇特的孤独》（1958年）的写作还算古典和传统，有一个尚属完整的故事，不仅使他获奖和成名，居然赢得了文坛大佬莫里亚克和阿拉贡的赏识。但是随着他在文学之路上越走越远，他的风格也越走越偏，越玩越玄。 《园》模仿了罗伯 -格里耶的《在迷宫中》,《戏》的64章是仿照《易经》的64卦来设计的，《数》被规划为25组、每组4个片段的文字序列，《法》中则充斥着令人匪夷所思的中文和外文词语。一个又一个支离破碎的文本不仅把小说的核心要素解构得七零八落，似乎故意挑战读者的理解和耐心的极限。小说《H》和《天堂》不仅取消了情节和故事，而且干脆取消了标点和分段，仅凭跳跃性和散射状的话语流的节奏和速度来制造一种无调性、无主题的变奏曲，表达一种言说的眩晕般的快感。他认为真正的艺术家都是一些“例外”，追求“极限的写作和经验”。他充分挖掘语言的速度、灵动及音乐性，努力使叙事挣脱逻辑和连贯性、使语言挣脱意指和句法的束缚，从而将写作彻底变成了一场“语言的历险”，通过文字本身的节拍和节奏玩着心跳的游戏。读者大呼“看不懂”，而在文学界一言九鼎的罗兰·巴尔特则撰文力挺和背书。

成名之后的索莱尔斯写书、办刊、作评论、上电视、拍电影，他写小说、杂文，文学、绘画、音乐、哲学、政治、宗教、科学等无所不谈，不仅越界和跨界，而且成为高调的媒体和公众人物。他经常烟不离口，嘴角挂着嘲弄的微笑，让人感到一不小心就成为他的笑料。貌似玩世不恭，每每语出惊人，虽不独来独往，却是我行我素，嬉笑怒骂，口无遮拦，也笑骂由人，收获的嘘声和口水远多于掌声喝彩声，堪称当代的唐璜，文坛上的玩家。

索莱尔斯首先是一位思想的冒险家，在其小说和杂文中，他探索感觉和身体的无限可能性；通过主体和语言、性、艺术、图像、时间和真理的关系，讲述主体的探险历程。他崇尚悠闲的艺术圣城威尼斯和解放身体、放纵性情的18世纪，他反感嗜血恐怖的法国大革命、严肃刻板的新教文化和泪水涟涟的浪漫主义。在当今这个日益制度化、技术化、工具化和功利化的，令人忘记生活为何物、生命之真义的时代，他以情的宣泄、特别是性的释放来消解人生的沉重和苦涩、世界的虚假和虚伪。“快感”是其写作的一个关键词，他不仅在文字上追求写作和言说的快感，在内容上也宣扬一种风流、风雅的快感生活艺术。他嘲笑正经和崇高，将“警察、政党、军队、银行、工会、大学、媒体、家庭、教会”等无处不在的压迫性和异化性的体制力量称为“七头蛇”、“反文学”、“恶夫”、“老大哥的法眼”，把色情、游戏、嘲讽作为掷向这些恶魔的燃烧瓶和驱魔的解药。历史上和同时代的非常规、有争议、离经叛道的作者，如萨德、卡萨诺瓦、德农、尼采、兰波、洛特雷阿蒙、阿尔托、塞利纳、毕加索、纳博科夫、巴塔耶等成为他的偶像以及书写与解读对象。

索莱尔斯的作品形式怪异和各异，他任意穿行于虚与实、叙与议、梦与真、离与合、“我”与“他”、古与今之间，玩味着文类的跨界、时间的穿越、主体的转换。他的小说像是自传，传记像是论文，杂文像是虚构，自传又被其称为“真正的小说”。他的写作素材与其说来自生活，不如说来自书本，来自先贤，如荷马、但丁、狄德罗、司汤达、普鲁斯特的经典之书的既有故事。他对各种文化典故熟稔于心，信手拈来，化为己用，书中充斥着典故、引用。但是先书中的故事只是一个由头，他对其肆意改造、戏仿或调侃，互文相映。他写但丁、萨德、尼采、狄德罗、莫扎特、弗拉戈纳、华托、司汤达、荷尔德林、马奈、毕加索，在一个个或真实存在或完全杜撰的人物的面具后面，在一个个支离破碎、光怪陆离的文本间隙之中，在这个巴尔特所宣告、索莱尔斯也附和的“作者已死”的时代，隐现的仍然是、始终是索莱尔斯本人的顽主“水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