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金融危机爆发得愈加频繁，其破坏力越来越大，传染性越来越强，破坏范围越来越广，已经成为学者的普遍共识。金融危机主要通过季风效应、金融渠道、贸易渠道以及净传染效应传染，其中，金融渠道与贸易渠道是最重要的传染渠道。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我国经济在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利益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国际金融风险。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不高，在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中，金融危机通过金融渠道对我国的影响有限。然而，我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亚洲金融危机与美国次贷危机都是先通过贸易渠道传染到我国，我国进出口贸易也是这两次危机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宏观经济层面。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的特定阶段。加之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形势瞬息万变，我国既要持之以恒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又要树立危机应对意识，及时发现和果断处理各类风险。在此背景下，剖析国际金融危机与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关联，研究金融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冲击影响，探索金融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传染机制及影响因素，发掘我国进出口贸易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脆弱性之所在对增强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抗风险能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吸收国内外前沿研究成果，依据金融危机理论、金融危机传染理论以及国际贸易理论，从贸易方式的视角系统地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传染。本书为亚洲金融危机与美国次贷危机期间我国加工贸易进口、出口总额和一般贸易进口、出口总额建立动态因子模型，提取出代表这四个变量协同变动的共同因子和分别代表它们自身波动特点的特定因子，利用VAR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多元因果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分析等经济计量方法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传染进行实证研究，并将亚洲金融危机与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传染机制与冲击影响进行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为我国进出口贸易更好地防范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提供对策建议。

本书的研究成果和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通过对金融危机传染机制系统的理论研究指出，金融危机通过贸易渠道、金融渠道、季风效应和净传染效应进行传染；在危机的贸易渠道传染中，收入、汇率以及贸易政策是影响贸易传染的重要因素。本书通过对亚洲金融危机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根源和传染机制的理论研究得到的结论是：这两次金融危机的传播扩散是多种传染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二，利用动态因子模型以及VAR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多元因果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分析等经济计量方法对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传染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我国进出口贸易受危机传染的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都很显著，根据多元因果检验结果，与收入效应相比，价格效应在美国次贷危机期间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更重要。

（2）美国次贷危机期间，我国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对金融危机冲击的反应存在差异，一般贸易对外部需求的变动较为敏感，而加工贸易对汇率的变动较为敏感。

（3）亚洲金融危机同样对我国进出口贸易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但是，由于危机对东南亚地区我国的贸易竞争国影响较大，而对美国、欧盟等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影响较小，我国进出口贸易受危机传染的价格效应显著，而收入效应不显著。

第三，通过将亚洲金融危机与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传染进行比较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虽然美国次贷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都对我国进出口贸易造成负面冲击，但是，这两次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传染机制有较大差异：亚洲金融危机主要通过间接多边贸易传染到我国，而美国次贷危机同时通过直接双边贸易和间接多边贸易传染到我国。

（2）与外需相比，汇率始终是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传染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以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产品为主的加工贸易增加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脆弱性。美国次贷危机之后，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低价格优势将难以维系，为了更好地应对和防范金融危机，我国应转变贸易发展方式、优化贸易结构、完善进出口贸易政策以及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本书对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金融危机传染理论，加强金融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传染的研究深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提高防范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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