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笔人：房宁）

美国总统大选是人类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之一。自1789年第一次总统大选举行以来，美国每四年举行一次总统和国会选举，227年来从不间断地举行了58届选举，产生了45任总统。2016年，代表共和党参选的纽约知名房地产商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战胜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希拉里，成功当选第58届、第45任美国总统。

一 从政治学视角研究美国总统大选的三重价值

第一，美国总统大选是人类政治史上最为系统、规模巨大、重要性突出的竞争性选举，现代选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美国的实践。作为近现代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政治实践活动之一，美国总统大选值得关注和研究。

第二，通过研究美国总统大选可以深入观察、认识美国政治。美国是当代世界第一强国，是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代表。选举制度是美国的核心政治制度，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是美国政治的大汇演，美国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都会借助总统大选进行利益表达，美国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与矛盾也会在总统大选中得到广泛而充分的呈现。大选是观察研究美国社会的重要窗口。

第三，通过研究美国总统大选还可以进一步研究政治学的一般性问题与规律。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动，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世界范围内，社会行动主体无论是选民还是利益集团都有了向复合性主体发展演变的趋势。以往社会行动主体如阶级、阶层的划分都是以单一因素为主，如与生产资料关系或职业等单一因素为基础的，但当代社会则基本上是由多重社会因素、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可以说，现在社会中的社会行动主体是复合型的。这种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的变化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有着十分典型的表现。根据我们的观察与研究，我们认为当今美国社会的主要社会群体是由八个因素复合而形成的，其中种族是最基本的因素，其余因素为职业、收入、居住地、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宗教信仰，这些因素综合决定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立场，并进一步构成总统大选等重要政治活动中的行动主体。现代社会群体划分的复合现象在各个国家都有所展示，但不易做到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确认与把握，美国总统大选则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研究和把握现代社会社会群体形成与行动的窗口。

二 观察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三个视角

我们对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具体的观察与研究主要有三个视角：一是选民结构变化，二是竞选主题，三是竞选技术变化。

第一，关于选民结构变化。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最大的“黑马”也是最令人瞩目的历史性事件是“局外人”“政治素人”特朗普的胜选。究竟是什么因素、究竟是什么人把特朗普送进了白宫自然就成为观察与研究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根本性问题。因此，我们的观察与研究首先聚焦于美国选民结构的变化。

选民结构是所有选举研究的基础性因素，每个国家的选民结构都具有本国的特性。上述八个影响因素的权重在不同大选中亦会有所变化。除种族因素继续高居榜首外，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职业、居住地和年龄等因素的权重继续上升。

对美国选民结构变化规律研究的重要发现是：从2008年总统大选以来有四个要素构成的两个趋势出现了一次交汇与转折。四个要素为：欧洲裔选民的政党倾向、非欧洲裔选民的政党倾向、欧洲裔选民的投票率、非欧洲裔选民的投票率。两个趋势为：欧洲裔选民的政党倾向和投票率的变化趋势，非欧洲裔选民的政党倾向和投票率的变化趋势。此次选举出现了四个要素和两个趋势演进的交错。从2008年以来，欧洲裔选民投票率缓慢上升，其中对共和党的支持率缓慢上升，而非欧洲裔选民投票率缓慢下降，其中对民主党的支持率缓慢下降。2012年，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虽然败选但落后不多。四年之后的2016年，完成了2008年以来已经形成的选民成分及参选率、两党支持率的上升和下降两大趋势的交叉。我们认为，这是2016年民主党败选、共和党及特朗普胜选的结构性原因。

进一步分析，在2016年的选举中，美国选民的结构性变化反映出美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及其政治后果。选民结构变化的政治结果是传统美国主流社会即欧洲裔美国人，尤其是居住在工业地区、农业地区及中小城市与乡村的虔诚保守的蓝领工人、农场主群体，对于自身地位下降以及非欧洲裔美国人及移民在经济、社会、政治上地位相对上升感到严重不安与不满，甚至认为这种社会现实和发展趋势是对美国基本价值和社会性质的威胁与颠覆。在这样的背景下，至少自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可以被称为“新民粹主义”的社会潮流，原来的主流社会阶层与群体——欧洲裔美国人即被媒体描述为那些居住在“锈带”和“圣经带”上的“白人、工人、男人、老人”的失意一群，他们沉溺于严重的危机感、挫折感之中，由此引发了强烈的反移民、反体制、反全球化的群体意识。一些美国学者以及“新民粹”的代表人物、思想家甚至将美国社会的这一现象耸动地说成是美国白人的“家园保卫战”。

第二，关于竞选主题。

2012年的总统大选，美国舆论普遍认为主题是政策之争，即所谓“欧洲社会主义”与“美国资本主义”之争。民主党及奥巴马总统代表着改良主义的传统路线，加强社会保障，放宽移民政策。共和党及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则强调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主张增强美国社会的竞争性与活力。2016年总统大选把美国一直以来的两党及社会分歧推到了更高的层次。

2015年8月，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举行的首次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公开辩论会上，当时在10多个参选人中已经处于领先地位的纽约商人特朗普在首轮发言一开始就明确质疑美国的“政治正确性”，可谓一鸣惊人。“政治正确性”是美国社会生活、政治活动的深层规则，形成于美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为美国社会普遍遵循。政治正确即使在美国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概念，人人皆知，存之于心，见之于行，但没有明确的定义，内涵、外延因语境而异。2016年总统大选中被凸显出来的“政治正确性”包含了社会公平、公正以及反歧视、照顾弱势群体等社会价值观及现实政策等内容。特朗普和共和党以及美国社会的保守势力猛烈批评在社会公平、公正等价值观笼罩下的强化人权保护、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的政策取向，强烈批评民主党的包括移民政策、医保改革在内的福利政策等。“政治正确性”成为2016年总统大选民主、共和两党及其候选人以致舆论界争拗的焦点，这在美国历史上、在历次选举中是罕见的，特别是作为主要候选人的特朗普敢于挑战美国社会长期固化的以所谓“政治正确性”为依托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并最终胜选，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美国社会结构变化之下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深刻变动与分歧。政治正确之争，也成为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标志，并必将以此载入史册。特朗普在竞选后期，进一步把对美国政治正确的质疑描绘为一个movement（社会运动），以凸显他可以给美国社会带来的新的方向、新的路线。这些竞选宣言似乎超越了传统选战造势的浮夸言辞的范围。特朗普的所谓运动，在他的支持者眼里实际上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正确，这就是所谓“美国第一”，而“美国第一”的背后更深邃的含义是：什么是美国？美国是什么？美国究竟是谁的国家？！特朗普在大选投票日前竟然宣称，投票结果甚至不能决定政权的归属！即使不能当选，他的“运动”还将继续！这些不同寻常的现象都是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引发人们思考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线索。

第三，关于竞选技术变化。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创造历史的地方还在于它是一次改变选举结果的技术革命。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似乎意外地打破了以往大选的选举规律。“政治素人”特朗普在缺乏共和党建制派支持的情况下，几乎是单枪匹马，冲破重重障碍，最终赢得了选举。资金、媒体和党派支持是被美国200多年来的选举实践证明的决定选举结果的三大关键因素。特朗普最终战胜了在上述三个方面全面占优的政治对手，可谓创造了政治奇迹。然而在这个“政治奇迹”背后还隐藏着一场选举技术的革命，在这个新的选举技术帮助下，特朗普在若干“摇摆州”赢得了关键的胜利，从而在选民票总体落后的形势下靠在“摇摆州”的胜利赢得了多数“选举人团票”，最终战胜了原本拥有优势的强劲对手。

特朗普及其团队在2016年大选中，将由心理测绘学、大数据方法和人工智能三项技术综合构成的一种新的选举方法运用于“摇摆州”的竞选活动。这项运用于大规模选举的新技术，首先是将普通心理测绘学的人格特征发展为可测量的选民社会心理特征甚至是选举心理特征的政治性格测绘技术。这是一次政治心理学的革命性进步。

其次，发明了利用普通社会行为、网络行为测量政治性格的技术。传统心理学需要在实验室条件下才能完成对试验对象的人格特征测量与描述，因此，无法大规模运用实际社会心理干预，更多的局限于心理学研究范畴。而通过普通社会行为、网络行为计算和推断对象的政治性格、选民心理特征，则超越了实验室条件，所以这项技术具备以极低成本和超大规模运用于选战的价值。

最后，在具备了大规模认识选民政治心理和选举心理的条件下，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实行大规模的选民行为干预，采取针对选民个人的性格与偏好，进行“一人一策”式的精准干预，针对每个选民进行订制内容的竞选宣传以影响其投票行为，将大众传播转为小众传送，从而产生了以往技术手段所无法比拟的传播效应。

特朗普竞选所采用的新技术改变了以往的竞选理念和竞选方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成功实现了大规模的社会思想与行为控制，因而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虽然结束了，但我们对美国总统大选的研究又将有了新的开始，我们需要认清美国大选的来龙去脉，认清特朗普胜选的深层原因，这是认清美国未来的社会走向和特朗普新政府政策走向的重要基础。只有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美国政治及中美关系进行预测才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我们不能简单地从所谓“商人特质”、意识形态乃至个人风格来推断、评判特朗普及其政府的内外政策。从总体上看，美国社会发展的逻辑决定了美国未来政府的内外政策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