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简介
——纪念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代前言)
一些年来,西方国家理论界的一些人士认为,马克思没有全面而系统的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理论。同时,也有人千方百计地寻找马克思与凯恩斯在危机理论上的一致性,企图把“马克思凯恩斯化”,把“凯恩斯马克思化”,抹杀他们之间的根本区别。还有人幻想用凯恩斯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岂不知,马克思虽然没有研究和论证资本主义危机的专门论著,但在他和他的战友恩格斯的许多著作中,却有许多地方对资本主义危机作了深刻而精辟的分析。如果从马克思理论的总体、基本结构及其内在联系来看,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不仅是马克思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历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无法达到的理论境界。日月如梭,往事如烟,时间越过将近两个世纪,在21世纪初的今天,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却依然璀璨夺目,犹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闪耀着真理的光焰。
一 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危机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研究,是从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危机理论的批判开始的。首先,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否认危机的谬论。大家知道,周期性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含的各种矛盾的集中表现,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普遍、最常见和最显著的经济现象。然而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出于其阶级本能,不顾危机频繁发生的历史事实,断然否定危机的存在,炮制出资本主义无危机的辩护性理论。在经济学说史上,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最早提出了这一理论。他以生产能“给其他产品开辟”“销路”
针对萨伊“买和卖”相互平衡的“销售论”,马克思首先指出,这是一个愚蠢的教条。他说:“有一个最愚蠢不过的教条:商品流通必然造成买和卖的平衡,因为每一次卖同时就是买,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这是指实际完成的卖的次数等于买的次数,那是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但这种教条是要证明,卖者会把自己的买者带到市场上来。”
针对穆勒否认生产普遍过剩的“需求和供给直接等同”论,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从正统的经济学观点来否认一定时期会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这种企图实际上是很幼稚的。”“为了挽救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而把这种生产的一切特有属性、它的概念规定全部抛开,相反地把它看成是提供直接使用价值的简单生产,本质的关系完全被抽掉了。事实上,为了清除这种生产所具有的矛盾,干脆把这种生产抛弃和否定了。”
对于李嘉图以否认资本主义存在危机为宗旨的“生产与消费”相统一的理论,马克思给予了严厉的批判。马克思首先指出了这一理论观点的来源。他说:“李嘉图接受了庸俗的萨伊的(其实是属于詹姆斯·穆勒的)观点,认为生产过剩,至少市场商品普遍充斥是不可能的。”
接着,马克思揭示了李嘉图“生产和消费”相统一这一理论的荒谬性。他说:“说生产者和消费者是一回事,那是最可笑不过的了。因为对于很大数量的生产部门——所有不生产直接消费品的部门——来说,大多数参加生产的人是绝对被排斥于购买他们自己的产品之外的。他们决不是自己的这很大一部分产品的直接消费者或买者,虽然他们支付包含在他们购买的消费品中的自己产品的一部分价值。”“这里也可以看出,‘消费者’这个词是模糊不清的,把‘消费者’这个词同‘买者’这个词等同起来是错误的。从生产消费的意义来说,恰恰是工人消费机器和原料,在劳动过程中使用它们。但是工人并不是为了自己而使用机器和原料,因此,也就不是机器和原料的买者。对于工人来说,机器和原料不是使用价值,不是商品,而是一个过程的客观条件,而工人本身则是这个过程的主观条件。”
马克思还揭示了李嘉图论证方法的矛盾性。他说:“否定危机的各种辩护论言论所证明的东西,总是和他们想要证明的相反,就这一点说,它们是重要的。它们为了否认危机,在有对立和矛盾的地方大谈统一。”“它们证明,如果被它们用想象排除了的矛盾实际上不存在,那就不会有任何危机。但是,因为这些矛盾存在着,所以实际上有危机。辩护论者为否定危机存在而提出来的每个根据,都是仅仅在他们想象中被排除了的矛盾,所以是现实的矛盾,所以是危机的根据。用想象排除矛盾的愿望同时就是实际上存在着矛盾的一个证明,这些矛盾按照善良的愿望是不应该存在的。”
最后,马克思把萨伊、穆勒、李嘉图等人的观点综合起来,揭示了他们理论的辩护性质。他指出:“李嘉图和其他人对生产过剩等提出的一切反对意见的基础是,他们把资产阶级生产或者看作不存在买和卖的区别而实行直接的物物交换的生产方式,或者看作社会的生产,在这种生产中,社会好像按照计划,根据为满足社会的各种需要所必需的程度和规模,来分配它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力,因此每个生产领域都能分到为满足有关的需要所必需的那一份社会资本。”
在批判了萨伊、穆勒、李嘉图等人通过否认生产过剩,进而否认危机存在的谬论之后,马克思又批判了西斯蒙第、马尔萨斯等人承认危机,但曲解危机根源的理论。
在经济学说史上,西斯蒙第是最早论证资本主义危机必然性及其根源的经济学家。关于危机的必然性,西斯蒙第认为,生产和消费是相互决定的,保持生产和消费的平衡,不仅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要实现二者的平衡,“生产要随着需要的比例而相应地增减,这已经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一项定理。”
对于西斯蒙第的危机理论,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他在这方面的理论贡献,同时,也指出了他的理论缺陷。关于西斯蒙第的理论贡献,马克思指出:“西斯蒙第深刻地感觉到,资本主义生产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它的形式——它的生产关系——促使生产力和财富不受拘束地发展;另一方面,这种关系又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关系所固有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商品和货币、买和卖、生产和消费、资本和雇佣劳动等等之间的矛盾就愈扩大。他特别感觉到了这样一个基本矛盾: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无限制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同时财富由商品构成并且必须转化为货币;另一方面,作为前一方面的基础,生产者群众却局限在生活必需品的范围内。因此,在西斯蒙第看来,危机并不像李嘉图所认为的那样是偶然的,而是内在矛盾的广泛的定期的根本爆发。”
作为英国庸俗经济学创始人的马尔萨斯,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也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危机理论。首先,他不像萨伊等人那样掩盖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矛盾,相反,他强调这些矛盾,并且论证了普遍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他认为,“需求总是由价值决定,而供给总是由数量决定。”“商品不仅同商品相交换,而且也同生产劳动和个人服务相交换,而同这些东西相比,就像同货币相比一样,可能发生市场商品普遍充斥。”“供给必须始终同数量成比例,而需求必须始终同价值成比例。”“当食物和衣服的数量减少时,它的价值会提高;剩下的食物和衣服的货币价格的增长程度,在一般时间内会超过它们的数量减少的程度,而劳动的货币价格可能保持不变。其必然结果是出现了推动比过去大的生产劳动量的力量。”“一个国家的所有商品,同货币或劳动相比较,可能同时跌价。”“因此,市场商品普遍充斥是可能的。”同时,他还开出了消除商品普遍生产过剩进而消除危机的药方。他认为,问题不在于发生商品普遍生产过剩即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而在于找到消除生产过剩即危机的方法。他认为,无论是工人的购买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换,都不能为全部产品提供足够的市场,只有存在一个只消费不生产的阶级,才能为全部产品提供有效的需求,才能提供足够的市场。他说:“在这个阶级中,地主无疑地居于显著的地位。”
马尔萨斯的危机理论,遭到了马克思的严厉批判。首先,马克思揭示了马尔萨斯并不掩盖反而突出资产阶级生产矛盾的原因。他指出:“马尔萨斯并不打算掩盖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相反,他是想要突出这些矛盾,以便一方面证明工人阶级的贫困是必要的(对这种生产方式说来,他们的贫困确实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向资本家证明,为了给他们出卖的商品创造足够的需求,养得脑满肠肥的僧侣和官吏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马尔萨斯证明,要导致‘财富的不断增长’,无论人口的增加,或资本的积累”,“或‘土地的肥力’”、“‘节省劳动的发明’、‘国外市场’的扩大”,“都是不够的。”
此外,马克思还批判了“只承认货币危机,不承认生产过剩的危机”、用“生产不足”“消费不足”或“资本过多或不足”来说明危机、用“通货不足或滥发通货”说明危机、用“信用”和“投机”或资本的“贪婪”来说明危机等歪曲或掩盖危机根源和原因的错误理论。至于认为资本主义能够防止和消除危机的理论,诸如“提高工资”、“大量工业投资”、“控制通货”、“调节生产和分配”、成立“卡特尔”、“禁止竞争”,甚至通过“道德”训导和“法律”约束,等等,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也以不同的形式进行了分析和批判。通过对上述危机理论的批判,建立并阐明了自己科学的危机理论。
二 马克思金融和经济危机理论的基本要点
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研究和论证资本主义危机的著作,其理论大都分散在他的浩瀚的著述之中,但如果从其危机理论的整体来看,却不失其全面性、完整性、系统性、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品格。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危机历史性质的论述
他认为,资本主义以前没有以过剩为本质特征的危机。他说:“在人们为自己而生产的社会条件下,确实没有危机,但是也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古代人在他们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中见过什么危机,虽然在古代人中也有个别生产者遭到破产。”
(二)关于危机可能性和现实性的论述
马克思首先论证了简单商品经济或一般商品经济条件下危机的可能性。他指出,商品流通“分解为W—G和G—W,这是最抽象和最表面的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已经表现出危机的可能性”。
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危机的可能性,马克思指出:“只要资本也是商品并且只是商品,那末包含在这种形式中的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即买和卖的分离,也就包含在资本的运动中。”
最后,马克思揭示了危机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条件。他认为,危机的可能性,“只是在那种取得典型发展的、与自身概念相符合的流通的各种基本条件已经存在的地方,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马克思在考察过剩人口对资本积累和再生产周期不同阶段的意义时,还明确了造成危机并使危机具有周期性的条件。他说:“当机器工业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对整个国民生产产生了绝对的影响时;当对外贸易由于机器工业而开始超过国内贸易时;当世界市场逐渐侵占了新世界即亚洲和澳洲的广阔地区时;最后,当走上竞赛场的工业国家为数众多时;——只是从这个时候起,才开始出现不断重复的周期,它们的各个相继的阶段都为时数年,而且它们总是以一场普遍危机的爆发而告终,这场危机既是一个周期的终点,也是另一个新周期的始点。”
(三)关于危机的历史必然性的论述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的一个特殊发展的独特形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对抗、矛盾,因而对抗、矛盾在危机中的爆发”和“存在”,是必然的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四)关于危机根源的论述
首先,马克思认为,危机来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他说:“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
其次,马克思认为,危机来源于市场扩大的需求和市场日益狭窄的矛盾。他说:“这种危机之所以来得愈频繁和愈剧烈,就是因为随着产品总量的增加,亦即随着对扩大市场的需要的增长,世界市场变得愈加狭窄了”。
再次,马克思认为,这种市场日益扩大的需求和市场日益狭窄的矛盾,来源于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他说:“生产和消费的普遍联系和全面依赖”,是“随着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相互独立和漠不关心而一同增长”的
最后,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的、与人口相比显得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狭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
总之,马克思不仅层层递进地分析了引发危机的一连串矛盾,而且也揭示了作为危机根源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资本主义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
(五)关于危机的实质的论述
马克思首先指出,生产过剩是危机的普遍的和基本的现象。“除了投入织布生产的资本所直接雇佣的工人以外,棉布再生产的这种停滞还影响一批别的生产者:纺纱者、棉花种植业者、纱锭和织机的生产者、铁和煤的生产者等等。所有这些人的再生产同样都要遭到破坏”,“即使在他们自己的生产领域里没有生产过剩,就是说,即使那里生产的数量没有超过棉布工业销路畅通时所确定的合理的数量,这种情况也会发生。”
其次,马克思结合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性质和特点,分析了生产过剩的基本规定。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不是产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也不是资本过剩,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相对过剩。他说,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两种不同的生产过剩,即产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产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最后,马克思明确指出,“如果说生产过剩只是相对的,这是完全正确的”
(六)关于危机周期性的论述
关于危机具有周期性的原因,马克思指出:“正如天体一经投入一定的运动就会不断地重复这种运动一样,社会生产一经进入交替发生膨胀和收缩的运动,也会不断地重复这种运动。而结果又会成为原因。于是不断地再生产出自身条件的整个过程的阶段变换就采取周期性的形式。”
关于危机周期发生的规律,马克思在批判萨伊否认资本主义存在危机的可能性时指出:“危机有规律的反复出现把萨伊等人的胡说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只在繁荣时期才使用,一到危机时期就被抛弃的空话。”“辩护论者不去研究作为灾难爆发出来的对抗性因素何在,却满足于否认灾难本身,他们不顾灾难有规律的周期性,顽固地坚持说,如果生产按照教科书上说得那样发展,事情就决不会达到危机的地步。”
关于危机周期经历的阶段,马克思指出,“由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
马克思还分析了危机周期所具有的特点,他指出:“现代工业具有十年一次的周期,每次周期又有各个周期性的阶段,而且这些阶段在积累进程中被越来越频繁地相继发生的不规则的波动所打断。”
最后,马克思点出了危机周期循环的物质基础,他指出:“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
(七)关于危机影响因素的分析
在马克思关于危机的著作中,有很多关于危机影响因素的分析。
(1)关于粮食涨价。马克思指出,“粮食涨价只能使对粮食的需求更大,并且使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下跌。……普遍歉收本身就会导致内外市场普遍缩小。”
(2)关于工业原料价格的变动。他指出:“原料价值的增加,原料的量则减少。为了以原有规模继续生产,货币必须按一定比例再转化为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而现在这个比例被破坏了。”“再生产不能按原有规模重复进行。一部分固定资本要闲置起来,一部分工人会被抛到街头。……于是发生危机。”
(3)关于生产周期较长的产业部门的投资。他指出:“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这些部门,如铁路建设,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会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
(4)关于信用对危机的作用。他指出:“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
(5)关于利息率的提高。他指出:“随着黄金外流相应地提高最低的贴现率并拒绝贷款,银行就会使国家证券贬值,使一切商品的价格降低,并在极大程度上加重商业危机的破坏性。”
(6)关于利润率的提高和下降。他指出:“现有资本的周期贬值,这个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阻碍利润率下降并通过新资本的形成来加速资本价值的积累的手段,会扰乱资本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借以进行的现有关系,从而引起生产过程的突然停滞和危机。”
(7)关于黄金和外汇储备的影响。马克思指出:“不利的外汇行市是使国外市场上的出口商品剩余过多的可靠手段。”
(8)关于进出口贸易。马克思指出:“同一对外贸易会使本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发展,从而使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相对减少,另一方面,对国外来说,它引起生产过剩”。
(9)关于国际收支差额。马克思指出:“出现贸易逆差的市场和出现贸易顺差的市场会同时发生危机。”
(10)关于世界市场的变动。马克思指出:“危机之所以来得愈频繁和愈剧烈,就是因为随着产品总量的增加,亦即随着对扩大市场的需要的增长,世界市场变得愈加狭窄了,剩下可供榨取的市场愈益减少了”。
此外,马克思还分析了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资产阶级国家的干预(诸如保护关税制度、税率、银行立法)等因素对危机的影响。总之,影响危机的上述因素,犹如催化剂一样,促进了危机的滋生、深化、发展和普遍化。
(八)关于危机革命作用的论述
马克思认为,危机能够促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他指出:“一旦工人阶级自己充分感觉到危机的影响,”“在工人阶级中间多少处于沉寂状态,并且只保存下来进行新的鼓动的干部的政治运动就会重新开始。正是在资产阶级同贵族的冲突达到顶点的时候,工业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冲突又会开始。”
马克思认为,危机能加速战争或革命因素的增长。他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指出:“深刻地震撼欧洲”的“战争或革命”,“是工商业普遍危机的结果”。
马克思还认为,危机必然会引发整个社会的革命运动,并促使革命形势日益成熟。他指出:“欧洲从十八世纪初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事先没有商业危机和财政危机。1789年的革命是这样,1848年的革命也是这样。”
(九)关于资本主义能否摆脱危机的判断
鉴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马克思的结论是: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资本主义根本无法摆脱和消除危机。他指出:“工业危机既不能用军事专制制度来防止,也不能因军事专制制度过分挥霍而使社会信贷极度紧张而缓和下来,也不能因军事专制并且使金融危机成为商业危机的必然伴侣而得到缓和。”
(十)关于危机历史意义的分析
马克思认为,危机频繁地和周期性地发生,是资本主义走向崩溃的先兆。他说:“真正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总危机周期的时间在缩短。”“但特别可喜的是,这种时间的缩短正在露出如此明显的迹象;这是资产阶级世界的寿命的不祥之兆。”
‘可能的’共产主义吗?”
(十一)关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及其研究方法
上面说过,马克思没有研究资本主义危机的专门著作,但从他的学说整体来看,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研究和论述,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应该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首先,对资本主义危机研究的迫切性,是促使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主要动因之一。在1857年12月21日给斐·拉萨尔的信中,他说:“目前的商业危机促使我认真着手研究我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并且搞一些关于当前危机的东西。”
马克思还明确指出,他对危机问题的研究,始终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
关于危机问题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也明确指出:“在世界市场危机中,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和对抗暴露得很明显。”
此外,马克思还依据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运用大量的案例及其统计资料,研究和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商业危机、农业危机、财政危机、独立的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来连绵不断、周期发生的危机的历史及其发生发展的规律,等等。对于这些,本文虽未涉及,但可以在上述危机的一般理论和基础理论中得到启示。
三 马克思金融和经济危机理论的当代价值
自1825年资本主义生产进入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以来,危机的阴影一直笼罩在西方国家的上空,跌宕起伏,连绵不断。时至当代,这尊幽灵,仍然缠绕着资本主义的肌体,使之无法摆脱。联系资本主义危机的历史,结合当代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现实,回顾和学习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对于我们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历史的、暂时的和过渡的性质及其历史趋势,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对于我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为实现人类崇高、美好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作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意义也是深远的。
(一)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性质的认识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危机历史性质的分析,明确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的一个特殊发展形式。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的一个特殊发展形式,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就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的,它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随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它必然要被新的更为先进、更为高级的生产方式,例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所代替。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必然的、历史的、暂时的和过渡的性质,那么,历代资产阶级学者和政客所宣扬的资本主义“永恒”论,就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和反历史的。同样的道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西方国家文人墨客所鼓噪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趋同”论,国内一些人士借我国改革开放之机,竭力鼓吹的“资本主义补课”论、“远离政治”“告别革命”论、“资本主义优越”论、“与国际接轨”论,等等,就是阻挡历史车轮前进、妄图重走资本主义老路的理论。
(二)必须高度重视我国现阶段发生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在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中,关于危机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分析,占有很大的篇幅,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俯视当今的世界,已经不是马克思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而是由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为主导、私人垄断资本和国家垄断资本相结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联盟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危机存在的可能性以及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一些条件,虽然仍然存在并发挥着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经济社会情况的变化,又有所新的发展,并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诸如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跨国公司的出现及其在全球范围开展经营活动;统一、开放、完备的世界市场体系;发达的交通运输,以计算机为载体的网络信息系统;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以及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日趋剧烈的竞争;主要发达国家对经济政治霸权的争夺;发达的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国际投机家疯狂的投机欺诈活动;等等。这些条件互相联系、互为补充,共同构成危机可能性以及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条件的有机系统。这种情势,不仅强化了以资本为主导的全球性风险,而且也增大了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近7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且,还积累了丰富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从理论上说,不会存在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剩的危机的可能性,也不会具备危机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条件。然而,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复杂的,并且也是变化发展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在总结以往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了市场取向的改革,结果形成了多元化的生产关系结构、多元化的经济制度结构和多元化的经济主体结构,非公有制经济及其经济制度在其中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在经济运行的体制机制中,政府虽然发挥着重要的宏观控制作用,但市场已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产业、各行业、各类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具有了浓厚的市场化色彩。国际上,由于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实行,不仅扩大了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与西方国家的联系,而且已经融入了以美国为主导、西方发达国家为主体的世界市场体系。因之,多元化的生产关系结构和经济制度结构,便为“过剩”性危机在我国现阶段的发生提供了制度前提;多元化的经济主体结构则孕育和放大了危机的可能性;同时,市场化的经济运行体制机制也增大和强化了危机发生的风险;再加上国际尤其是西方国家经济周期及其危机的输入和影响,我国现阶段发生危机的可能性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条件也是具备的和较为充分的。因此,危机的风险,不仅缠住西方发达国家不放,而且也潜伏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之中。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必须百倍提高警惕,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我国现阶段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结合自己的国情,切实端正改革开放的路线,制定科学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及其方针政策,防患于未然。
(三)危机的根源问题,历来是资产阶级学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争论的焦点之一
在经济学史上,早有萨伊、穆勒、李嘉图、西斯蒙第、马尔萨斯、普鲁东、洛贝尔图斯等开启了歪曲、掩盖危机根源的先河。在国际共运史上,又有资产阶级的别动队、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加入歪曲、掩盖危机根源的行列。
必须指出,只要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出发,深入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的各种矛盾及其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就不难得出危机根源问题的结论。在当代,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的今天,如果有人想偷天换日,否定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内在的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的基本矛盾这一根源,以达为资本主义辩护之目的,都是徒劳的。目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生产关系结构、经济制度结构、经济主体结构,均具有多元化的特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主体,在我国国民经济结构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并且还呈强劲发展之趋势。因此,过剩性危机根源的存在,不仅是客观的,而且也是必然的。我们必须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坚决抵制和反对改革开放中的全面私有化、完全市场化和过度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倾向,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四)危机的实质问题,也是资产阶级学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分歧的焦点之一
历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萨伊、穆勒、李嘉图到当代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无不回避、歪曲、掩盖危机的实质,否认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可能性和必然性。2008年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这种声音更高,“论据”更多,且有所“发展”和“创新”,诸如“有效需求不足”和“储蓄过度”论、“支付危机”和“信用危机”论、“过度消费”论、“国家干预导致危机”论、“盎格鲁—萨克逊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华盛顿共识”危机论、“信心危机”论、“道德危机”论,甚至还有“资本负债表危机”论,等等。在我国理论界,也有不少学者,鹦鹉学舌,不厌其烦,大而论之。
这些学者和政客非常明白,危机与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中两个不同但又互相联系的方面。否定了生产过剩,就否定了危机,而承认了生产过剩,就必然要承认以生产过剩为本质特征的危机。他们既然要为资本主义辩护,既然要否认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暂时性和过渡性,把资本主义说成是永恒正义的理想王国,当然要千方百计地回避、歪曲、掩盖以至否定危机的实质,当然要否定生产过剩这一资本主义制度的痼疾。因此,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正确认识和揭示资本主义尤其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过剩这一危机的实质和本质特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表明,危机的发生,不仅有它的根源和原因,而且,还有许多经济、政治、社会乃至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等各种因素所起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马克思在其相关著作中,不仅对危机的根源、原因和实质作了深刻的揭示,而且也以其广阔的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对危机的诸多影响因素作了具体的分析。当今的世界,是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联盟相互结合、融为一体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在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或利润规律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及由此派生的一系列矛盾,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深化和发展,而且由于经济全球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虚拟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加速推进,危机的影响因素,除了马克思已经分析和揭示的以外,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和特点。然而,无论这些因素具有怎样新的表现、形式和特点,万变不离其宗,从马克思分析和揭示的诸多因素中,都可以找到它的原型。因而,马克思对危机影响因素的分析及其结论,对于我们联系当代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进一步研究这些因素的作用和特点,全面认识和揭示危机发生发展的机理和规律,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但是,研究当代危机的影响因素,则要以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为前提。脱离了这一前提,危机的可能性、危机的根源和原因及其必然性就不复存在,就没有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还谈何危机的影响因素?其次,研究危机的影响因素,也不能脱离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体制机制。资本主义运行的体制,就是社会化的大商品经济体制。调节这一体制运行的机制就是市场机制,包括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利润机制、利率机制、工资机制、风险机制,等等。没有社会化的大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内在的基本经济规律、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经济主体,就没有存在和活动的舞台。而没有相应的市场机制,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经济规律、基本矛盾以及从事经营活动的经济主体,就会失去生机和活力,就无从发挥作用,也无从引发和导致危机。最后,还必须运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把这些影响因素看作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发力的有机整体,否则,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犯形而上学的片面性错误。同时,还要分析这些影响因素在引发危机过程中的不同地位和不同作用。要分清主次,不能同等看待,否则就会使我们在应对过程中“眉毛胡子一把抓”,无法制定科学而有效的政策方略,达到预测、治理、降低危机发生的频率,促进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的目的。
(六)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告诉我们,一部资本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与危机相伴的历史
资产阶级企图摆脱危机的办法,只不过是一服止痛剂,其结果,必然成为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一种办法,必然是证明治理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频繁的和周期发生的危机,不仅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给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而且也会不断深化和加剧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和对立,发展为全面的社会危机,以致引起社会革命。
历史已经表明,危机已经作为社会变革的强大力量,推动着资本主义走向崩溃,加速其走向灭亡的进程。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揭示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两个必然的历史趋势,正在发挥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的作用。当代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一个接着一个地爆发,由此引发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的调整及其世界格局的变化,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勃然兴起的“反思资本主义”、“偏爱社会主义”浪潮,便是绝好的证明。
但是,危机的频繁发生,也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敲响了警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所有制结构、生产关系结构、经济制度结构和从事经营活动的经济主体结构等方面的调整,在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产生和积累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同时,还有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乃至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对我国的围堵、干预和渗透。这些矛盾和问题,不仅孕育着我国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而且也增大了危机从经济领域向政治、社会乃至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蔓延,直至发展为全面社会危机的可能性。20世纪末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2001年南美阿根廷发生的半个月内先后有四位总统轮番上任的集经济、政治、社会为一体的危机,不仅是经济危机引发全面社会危机的突出案例,而且也为我们提供了一面校正衣冠的镜子。
(七)马克思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及其当代意义
自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首次过剩性危机以来,在对危机的认识上,大体有两大理论。一种是辩护论,另一种是批判论。在危机问题上的辩护论,早期的代表人物,如前所述,有萨伊、穆勒甚至还有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李嘉图等。进入20世纪之后,又依次出现了凯恩斯学派、后凯恩斯学派、制度经济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等。这些学派及其代表人物,无不从其资产阶级的本能出发,无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杜撰出各种稀奇古怪的理论,或者否定资本主义普遍过剩的存在,进而否定周期性危机的可能性,或者承认普遍过剩的存在,但却以错综纷繁的现象,掩盖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歪曲危机的根源和实质,以达美化资本主义、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目的。这些辩护性理论,虽然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在理论上各具特色,但却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
对危机持批判态度的理论,又可分为三种,即以西斯蒙第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危机理论、以傅立叶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危机理论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危机理论。作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的西斯蒙第,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不仅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肯定了生产过剩的客观存在,揭示了危机的必然性,同时也反对并批评斯密、李嘉图等人把资本主义说成是合理的永恒制度的观点,指出了资本主义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但是,由于不了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性质,因而,不能揭示危机的真正根源和原因,尤其是无法找到真正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治理和消除危机的办法,反而以其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的思想为指导,开了历史的倒车,主张回到小生产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去。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设想是毫无前途和没有出路的。
作为空想社会主义优秀代表的傅立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可以说是十分出色的。他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指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引起企业主之间的竞争,生产无政府状态和企业主之间的竞争必然造成物质财富的惊人浪费,引发生产过剩的危机。然而,他并不了解生产过剩危机的真正根源和原因。在批判资本主义及其危机时,他虽然看到了新社会的曙光,已经站在社会主义的大门旁边,但并没有找到科学打开社会主义大门的钥匙,也没有找到实现社会变革、代表社会主义未来的伟大的阶级,而只是试图依靠自己的所谓“顶层设计”,通过资产阶级及其开明人士的帮助,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总的来说,上述这两大理论,虽然都旗帜鲜明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暗和罪恶,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指出了危机的必然性及其生产过剩的实质,但以西斯蒙第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变革社会的思路是违背历史潮流的;而以傅立叶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变革社会的思路,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但其实现社会变革的蓝图和思路则是空想的和无法实现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历史观是唯心的,方法论是改良的和形而上学的。
而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危机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不仅论证了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而且揭示和论证了危机的根源和实质;不仅分析了危机的诸多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而且揭示和论证了危机的必然性和周期性;不仅通过对危机历史和现实案例的考察,论证了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揭示了资本主义历史的、暂时的和过渡的性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而且还指明了实现社会变革的正确道路和进行社会变革的伟大力量。历史和实践都已证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是科学的、具有无限真理性的理论。
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之所以具有如此真理性的品格,完全归功于他的方法论的科学性。具体来说,就在于他的方法论是建立在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之上的;就在于他的方法论不仅是批判的,而且是辩证的和革命的;就在于他“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就在于他“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就在于他的方法论“不崇拜任何东西”
(原载《经济纵横》2017年第3期,收入本书时对内容作了必要的订正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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