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太山3103586

我和继光兄于1986年因中亚史研究结缘。

马雍先生于1985年去世后，刚成立的中国中亚文化协会一时无人过问。我当时忝任协会的代理副秘书长，历史所所长陈高华先生因而和我商量说：“不能什么活动也没有啊，设法开个小会吧。”我就和刚就职苏州铁道师范学院的芮传明兄商量此事。芮传明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了该校。也不知他怎么去游说的，这个地处东南沿海的小学校居然乐意承办一次古代中亚史的学术讨论会。

中亚学可以说是国际东方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我国关于中亚的历史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的《穆天子传》和《山海经》诸书，从《史记·大宛列传》到历代正史中的《西域传》，以及众多的游记、行记等，构成了中亚研究的汉文献数据系列，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而我国中亚学的研究，始于晚清（19世纪初）“西北史地之学”的兴起。但总的说来，尚处于拓荒阶段，不免于零星、片断，深度、广度均显不足，直到1979年成立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我国的中亚学研究才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它与日渐活跃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丝绸之路与中外关系史研究，边疆史地研究，突厥学、藏学、蒙古学以及西北少数民族的研究同步前进，逐渐迈入一个新的时期。

我并不认识继光兄，因此，一开始他不在苏州会议邀请名单中。是汤开建兄做的介绍：“给王继光发个通知吧，他也是我辈中人。”我照办，这样就结识了继光兄。这一年，正值继光兄不惑之年。

苏州会议虽然条件很差，但效果不错。会上继光兄介绍了他对明代陈诚《西域行程记》的研究。期间继光兄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从此成了莫逆之交。

协会无力召开年会，因此在苏州会议两年之后，考虑拷贝苏州会议，于是有了在兰州召开的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学术讨论会（1988年9月20—25日）。这次会议的承办者是西北民族学院，联系人正是在民院执教的继光兄。

9月的兰州，秋高气爽，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40余人，聚会于黄河之滨，皋兰山下，共同为惨淡经营的中国中亚研究出谋划策。

应该指出，这时已有一些中亚学研究专著问世，若干中亚学世界名著的校注、整理、译注、出版也已启动，加上一些西域考古新发现的陆续刊布，尤其是一批中青年学者的成长，表明我国的中亚学研究正蓄势待发，且后继有人。

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陈高华在会议开幕式和闭幕式上都做了重要讲话。他着重谈到我国中亚学研究的现状和前景，强调研究人员必须有献身精神，特别指出要发扬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克服目前的各种困难和干扰，勇于创新，为繁荣我国的中亚学研究做出贡献。

和苏州会议一样，这次会议也交流了1986年以来中亚学研究的新成果，开办了专题讲座：项英杰关于“世界帝国”的研究概况；刘迎胜关于德国东方学的研究机构以及后备人才的培养；荣新江关于隋唐之际河西地区民族变迁研究现状；冯今源关于伊斯兰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等。这些研究都引起了与会学者及西北民族学院师生极大的兴趣。

会议期间，学会主办的“中国中亚文化研究丛书”与“中国中亚文化研究译丛”的编委会同中华书局、光明日报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兰州大学出版社等出版界人士就丛书的出版事宜进行了协商。

结合国际国内的新形势，与会代表还充分讨论了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学会的工作必须改革。精兵简政，建立一个年轻化、高效率的工作机构，是学会建设的关键。有关建议，准备提交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会员大会讨论。

作为会议东道主的代表继光兄充分发挥了他的组织、协调才干，使有限的财力、人力得到充分的利用。他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始终出现在最需要他的地方。会议之余，他安排大家参观考察了甘肃夏河县拉卜楞寺，甘肃临夏市大拱北及东关清真大寺，品尝三炮台茶。藏传佛教寺院的风貌和伊斯兰文化给学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会议开得热火朝天，给与会者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象。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中亚文化研究协会有始无终，但兰州会议上学者们对学会的殷切期待迄今仍拨动着大家的心弦。

总之，继1986年苏州会议以后召开的兰州学术讨论会及时总结了已有成果，使大家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对我国的中亚学研究起了推动作用。在中国中亚学的发展史上，这是一次值得纪念的学术会议，而继光兄功不可没。

继光兄一度主编大型综合性学术刊物《西北民族研究》，为西北民族研究，从而也为中亚学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此期间，《西北民族研究》发表了多篇我的文章。那年头，刊物不多，我这样的无名小卒，发表文章尤其不易，承蒙继光兄错爱，无异雪中送炭。每一念及该刊对我的精心栽培，真是不胜感激。

忽一日，庄容相询：对刊物有何意见？我说，贵刊包罗宏富，独树一帜，只是错字稍多，是为白璧微瑕。继光兄哈哈一笑：“几个错字，不是问题。只要标题不错就行！”其洒脱如此。说“不是问题”这四个字的手势，至今记忆犹新。

当然，继光兄主要的贡献还是教学和研究。据我所知，他深得学校师生爱戴。在学术研究方面，除了陈诚西使研究脍炙人口外，继光兄在民族史领域多所建树。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注重实地调研，不断开拓创新，蜚声学界。可惜对于他的研究范畴，我完全是门外汉，不敢妄赞一词。

以上大致是我和继光兄的学术往来。

在某种意义上，继光兄，吾之酒友也，而且是唯一的酒友。

我天生有酒量而无酒趣，佳酿当前，毫不动心。奇怪的是，只要一见继光兄那张古铜色的脸（据说是酒精渍的），就想喝酒，而且酒量陡增。于是，我们相逢必饮，饮必尽兴。

大碗小盏，亦斗亦石，不免海阔天空，大雅大俗、亦庄亦谐。兴之所至，仿佛天风海雨扑面而来，一种淋漓尽致的感觉！

他从不以学者自诩，这一点很对我的脾胃。故无话不谈，却几乎不涉及所谓“学问”。半醉半醒之间，胡言乱语多半不复记忆，难以忘怀的只是逸兴而已。

继光兄，性情中人，风流韵事，时有所闻。是耶非耶，明镜菩提，虚耶实耶，庄周蝴蝶。咦，自古河西多奇人，继光兄其绪余也欤！

2015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