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文化的变迁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历史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物质文化的变迁相对较为容易，短时间就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精神文化变迁则较为艰难，可能数千年亦难弃故我。粗略地说，“物质文化”总是先于“非物质文化”（适应性文化）发生变迁，而且“物质文化”变迁的速度也快于适应性文化。参阅[美]威廉·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107页。物质文化的变迁被认为有一个明显的、定向的或者革新的特征，物质文化的有效性可以通过创立一套意见和一致标准对其加以评估。因此，这一领域的发明以及随之发生的诸多改变就出现得非常迅速而且可被预测。但是，在非物质文化领域，很难找到一个普遍认可的标准以衡量其有效性。参阅[美]史蒂文·瓦格《社会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5—56页。不仅如此，即便是在非物质文化内部，其变迁速度也不是一致的。一般而言，制度首先适应物质文化的变迁而变迁，变迁速度较快，其次是风俗习惯，最后是思想价值。思想价值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很难短期内改变。自现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从科技、制度，到一部分风俗习惯，均与百余年前迥然不同，截然异趣。虽然在百余年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被一次又一次质疑、批判、清算，但是传统价值观念的大树并未被彻底撼动，它依然以特有的传播方式代代相传，流淌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血脉之中。即使这是文化惯性使然，即使它依然处于“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状态，即使它面临着外来文化的冲击与围剿……然而，文化虽然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一旦尽弃其文化传统而重新开始。既然如此，熟知我国思想文化传统，并以一种恰当的态度对待，是非常有意义的。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开篇有这样一段话：“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猥琐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页。钱穆先生的这段话写于1939年，距今已经70多年。他所列陈的国人对于国史的不恰当态度——文化虚无主义、文化中心主义、文化自谴等，在当下也有突出表现。“温情与敬意”应成为国人对待传统的恰当态度。要具备此种态度，就需要对传统思想文化的脉络及其特质有深入了解。一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现代语言学家弗兰兹·博厄斯认为，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塑造自身物质、心理世界的能动的力量，文化的复杂性和变异性使文化在传播的规则中潜藏着巨大的危险：“人类的历史证明，文化的进步取决于某个社会群体拥有的向其邻近的社会群体学习经验的机会。该社会群体的发展会传播给其他社会群体，且这种交往越多，学习的机会就越大。”[美]弗兰兹·博厄斯：《原始人的心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7页。理解这段话的深层意思有二元化的趋势：一个民族或族群在选择学习、吸收新鲜文化信息的同时，也选择了被同化、被消灭的压力和危险；相对应的是，与世隔绝的民族或族群既未感受到需要学习的刺激，也未感受到被同化、被消灭的压力和危险。然而，这种平衡一旦被某种外力所打破，而这种外力又恰好代表了文化格局中最锐利的锋芒，两种文化一旦发生碰撞和交往，其结局不言自明。这种外力往往来自媒介和媒介的信息传播，而媒介的现代性在技术力量的推动下，使压力和危险并不会由于躲避或隔离而销声匿迹；相反，压力和危险依然会在适当的时候如期而至。因为在物质的世界里，交往是绝对的，不交往则是相对的。交往除去物质层面的交往之外，更重要的是必然会引起精神层面的交往。思想文化信息的传播在精神交往的层面中占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思想文化信息如同水银泻地般渗透在人们的思维里，渗透在人们的生存空间里，进而打破信息传播方向的平衡，甚至产生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消解。思想文化信息的传播并不静止地移动，它依旧体现出新陈代谢、适者生存的物质运动规律，完成它对人们思想行为的修正或变迁。跨文化、跨地域的信息传播，在媒介样式、媒介功能不断出新的社会背景下，呈现出融合、交汇的思想文化景观，此消彼长终成趋势。观察人类漫长的文明发展史，文化的静止、沉寂和落后的区域、民族或国家，终究可以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找到原因。文化的静止、沉寂和落后，便是付出的沉重代价的重要组成。中国和西方的思想文化在历史发展的时间过程中，所依托的主客观环境迥然不同。从地理环境、经济形态、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民族特征、人口数量、文化样式、风土人情、与其他文明形态的交往等一些极为重要的角度观察，可以清晰地看到中西方思想文化在肇始、萌芽、壮大、定型以及转变过程中的巨大分野，形成这些分野存在着诸多内在、外在的原因。尽管在上千年的时间长度中，中西方思想文化都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各自发展着，也都各自达到了农业文明的高峰。但社会激烈震荡的一方，思想文化活跃的一方，终究会在技术的推动下，获得强大的机动性；这种机动性将会无情地打破社会相对稳定一方、思想文化保守一方在思想文化上的沉寂局面，并强行地将对方置于社会变迁的压力和危险之中。回顾一下，这无疑是一条历史起伏的定律。远古时期，甚至在古代希腊、罗马时期，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实质几乎一致，都在前农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控制之下，只是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时间和展开的规模和区域有所不同；王朝的更迭、连年的战争、统一的意志、对农业的依赖和重视，甚至在古典哲学中对人本主义的重视和推动，这些历史具象在东方、在中国、在西方、在古代希腊罗马都同样发生着。由于地缘和气候的原因，古代希腊的海运贸易、城邦制度逐渐显出了与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一些不同，古代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也开始了一些对社会体制民主化的思考。希腊化时代为罗马帝国的崛起铺平了道路，地中海周边地区延续了作为欧洲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公元3世纪，宗教传统逐渐进入社会主流。到了5世纪末期，曾经代表西方古代文明最高形态的西罗马帝国，在日耳曼蛮族和来自中亚游牧民族的强力冲击下灰飞烟灭，致使欧洲进入了漫长的中世纪。在这1000年时间里，基督教神学严密地控制了整个欧洲大陆，基督教文化在一个没有疆域限制的广阔区域内铺垫了雄厚的精神基础。东罗马帝国在地中海以东的区域，继承了罗马帝国的管理体制，并把东正教的宗教传统推进到东部欧洲的斯拉夫地区和远东的西伯利亚地区，拜占庭帝国延续了罗马帝国存在的光荣和梦想。如果把罗马共和国成立的日子算进去，罗马时代整整持续了1700年左右。然而，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形态开始被外力撕裂，教会的分裂也孕育了新的世俗秩序和新的文明形态。14世纪时的欧洲企图回归古希腊时代的理性主义，以抗衡中世纪的沉寂和神学的束缚。“人的觉醒”和生命的尊贵，在艺术大师们的画笔刻刀下被真实地表现出来，而马萨乔、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波提切利、卡拉瓦乔等人与意大利的渊源关系，又一次诠释了古典时期思想文化悠久典雅的魅力。文艺复兴运动，以及后来渐次产生的宗教改革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都为新的文明形态的到来准备了丰厚的思想文化基础，建立起了全新的价值观念。接下来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跨越了农业文明时代所有的物质成果；以蒸汽机、轮船为代表的新的生产工具，刺激了西方的生产效率和向外扩张的动力，地理大发现与海外殖民并行不悖的运动，使资本完成了原始的积累。在生产力和生产工具彻底变革的前提下，生产关系、上层领域与之相互呼应已经顺理成章；更大的、更具有颠覆性意义的思想文化运动爆发了，这就是伟大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稍后更加完备、更加彻底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天赋人权”、“三权分立”、“司法公正”等近代民主思想逐渐深入人心。这一切，按照新的历史观和研究成果，应该从1500年开始划分世界近代的到来，较之传统的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1640年为界的划分，提前了整整140年。以此观照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轨迹，在春秋、战国开始萌生的封建经济，一直持续了2000多年，使中国成功地将古老的农业文明状态需要的社会秩序贯穿了下来；这就基本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稳定持续的基调和趋向。春秋战国时期发动的“百家争鸣”思想文化运动，基于社会激烈动荡的政治局面，是中国思想文化中的一道亮丽炫目的智慧奇观，是思想活跃的精神产物。诸子百家，尤其是儒道两家的思想文化学说，对于中国人、对于中国农业社会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秦始皇崇尚法术，严刑峻法，二世而亡；西汉初年启用道家“无为而治”的观念，梳理民心，发展生产。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得到统治者的首肯，自此树立了儒家学说在思想文化领域一统天下的主流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渐弱，玄学兴起，佛教传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经历了起伏、交叉的发展阶段，经历了国家分裂、分治的复杂局面。随之，到了隋唐时期，国家统一了，农业文明经济和思想文化艺术就发展了。尤其是在盛唐时期，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令人目眩的高度；即便是在世界范围，也只有罗马帝国可与之比肩。唐的疆域不断扩大，陆地和海上商路被重新开放，政通人和的局面使唐代在文化上呈现出了一种宏大的宽容、开放态度。自汉代以来进入中国的佛教，也在此时达到传播的高峰。其中，禅宗的创立对中国的哲学、玄学、文学、艺术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禅宗后来东渡到了日本、朝鲜、越南等国，这就是佛教北传路线产生的结果。但佛教和佛教的禅宗并没有像基督教在中世纪重塑整个欧洲那样，这应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惯性和社会的适应度有关。宋元明清时期出现的精致、细腻的新儒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在儒学的基础上融入了道玄和佛学的思想，使一种长期存在的单纯的社会伦理思想，转化成了一种完整的、符合文化惯性运动和社会管理秩序的社会伦理体系。所谓“正心、诚意”的“修身”公式，相信人性的本善及其可完善性；所谓“存天理，灭人欲”的核心思想，认为天理人欲，不容并列，是“公”与“私”的对立，对立的实质就是对纲常礼教秩序的维护或破坏，有力地创造出了一种精神工具。由于新儒学的创建和完善，在明清两代中国后封建社会漫长的统治时期内，安宁稳定、秩序行进的行政管理取得了惊人的成绩。然而，自秦以来，王朝的更迭一直在封建社会大一统的框架中。尽管游牧民族与农业区域的纠葛长期难以平定，但是在诸种超稳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控制下，外力始终无法摧毁中国农业文明的基础。因此，整个社会缺乏变革的动力。自明代中后期开始，封建经济逐渐式微，依旧的“闭关锁国”和海禁政策，延误了中国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机。纵观明朝以降，在经学的统治下，思想文化领域呈现一片沉寂的局面，与此时西方活跃的思想文化情形相比，已经明显处于下风。由于中国社会始终在农业文明的框架内运行，缺乏自然科学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与氛围；因此，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图谱上，很难看到关于自然科学发明创造的著书立说，也因此没有产生像近代西方出现的诸如牛顿、爱因斯坦、培根、达尔文、弗洛伊德、瓦特、富兰克林那样可以改变世界面貌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地主经济和官僚政治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控制在封建伦理的思想里，剥夺了他们挣脱锁链、向往自由的物质权利和精神权利。中国历朝历代的士大夫集团，在经学致用的控制下，始终陷在科举取士的泥坑里不能自拔。因此，中国也没有产生像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杰斐逊那样的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意识的伟大思想家。与此同时，西方各国在地理大发现的刺激下，凭借在海外活动中的领先地位，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张；成千上万的白种人自愿移民到南北美洲和澳洲，参与殖民统治；更大规模的奴隶贸易迫使黑人离开家园，成为美洲种植园主的劳动力。据统计，仅在1500—1867年间，就有大约2000万黑人从非洲越过大西洋来到美洲，这个罪恶的过程延续了几个世纪。新大陆种族上的欧化必定造成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欧化，而对土著人的灭绝和驱赶也在此间达到了顶峰。二由于地缘的原因，中国是欧亚大陆距离欧洲最远的国家之一；也是最后进入西方列强入侵的目标国之一。在世界已经开始全球化的局势下，“闭关锁国”政策已成掩耳盗铃之术。此时的英国凭借强大的生产力和军事实力，已经在世界上建立起庞大的殖民主义体系，号称“日不落帝国”。英国对印度的控制，使鸦片自海路进入中国，形成了中英贸易之间的巨大逆差。由于禁烟运动的开始，英军挑起了战争。1840年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以及之后八国联军对中国的瓜分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制定，强行打断了中国缓慢发展的文明链条，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从西方列强的角度看，入侵中国是它们向海外扩张、向亚洲扩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先前西方的古典时期和中世纪时期，都是由于来自北部欧洲和中亚的游牧民族在陆地上展开的侵略而重新划分的；而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时间里，来自东部草原的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区域的政权之间，也展开了长期的争斗；这些游牧民族充分利用了他们的机动性，趁主要的大帝国衰弱之际，闯入农业文明中心地带。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代则是以西方人的海上扩张为特点的，西方人以同样的机动性在世界海洋上活动，他们对于世界的野心，是当年的游牧民族无法比拟的。在世界已经进入殖民主义时代的背景下，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中国当然无法幸免。从中华民族的角度看，海外列强势力的侵入，无疑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这场民族危机实质上是封建小农经济基础和封建专制政治体制的危机；与上述原因紧密联系的传统思想文化亦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西方带有工业文明色彩的价值观与中国陈旧的农业文明的价值观发生了强烈碰撞，这种碰撞的结果不言自明。于是，自清末民初开始，中国政府和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历了几次试图摆脱殖民统治的努力。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向西方学习先进器物的过程，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代表人物认为，只要船坚炮利就可以维持制度和政权。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海战，次年以清军的失败告终。引进西方先进器物的最大成果——北洋水师的覆没，导致了《马关条约》的签订，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灾难。《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三年，即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开始了改变政治体制的努力。他们通过光绪皇帝发起了“戊戌变法”，这是一次发生在我国的向西方学习资本主义制度，试图把中国改变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启蒙运动。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向西方学习，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同年9月，握有兵权的袁世凯出卖了维新派和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皇帝于中南海瀛台，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口被杀害，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因此，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自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向西方政治制度学习的伟大实践，给中国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解放作用。1919年，新文化运动引领了中国向西方思想文化学习的高潮，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传统纯正的中国文化，并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胡适等人支持白话文，主张以实用主义替代儒家学说。“西学东渐”，从向西方器物的学习到政治制度的学习，再到思想文化的学习，中国人经历了向西方学习这样一个痛苦而又极为现实的过程，五四运动稍后波澜壮阔地在中华大地兴起，自此，中华民族走上了民族解放的道路。历史的画卷已经掀了过去。从鸦片战争来自海上轰击国门的炮声算起，大约170年过去了；世界的地缘政治、经济力量、思想文化等基本状况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集合人类所有问题的历史的平台上，找到自己的距离感、方位感，依然很有必要。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96页。这段话语强调了对不同历史背景条件下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进行区别和研究的重要性。精神生产不是天外来客，它必定会在一定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上展开；研究中西方思想文化，也必须到中西方物质生产不同的轨迹中去寻找答案。三本教材在编撰的过程中，除去对经济力规模、生产力水平进行了重点考量外，始终注意了信息传播运动在媒介渐变引领下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另外有两个要素也必须说明：1.教材依托中西方的地缘环境、地貌地形和气候条件，梯次展开对思想文化逐渐发育传播的叙述，并贯彻了一种研究方法。对思想文化领域的考量，必须强调对自然地理环境的注意。因为它们是一把解释文化差异性形成的钥匙。自然地理环境是亘古以来变化最小、变化最慢的客观环境和物质世界，是所有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样式赖以依存的基础。思想文化的样貌特征，一定会打上自然地理环境的印记，成为一种思想、一种文化根深蒂固的根源之一。这些思想文化在向外传播的时候，由于媒介和媒介技术的原因，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其传播范围都无法摆脱自然地理环境对信息播散的控制，显示出内省式的特征。2.历史和记录历史的典籍里堆积着人类过往的所有经验和知识。教材中对于中国自文明产生以后的历史给予了简略的表述，整个教材章节内容依此骨骼和脉络展开。对于西方文明主要描述了古代希腊罗马以来的历史。关键的问题是：这是一段漫过了2000多年的庞杂历史，头绪繁多。如何梳理？如何简略？如何表述？如何使支撑思想文化的信息能够搁置在一个恰当的历史平台上，从而摆脱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薄弱？在面临史实和事件的选择时，经常陷于苦闷之中；这显然与功力有关。也许，面对思想文化这样一个宏大的课题，任何一部书或教材的作用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从黄河流域的中国古代文明、迈锡尼—克里特的古代希腊文明开始，经过古代时期、中世纪时期、近现代时期，中国和西方的思想文化信息传播都展示了源远流长、丰富多彩、文献众多的特点；要想详尽翔实地表达出这些悠长复杂的过程并抓住各个历史阶段的不同特点，将会是浩繁的文化卷宗，实非一人之力、一书之功可以达到。本着这样的认识，教材的编撰只是想在思想文化传播的宏观面貌上，主要侧重向学生介绍相关的一些基本线索和基本史实，介绍一些重要的人物，评点一些思想文化典籍，并尽量使学生可以大致触摸到一些思想文化发展传播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不同脉搏，借此展开更深广的阅读、比较、讨论、探索和思考，进而在头脑中建立起一个粗略的、相关思想文化传播渐变的历史框架和知识结构。本教材的核心部分是中国思想文化传播依赖的地理历史背景和中国古代文化的价值取向。针对这些内容，分别有一些章节来解决或解读这些问题。因为在背景和取向的前提下，思想文化才浸润出了趋同的文化气质和趋同的精神引导。古老的黄河水、长江水在天地间不息地流过，见证了王朝的更迭和时代的变迁。流过岁月，流过变迁，时至今日依然如故。但那些伟大的思想文化和传承记录的丰富典籍，证明了人类思想文化在大脑中的交锋、激荡、磨砺的过程，是它们指引了中国文明发展至今的规模和方向。“每个时代都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临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这在变化节奏成指数级增长的今天，这个道理不言自明。因此，我们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新的答案的新历史。”[美]斯塔夫里阿诺德：《全球通史》第7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用这样的标准评价，这部教材的编撰显然远不够成熟、不够全面；一些评论性的文字、观点远不够有序和不够到位。或者说，还不具备提出新问题、解答新问题、塑造新历史观的能力。《著作权法》中针对知识传承的原则，对面向学生的教材和读物，给出了较为宽容的限制。出于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对书中引用、借用和参阅的国内外各位学者的观点、著述、文章、文字，表示真诚的谢意；书中使用到的主要参考文献已在教材的后部一一注出。本书前三章由刘俭云编撰，字数约120千字；后六章由张兢编撰，字数约180千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