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前英殖民地，澳大利亚的文学批评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从19世纪开始，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一直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方面是澳大利亚人对于国外文学的评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澳大利亚诗人A.D.霍普（A.D.Hope）的《洞穴与涌泉：诗歌论随笔集》（The Cave and the Spring：Essays on Poetry，1965）、澳大利亚文学教授S.L.戈尔德伯格（S.L.Goldberg）的《古典秉性》（The Classical Temper）、澳大利亚诗人文森特·巴克利（Vincent Buckley）的《诗歌与道德》（Poetry and Morality）和澳大利亚文学教授D.C.缪易克（D.C.Muecke）的《反讽指南》（The Compass of Irony）；第二方面是外国人对于澳大利亚文学的批评，比如英国人弗兰西斯·亚当斯（Francis Adams）对于亚当·林赛·戈登（Adam Lindsay Gordon）、英国人爱德华·加尼特（Edward Garnett）对于亨利·劳森（Henry Lawson）、美国人哈特利·格拉屯（Hartley Grattan）对于约瑟夫·弗菲（Joseph Furphy）的评论；第三方面才是澳大利亚人对于本国文学的评论，在整个澳大利亚的文学批评当中，这一类的文学批评只占一部分。长久以来，在澳大利亚，批评家对于莎士比亚的阅读和批评兴趣远超过对于任何一个本土作家，所以我们在讨论澳大利亚文学批评时必须充分认识到，很多澳大利亚的文学批评家并非只管澳大利亚文学，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于英美和欧洲文学有着同样大的兴趣。3245072或许正因为这一原因，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从一开始就存在两种价值体系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是对于建构民族文学的高涨热情，另一方面是立足世界文学经典对澳大利亚文学所作的冷眼旁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对矛盾构成了澳大利亚最核心的文化传统。

关于澳大利亚文学的批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1856年，弗雷德里克·西尼特（Frederick Sinnett）通过《澳大拉西亚杂志》（Journal of Australasia）发表文章，他在文章中就当时可见的澳大利亚本土小说和英国时下畅销的小说创作进行比较，针对澳大利亚文学的本土特征和普世价值之间的关系破天荒地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西尼特不是一个专职从事文学研究的批评家，更没有把自己看作专门从事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专家，所以，在澳大利亚，大家心目中普遍公认的第一个文学批评家不是他，而是活跃于19世纪90年代的A.G.斯蒂芬斯（A.G.Stephens），斯蒂芬斯长期在《公报》（The Bulletin）的“红页”（Red Page）担任文学编辑，由于这个原因，他把文学批评当成自己的全部工作，所以有人认为，斯蒂芬斯为澳大利亚的文学批评做出了开天辟地的贡献，因为在他之后，文学批评在澳大利亚成了可供专门从事的体面职业。3245073在斯蒂芬斯之后，以文学批评为职业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大量地出现。相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活动仍然相当匮乏。20世纪20年代，万斯·帕尔默（Vance Palmer）有感于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缺失，连续撰文为建构澳大利亚自己的文学批评大声疾呼，希望通过文学批评的推广来推动澳大利亚民族文学的健康发展。3245074后世的澳大利亚文学史家喜欢把斯蒂芬斯和帕尔默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称作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民族主义时代，一般认为，这期间涌现的其他民族主义批评家还有耐蒂·帕尔默（Nettie Palmer，万斯·帕尔默的妻子）、A.A.菲利普斯（A.A.Phillips）以及P.R.斯蒂芬森（P.R.Stephensen）等人，民族主义时期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并没有形成一个大家公认的理论体系。此外，以“津迪沃罗巴克运动”（the Jindyworobak Movement）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虽然得到了不少批评家的支持，但是，这场运动所追求的本土主义方向到50年代以后便受到了来自澳大利亚主流文学界的强力抵制和批判。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叶，澳大利亚文学和文学批评在民族主义和“新批评”的博弈中进入了大学学院，但是，在澳大利亚文学步入学院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批评在“新批评”的巨大影响之下被一卷而空，在一种利维斯式的“伦理形式主义”（ethico-formalism）批评的主导下，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体制化和学院化的阶段。1956年，A.D.霍普在《公报》杂志上撰文严正提出“澳大利亚文学的标准”3245075问题，该文立足普世主义主张，对本土的民族主义的批评立场进行了无情的抨击。此后，格雷汉姆·约翰斯顿（Grahame Johnston）主编出版《澳大利亚文学批评文集》（Australian Literary Criticism，1962），该书以明确无误的立场宣告了澳大利亚“新批评”的到来。伴随着“新批评”的到来，批评成了澳大利亚文学界高度关注的话题。1967年，克莱蒙特·森姆勒（Clement Semmler）主编出版批评文集《20世纪澳大利亚文学批评》。1969年，约翰·巴恩斯（John Barnes）主编出版批评文集《澳大利亚作家：一组文学文献1856—1964》。1970年，悉尼大学集中了一批在一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讨会上提交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论文，并以“文艺批评”为题将其出版。1974年，布莱恩·基尔南（Brian Kiernan）以“批评”（Criticism）为题撰写出版首部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简史，该书以47页的篇幅简明而精到地介绍了截止到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出现的最优秀的文学批评著述，勾勒出了澳大利亚批评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3245076

70年代后期，随着新一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家的崛起，“新批评”作为主导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批评范式走到了尽头，一批年轻的批评家先后撰文，系统反思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新方法和新路径，同时为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革新大声疾呼。有人呼吁在不同前殖民地国家之间采用一种跨国的比较文学方法重新定位澳大利亚文学批评3245077，有人主张借鉴国外理论启动一种更为激进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3245078，有人提出立足殖民经验建构属于自己的澳大利亚文学理论3245079，部分女批评家主张学习英、美和法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关注土著文学创作的批评家主张启动澳大利亚的土著文学批评，关注移民写作的批评家呼吁立足多元文化经验建构一种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主义批评3245080。真可谓异彩纷呈的70年代！80年代初期，欧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几乎同时登陆澳洲，它们与70年代在澳大利亚本土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一起完成了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理论”转向。对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中的新变化，许多批评家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罗伯特·达比（Robert Darby）在他的《堡垒批评的衰落》一文中对澳大利亚“新批评”的轰然倒塌给予了评价3245081，迪特·里门斯奈德（Dieter Riemenschneider）在他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批评范式的变迁？》一文中对包括移民文学和土著文学批评在内的一些新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潮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3245082，维罗妮卡·布雷迪（Veronica Brady）在其《批评问题》一文中结合80年代日益时髦的电影研究、通俗文化研究和妇女研究，指出80年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国符号学以及文化批评的影响下日益与社会学融合的跨学科倾向3245083。

20世纪80年代或许是澳大利亚批评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在“理论”的影响下，一大批批评家努力探索澳大利亚本土文学批评的革新道路，其中对澳大利亚文学影响最大的是女性主义批评，此外，土著文学批评、少数族裔（亦称多元文化主义）文学批评以及后殖民理论也是80年代引人注目的焦点，它们先后推出了一大批的研究成果。80年代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共同特点在于理论化和政治化，此时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与激进的政治结缘，形成了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上前所未有的强大的文化批判巨潮，在无数激烈的论争和立场交锋中，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影响从学院漫溢到了整个澳大利亚社会，吸引了无数国民的目光，也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

从方法论上说，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批评、土著文学批评、移民文学批评和后殖民理论共有一种批判的特征，他们立足自身经验批判男权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从80年代进入澳大利亚的欧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理论”中，他们汲取了精神灵感和理论武装，共同形成了一股浩浩荡荡的“文化研究”队伍，为澳大利亚文学拓展了空间，也指出了新的方向。纯粹意义上的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是在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英国伯明翰大学学派和美国文化研究等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格雷姆·特纳（Graeme Turner）在《民族、文化、文本：澳大利亚文化和媒体研究》（Nation，Culture，Text：Australian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一书的导言中指出，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与英国相比没有后者那么明确的神话般的起点，更没有形成什么具有标志性的组织机构，如果说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成果还比较显著的话，那么从组织上说，研究者还处在比较分散的状态下。不过，他同时承认，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也并非完全没有先兆，例如，80年代前后，澳大利亚各地创办的《竞技场》（Arena）、《干预》（Intervention）、《澳大利亚电影理论》（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Screen Theory）、《澳大利亚文化研究》（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等期刊，各届联邦政府对于文化产业的巨额投资以及由高校升格带来的高等教育的扩容等都为一种跨学科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准备了土壤。3245084从高等教育的角度而言，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产生与老牌的学府没有太大的关系，按照约翰·弗洛（John Frow）的说法，早期参与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大学大多是新兴的、所谓第三代大学（如1975年才建立的默多克大学和格里菲斯大学），或者是一些高等技术学院或者高职类的文科院系，这些学校没有老牌大学的文化资本，其研究师资的教育背景与传统老牌大学聘用的教师相比相距甚远，这些学校的研究人员认为，自己立足现实开展的研究较之老牌大学里的学者所从事的研究更加贴近澳大利亚社会和文化。20世纪90年代，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之下，“文化研究”如同一阵春风迅速崛起，并很快吹遍了澳大利亚，在其影响下，一些著名的老牌学府纷纷响应，使一种总体上的“文化研究”得以成为20世纪末澳大利亚文坛最具冲击力的思想潮流之一。3245085

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它对长期以来主导澳大利亚主流文学和文化的保守势力发动的毫不留情的攻击。或许正是因为80年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文化自省和批判锋芒深刻地触痛了澳大利亚主流社会的核心价值和利益，90年代的澳大利亚批评界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反“理论”思潮，美国保守派理论家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的《封闭的美国心灵》（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1987）、E.D.赫施（E.D.Hirsh Jr.）的《文化素养》（Cultural Literacy，1987）、阿尔文·柯南（Alvin Kernan）的《文学之死》（The Death of Literature，1990）以及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1995）著作先后传入澳大利亚，并迅速成为澳大利亚保守势力的理论武器。在澳大利亚，路克·斯拉特里（Luke Slattery）和杰弗里·马斯伦（Geoffrey Maslen）等人不仅通过《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连篇累牍地撰文批判“理论”，还于1994年出版了《我们的大学为何衰落》一书，他们在这些著述中以最激烈的言辞对“理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3245086此外，彼得·克雷文（Peter Craven）和约翰·弗洛等也都对80年代的“理论”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指责，他们以澳大利亚经典文化的捍卫者身份自居，扬言为了维护澳大利亚社会的传统道德和核心价值而与腐朽的“理论”抗争。在他们的影响下，澳大利亚文坛和批评界一时间风气急转，在一片保守的声浪中，“文化研究”的各个批评流派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指责。此时，澳大利亚的文坛也争议不断，其中最广为人知和轰动一时的大案包括海伦·加纳（Helen Garner）的《第一石》（The First Stone）案3245087、海伦·德米丹科（Helen Demidenko）的小说《签署文件的手》3245088获迈尔斯·弗兰克林奖（Miles Franklin Award）案，以及马德鲁鲁·纳罗金（Mudrooroo Narogin）等众多土著作家的身份案。3245089

不过，90年代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并没有因为这些激烈的论争而停滞，除了女性主义、后殖民、土著文学、移民文学批评之外，世纪末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中至少出现了另外两种新的趋势，一个是对于文学体制的文化史研究3245090，另一个则是立足于一种跨国的视角对澳大利亚文学进行的重新审视。3245091前者一改80年代文化批判的负面特征，转而以一种全新的正面的态度考察文学的传记、文学出版和阅读史、文学教育史、文学批评史、文学经典形成史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乏经典解构者的犀利，但更多了一份历史的厚重感；后者在后殖民理论的基础上将澳大利亚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语境中探究，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中走出来，研究澳大利亚作家的跨国别和跨文化经验对于他们的创作、出版以及翻译方面的巨大影响。上述两个方向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经验性，这种经验性研究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中或许会因为其高度的繁琐而难以深入贯彻，但是，随着21世纪的数字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推进，一种数字化的经验主义（e-empiricism）研究在澳大利亚逐渐蔚然成风。

二

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历史不过120多年，所以，相对于英国这样的老牌文学批评大国，似乎很难奢谈什么“澳大利亚文学的批评传统”。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澳大利亚批评界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反思自己的批评传统，先是布莱恩·基尔南在他的《批评》一书中梳理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从萌芽到20世纪70年代的发展脉络。最早明确以“澳大利亚批评传统”为题讨论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批评家是帕特里克·巴克里奇（Patrick Buckridge），在一篇题为《思想运动与澳大利亚批评传统》的文章中，他系统梳理了1945—1975年间澳大利亚批评中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左翼传统。3245092在巴克里奇之后，戴维·卡特（David Carter）以“批评家、作家、知识分子：澳大利亚文学及其批评”为题撰文考察了澳大利亚文学的批评发展脉络。3245093此后，戴利斯·伯德（Delys Bird）等人在一部题为《权威和影响》的文选中系统考察了1950—2000年间的批评情况。3245094从这些著述中我们不难看见澳大利亚批评界认真梳理自身文学批评传统的努力。

讨论澳大利亚的文学批评传统，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视角和立足点，如果我们站在21世纪之初回望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演进史，我们可以清楚无误地看到由民族主义、“新批评”、“理论”和新经验主义先后形成的四个时代，对于澳大利亚文学的批评历史来说，上述每一个时代都为澳大利亚的文学批评留下了极其珍贵的传统遗产，例如，民族主义坚持文学批评应当立足本土文学经验，“新批评”主张文学批评应弘扬文本的“细读”精神，同时树立超越民族和国别界限的普世标准，“理论”倡导融合语境分析和形式批评的文化研究，新经验主义主张融合先进的数字和网络技术对传统文学进行大范围的跨国别、跨学科和跨体制的研究。除此之外，澳大利亚的左翼文学批评、土著文学批评和移民文学批评等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和积累之后形成了自己传统。总之，历经了一百多年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为未来留下了丰富而弥足珍贵的传统遗产，为澳大利亚文学和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澳大利亚文学是较具典型意义的后殖民文学，所以，在讨论澳大利亚的文学批评史时，很容易看到一份别的国别文学中不常看见的纠结，从某个角度说，那是一份关于何为文学性的纠结，换一个角度看，这份纠结更在于如何处理澳大利亚民族文学和普世性的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什么是文学性？文学性究竟是民族的，还是世界性的？众所周知，所谓文学性的问题，其实还是一个关于文学如何界定的问题。“文学是什么？”英文中的literature一词源自拉丁文的littera，意思是“字母”，换句话说，文学最早的意思是“文字”，根据这个词源，文学的定义应该是广义的，广义的文学包括一切以文字的形式出现的书面写作。一般认为，这个界定足够宽泛到包罗万象的程度，但是，以今日的立场观之，它毫无道理地把口头文学排除在外，所以并不是一个可以被大家普遍接受的定义。还有一种文学观认为，文学应该是一种艺术，一部文学作品不管它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只要它充分显示出创作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就可以被称为文学，持这种观点者引用德文中的Wortkunst一词说明，文学的最根本要素在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展示，所以真正称得上文学的应该是包括诗歌、戏剧、小说以及其他虚构类创作。狭义的文学定义同样受到许多人的质疑，质疑者们认为，仅凭想象判定文学有可能把美国歌星麦当娜的《性》和饶舌（rap）歌词都当成文学，而那样做是非常不妥当的。3245095

在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中首次提出文学性这一概念的是俄罗斯形式主义批评。俄罗斯形式主义理论家们认为，文学研究不是二流的民族志或历史，而是一种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独立科学，所谓形式主义批评既非一种美学理论，更不是一种方法，它试图构建一种专门研究文学的文学科学，形式主义批评家关心的第一个问题不是如何研究文学，而是文学研究究竟应该研究些什么。俄国形式主义认为，传统的表现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观多多少少都存在不少问题，因为如果文学文本仅仅是作者思想或者现实表征的工具，那么文学本身所具有的特征势必被忽略，例如，如果把文学作品看作作家个性的表现，那么文学研究最终必然会变成传记和心理学研究，把文学简单地看作现实世界的一种反映最终一定将文学研究推向历史、政治和社会学研究，就连象征主义对于文学的界定终究还是会把文学研究引向艺术之外，引向认识论和心理学。形式主义认为，如果文学呈现事实，那么它区别于其他呈现方式的特质在于它的陌生化，艺术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给人们一种关于生活和经历的还原了的新鲜感，艺术化的舞蹈让人们对步行有了一种新的感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使用语言时，习惯让一切成了自动的程序，但当我们听到诗歌时，我们对于语言的物理特性又恢复了一种形式上的感知。形式主义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观。

在20世纪西方文论中，另外一个十分关注文学特异性的流派是英美“新批评”。作为英美“新批评”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F.R.利维斯（F.R.Leavis）的文学观在“新批评”的早期传播中影响很大。作为20世纪文学批评中里程碑式的人物，利维斯最早在他的论述中指出，文学研究应该与文化史的研究以及文明的保护联系在一起，文学批评应着力保护日益受到威胁的弱势文化，文学批评家应该努力通过最优秀的文学阅读不断提高自己的感悟力和生命力，努力培养自己的聪颖和细致入微地洞察世事的洞察力，与此同时，还必须培养一种手术刀般的鉴别力，以帮助他们判断哪些作品不具备上述特点。在利维斯看来，批评家不只是文学家亦步亦趋的跟屁虫，批评家的任务是拯救文明，保持传统的活力，文学批评的根本任务在于文化评价。在探求文学性的时候把注意力集中于文本之上，虽然他们实践了一种名副其实的“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但跟所有的“新批评”家们一样，他们假设一个文学文本传达一个时代的某种精神，所以文本细读和分析是手段，目的是要在文本中找出他们认为可以代表那种精神的细节，例如，他们在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的诗歌中努力找寻17世纪早期文明的精细，在乔治·艾略特和D.H.劳伦斯的作品中寻求英国农业社会留存下来的价值和美德。利维斯和“新批评”家们认为，最优秀的文学不仅是文学技巧和手段的精妙，它更展示一个时代精神中最有价值的东西。3245096

文学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文学理论界至今依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俄国形式主义借助形式陌生化来界定文学性着力于一种普遍性的总结，利维斯关于文学承载时代文化和文明精神的观点把文学性与民族性更多地联系在了一起。那么，所谓的文学性究竟是民族性的，还是世界性的呢？针对上述问题，不同时代的澳大利亚批评家给出了非常不同的回答，澳大利亚早期的民族主义文学主张唯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主张普世主义的“新批评”认为只有符合世界性标准的文学才算得上真正的文学。70年代后期，在西方“理论”和左翼思潮的影响之下，一种新民族主义在澳大利亚迅速回潮，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一大批澳大利亚文学评论家对“新批评”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在他们看来，那种普世主义的形而上文学判断根本不值一驳，他们不仅挑战民族主义，也挑战一切形式的普世主义。不论是土著文学、女性主义文学，还是后殖民文学、移民文学批评，他们大多立足比民族观念更具体的自我身份定位，对传统民族主义和普世主义抱着深刻的敌意，他们在文学批评中为自己设定的一个首要任务是开放经典，在这一诉求的背后是他们对现有一切民族经典的深刻质疑和批判，不论是女性主义，还是土著文学，不论是移民批评，还是后殖民理论，他们所要着力揭示的是一切现有民族文学经典中的问题和矛盾，批判这些经典背后暗含的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

从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角度去观察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发展历史有其独到的优势，但是，如果对70年代之后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给予更多的关注，那么整天纠结于不同批评家对于文学性的定义则显得很不足了。从事澳大利亚文学的批评传统研究还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视角，例如，约翰·多克（John Docker）的《批评情境》和帕特里克·巴克里奇的《思想运动与澳大利亚批评传统》可以算是一种思辨性的研究，布莱恩·基尔南的《批评》、维罗妮卡·布雷迪的《批评问题》、戴利斯·伯德等人的《权威和影响：澳大利亚文学批评1950—2000》3245097可以算另外一种断代的描述性研究。本书立足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四个不同时代，选择一种范式描述方法，我们认为，一百多年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上曾经出现了多个批评范式，对它们分别进行描述对于我们很好地认识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特别针对民族主义和“新批评”时期的澳大利亚文学增加了对于一些具体批评家的考察，以期让读者通过这些个案研究获得对于这两个曾经尖锐对立的两个范式的更深入的了解。当然，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上曾经涌现过许许多多有影响的批评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除了我们讨论过的部分批评家之外，还有拉塞尔·沃德（Russel Ward）、约翰·巴恩斯、维罗妮卡·布雷迪、利昂·坎特里尔（Leon Cantrell）、T.英格里斯·摩尔（T.Inglis Moore）、杰弗里·达顿（Geoffrey Dutton）、H.P.赫索尔廷（H.P.Heseltine）、格雷汉姆·约翰斯顿、斯蒂芬·马雷-史密斯（Stephen Murray-Smith）、布莱恩·基尔南、克莱蒙特·森姆勒、杰弗里·塞尔（Geoffrey Serle）、克里斯·华莱士-克拉比（Chris Wallace-Crabbe）等都在澳大利亚的文学批评史上留下过令人难忘的印迹；80年代之后的批评家更是数不胜数，他们中包括布鲁斯·本尼特（Bruce Bennett）、苏珊·利维尔（Susan Lever）、罗伯特·迪克逊（Robert Dixon）、雪莉·沃克（Shirley Walker）、卡罗尔·费里尔（Carole Ferrier）、帕特里克·巴克里奇、戴维·卡特、利·戴尔（Leigh Dale）、约翰·科默（John Colmer）、约翰·多克、西蒙·杜林（Simon During）、肯·杰尔德（Ken Gelder）、帕姆·吉尔伯特（Pam Gilbert）、凯里恩·哥尔斯华绥（Kerryn Goldsworthy）、斯内娅·古尼夫（Sneja Gunew）、J.J.希里（J.J.Healy）、凯·谢菲（Kay Schaffer）、曼弗雷德·约根森（Manfred Jurgensen）、克里斯托弗·李（Christopher Lee）、布朗温·勒维（Bronwen Levy）、约翰·麦克拉伦（John McLaren）、布莱恩·马修斯（Brian Matthews）、德鲁希拉·莫杰斯卡（Drusilla Modjeska）、米根·莫里斯（Meaghan Morris）、马德鲁鲁·纳罗金（Mudrooroo Narogin）、苏珊·谢里丹（Susan Sheridan）、亚当·舒马克（Adam Shoemaker）、肯·斯图尔特（Ken Stewart）、伊恩·赛森（Ian Syson）、伊利莎白·维比（Elizabeth Webby）、吉莉安·惠特洛克（Gillian Whitlock）、迈克尔·怀尔丁（Michael Wilding）等等。一部完整意义上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不应该完全忽略他们对于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做出的贡献。

三

澳大利亚文学批评所走过的道路虽然与许多其他英语国家有着不少共同之处，但是，澳大利亚文学批评自有其非常独特的地方。其中之一是，以前的批评理念和实践常常并不会随着旧有的批评范式而消失，相反，它们会顽强地存在下去，并与新的批评范式做坚决的抗争，所以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历史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范式更替史，的确，如巴克里奇所言，“二战”以后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一直存在三种传统，包括自由人文主义、左翼和保守主义，三者之间不断的角力推动了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发展；3245098此外，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作为一种体制的存在较其他国家是稀薄的，由于澳大利亚人口稀少，文学读者在很长时间里更是少而又少，文学书籍的出版在很长时间内受到很多限制，从事文学批评的人数在很长时间内也不多，专门的文学理论著作难得一见，这些都给文学批评传统的积累带来不小的问题。

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从殖民文学中走来，经历了激进的民族主义和“新批评”，更在当代西方“理论”的激荡中得到了巨大的拓展，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在特定的澳大利亚语境中形成，如果曾经的殖民背景极大地限制了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发展，当代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一方面，为了能获得更多的读者和反响，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家常常不得不打破传统的学科和体制界限，在从事文学批评的同时大胆打破文学与社会的界限，在自己的文学评论中积极关注国家、种族和殖民等社会和政治论争；另一方面，积极借鉴英美等国经验，把文学批评的文本讨论与政治议题结合起来，用文学的讨论努力推动澳大利亚公共政治在土著、殖民和民族归属感等问题上的重新定位。所有这些都值得我国的外国文学工作者去认真研究和考察。

一个国家的文学批评史所反映出来的常常是它深深植根其中的文化。19世纪的英国人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其《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一书中指出，所谓文化，就是一种对于完美的追求，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就是要努力将全人类最优秀的思想和最精彩的言论在全世界传播开来，以便世人尽知。在澳大利亚的文学语境中，阿诺德的话具有双重的意义，针对国内，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活动在推进和传播澳大利亚文学的进程中长期扮演着无可比拟的重要角色。对外，澳大利亚的批评家们一方面大力向全世界推介本国的文学成就和文学思想，另一方面同时把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欧美等地的文学和批评理论引进给国内文坛。一个多世纪以来，澳大利亚的文学批评便是在上述的双重定位中比较好地行使着自己的职责，为本民族文学传统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更为世界范围的文学思想交流付出了自己的努力。

我国学者李春青在2012年11月2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上撰文指出：“‘本土化’是国际化或全球化的伴随物。其意有二：一者，假如没有全球化或者国际化，人人依照自己的已有传统生活，也就无所谓本土化问题，所以本土化实为全球化和国际化的派生物；二者，全球化、国际化不意味着一方对另一方单向的影响，更不意味着一方对另一方的简单普及，其中必然有一个适应本土的过程，换言之，全球化、国际化是要靠本土化来实现的。因此，本土化也就是甲地的某物适应乙地环境的过程。对中国学界的情况来说，来自欧美的新理论、新方法的影响无处不在。接受影响就是本土化问题，因为按照哲学阐释学的看法，接受就意味着建构。按照现代翻译理论的观点，从一种文字翻译为另一种文字，同样是一种建构。”他认为，中国在接受西方理论的时候应注意三点原则，具体来说包括（1）重视历史化的研究保证对象的独特性，（2）要学会取其神而遗其形，（3）要以‘对话’为立场。”3245099在对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中，我们始终不忘的一个重要话题正是外来思想如何登陆澳大利亚并在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中实现本土化的。外来思想的“本土化”问题对澳大利亚文学而言历来就是一个不得不时常面对的问题，一百多年来，鉴于澳大利亚的殖民历史背景及与西方的特殊关系，包括民族主义在内的许多文学和文学批评思想最早都源自欧美，但是，它们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来到澳大利亚，为澳大利亚的文学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并在此过程中先后扎根，成了澳大利亚文学发展史上的本土思想力量。早期的澳大利亚文学和文学批评理念基本上都是从西方引进的，例如民族主义批评、左翼文学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以及后结构主义。与此相比较，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更是一种外来思潮与本土思想融合的结果，8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成了世界范围内的重要理论生产力量，特别是在后殖民理论和生态批评的建构中，澳大利亚批评家为世界后殖民理论和生态批评的知识生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接受外来思潮的过程中，澳大利亚文学批评曾经表现出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时间上的滞后性（belatedness）。这一特点突出地表现在对于包括“新批评”和结构主义在内的形式批评上，但是，这种滞后性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似乎不再那么突出，特别是到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理论崛起的时候，澳大利亚文学批评首次与整个西方知识界同步，此外，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叶，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界跟西方一样经历了激烈的左翼主导的“文化研究”以及随后发生的右翼主导“文化战争”，21世纪伊始，在“文化战争”的硝烟逐渐散去的时候，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并没有像有些人预测的那样回归经典，相反，澳大利亚批评界再次与英美等国一样启动了声势浩大的文学体制性研究和跨国文学研究，澳大利亚文学充分利用最新的网络科技，大兴“新经验主义”研究，努力立足网络为新时代的文学批评搭建大规模的数据库和其他网络基础设施，特别是在参与国际“书籍史”（History of the Book）网络平台建设方面，澳大利亚与国外同行密切合作，再一次将澳大利亚的文学批评和研究推向了世界的前沿。

在当今英语世界，我们研究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首先自然为的是学习和了解，是要从中观察澳大利亚文学观念的变迁和特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从它的历史沿革中深入考察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如何通过吸纳外来思想资源将自己一步步变成世界文学批评中令人尊敬的知识生产地。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澳大利亚是当今英语世界和亚太地区的一个较有影响力的国家，作为一个前殖民地国家，澳大利亚一百多年来为了建构自己的本土批评话语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在对外来批评观念和方法进行本土化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研究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所走过的道路，就是要考察其在每一个时代所做出的选择对于我国的批评理论建设所具有的借鉴意义，为我国的文学批评建设贡献思想资源。本书分四个部分针对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上的四个时代分别展开论述，每个部分具体分成若干章（第一、三部分分八章，第二、四部分分六章），各部分第一章为概述，其余各章结合每个时期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批评家的理论著述或专题分别梳理和评价，努力将各个时期最突出的文学思想和批评观念呈现在读者面前，笔者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简洁明了的结构，为国内同行就这一课题更加深入地开展研究勾勒一个初步的路线图，为我国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做出一些微薄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