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简介
赵新顺博士的学位论文《太阳社研究》要出版了,他打电话过来要我为之作“序”。在我的理解,为人作序,是要以功成名就当资本的,以我辈的资历请自己的前辈作序尚且忐忑惶恐,遑论对他人的成果品头论足。新顺以“导师”之名相邀,便觉无理由推托:导师未必高明如许,但就一篇博士论文的生产而言,却是重要的当事者;以当事者的身份对论文的撰述过程及论文本身谈些感想与体会应该不算太大的僭越。
将太阳社作为研究对象是经过一番考虑的。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当代小说,对现代文学相对陌生,新顺作为我的博士生,最初的论文选题也希望以当代文学为对象。但新顺硕士阶段的学习主要领域是现代文学,对现代文学中的诸多课题材料更熟悉,问题意识也更敏感一些。于是,我建议他论文选题不要拘囿于我的研究范围,甚至主动推荐了太阳社的题目,让他查找材料,梳理研究现状,考虑这一选题的可行性。
之所以有这样的推荐,和我当时在头脑中刚刚萌生,后来逐渐坚定起来的一个想法有关。即在我看来,博士论文作为标志性的成果和一般的学术研究相比应该有更高的要求。就人文学科而言,更高的标准之一就是历史化。历史化的意思是,我们研究和处理的对象首先应该是历史上发生和存在过的事实,参与了历史的过程,是构造历史的一个元素;由于时间或者权力运作的原因,这段历史被淹没或被遮蔽。通过我们的研究,历史得以呈现或者部分的被还原,从而在学术脉络的发展和演进方面有所添加,也提升我们对历史的认知。这个想法当然和那时的语境有关,即太多的假设性的、看起来冠冕堂皇、但内容空虚经不起推敲的虚假命题充塞于学术界,制造了大量的话语泡沫。历史化的要求避免一个论述对象陷入自相缠绕的话语繁殖最终却被证明是个假命题的尴尬。太阳社作为左翼文学思潮的源头之一,是一个确证无疑的历史命题。尽管围绕它展开的话语生产已相当丰盈,但过分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模糊了它的历史面影,对它作历史性的研究,或者说,将这一课题“再历史化”,进行还原性的研究是必要的、有意义的。
论题确定后我向新顺提出两点希望:搁置现有的结论,回到历史现场中去,让材料说话;要对太阳社成员作全面研究,要作文本细读,在细读的基础上再做关联性研究,看太阳社究竟贡献出哪些新的思想和新的因素。
新顺是刻苦勤奋的,他阅读了大量的史料,下足了披沙拣金的功夫。从论文完成后的情况看,有三个方面的成绩可以看出这一研究课题的学术分量。一、从发生学的角度切入对太阳社的研究,还原出一个真切的现场,保证了此项研究的历史性品格。二、将太阳社的理论、批评与创作当作有机的整体;不仅选择太阳社的代表人物蒋光慈、钱杏邨进行论述,也没有遗忘常被忽略的戴平万、楼适夷等人,这种有机性和整体观提高了结论的可信性。三、文本细读的功夫和较高的概括能力使研究者能够准确地把握住太阳社在理论、批评及创作上的独特个性,在此基础上的关联研究也更有说服力,如对“认识—实践书写规范”的概括以及这一规范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的描述就相当有新意且真实可信。
对一个年轻学者的第一个重要成果给予过多地赞美或许对他并没有益处,况且以当事者的身份溢美对方更有自吹自擂的嫌疑。像作者自己已经意识到的,论文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如太阳社成员的诗歌创作没有纳入研究视野就是一个明显的瑕疵。当然,这是新顺研究工作的不足,作为当事者的导师更难辞其咎。但瑕不掩瑜,对于关心中国现代文学的人来说,《太阳社研究》值得一读。
孙先科
201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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