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长干思无限，水风杨柳作秋声。”（王冕《金陵怀古》）伴随着水风秋声，从福建漳州师范学院传来一好消息，郑礼炬将要出版博士学位论文《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欣慰之中，不由得回想起我与礼炬共同关注这一课题的点点滴滴。

那是2003年博士生入学之初，我据程千帆师的教导并结合自己的体会，与礼炬等几位同学谈话。我当时引用了唐代诗人李从远的一首写于九月的诗，其中有一句是“摘果珠盘献”（《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全唐诗》卷一百五十），话锋从原来礼佛的角度转而为另一类比喻。我说，研究生的三年学习，要拿出自己最满意的学位论文，好比是摘下你最满意的果实，向老师、学校、国家献上。首先要有目标，志存高远，奋力摘取最满意的果实，不是随手捞一个来交差；二是要有眼光，善于发现树上最好的果实（这就是学位论文的选题）；三是优化知识结构，积聚实力，发挥你最大的潜力，使出你最大的劲，跳得最高，跳得最好，跳起来摘取最丰满、最新鲜、最满意的果实。这个比喻，用意很清楚，要求在三年研究生的学习中拿出最好的学位论文：选题站在国内外学术的最前沿，敢于攻克重点、难点、制高点；学风扎实，资料翔实；富有学术价值与创新意义，是国内外学术园地中收获的最有亮点与特色的果实。今天，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时时处处有一种巨大的诱惑。我们要耐得住寂寞与清贫，坚定信念，把握方向，专心学业，“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在求实中不断开拓，把自己培养成既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又不断创新的人才。记得有句谚语说：“人生无目标，不如一只鸟。人生无追求，不如一头牛。”不做呆鸟与笨牛，既会埋头拉车，更会抬头看路，我们应该有高远的学术理想和追求目标。

礼炬将这些话牢记在心上，在选择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上下了一番工夫。经过一番对文本、文献及研究状况的考察，礼炬将目光集中在明代翰林与文学上。明代掌秘书、著作等事的翰林院，是明王朝重要的中央机构。《明史·选举志二》说：“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盖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翰林又是饱学之士荟萃之地，对明代文学的影响很大。但是，相对于唐、宋等朝代翰林与文学的研究，明代翰林与文学的研究相对比较滞后，特别缺少这方面较为整体、系统性的研究。礼炬将目光瞄准这一点，敏锐地选择了“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当年，南京大学许结教授的一位与礼炬同届的博士生选择了“清代翰林与文学”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可谓所见略同，都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礼炬在硕士生阶段师从石家宜教授，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方向的学位，在古代文论等方面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跟我读博士学位时，转而关注文化制度与文学的关系。礼炬苦战三年，终于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后又经过一些修订，交出版社正式出版。礼炬的《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正是朝着他的学术理想和追求目标而努力的，因而，这部专著形成了他自己鲜明的特色。

一 文学与史学并重，文化制度与文学交叉研究，努力把握明代翰林馆阁文学演变的脉络

《四库全书总目·〈怀麓堂集〉提要》指出：“自李梦阳、何景明崛起弘、正之间，倡复古学，于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其才学足以笼罩一世，天下亦响然从之，茶陵之光焰几烬。逮北地、信阳之派转相摹拟，流弊渐深，论者乃稍稍复理东阳之传以相撑拄。盖明洪、永以后，文以平正典雅为宗，其究渐流于庸肤。庸肤之极，不得不变而求新。正、嘉以后，文以沉博伟丽为宗，其究渐流于虚。虚之极，不得不变而务实。二百余年，两派互相胜负，盖皆理势之必然。”（《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明代的翰林院馆阁文学与七子派的文学构成了明代文学的主体，而在明孝宗弘治年间前七子崛起之前，馆阁文学的创作几乎笼罩了文坛，翰林院作家的创作为天下所景仰，风靡全国，成为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礼炬阅读了大量的文献，包括经、子、史、集四大部类的相关存世文献，将文学与史学、文化制度与文学相结合，而又坚持以文学研究为主，把台阁文学的研究细致化、深入化、系统化，某些结论具有创新性和启发性，对后起的研究已经产生了影响。礼炬在《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中初步考察了明代翰林院的数次重大制度性变化，明确认识到：较之唐宋两代，明代的翰林院建制更加稳定，所以明代翰林院作家队伍和文学传承更具有共同特征，但是明代中叶以来翰林院的命运与政治斗争紧密关联，亦对翰林院作家文学创作的风格产生影响，具有多样面目。从正德年间始至明末，刘瑾专政、嘉靖初大礼议、张居正改革、万历党争、崇祯改制等重大历史事件，都导致翰林院的组成人员产生重大改变。特别是在前七子崛起以后，翰林院的馆阁文学受到重大冲击，七子派中的作家部分进入馆阁，改变了馆阁文学的传统，产生了新变的因素，推动了明代文学的演变和发展。

礼炬在《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中，又下大气力考察了明代翰林院这种文化制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指出：明代洪武到正德年间的翰林院文学，时间上的跨度约为160年（从明代建立到16世纪二十年代）。这一时间段的翰林文学，大致代表了此期明代文学的主流。论文考察到从洪武至正德年间的一组数据：翰林学士78人、侍读学士55人、侍讲学士接近60人、南京翰林院掌院20余人，修撰超过100人，编修超过300人，检讨100余人。虽然这些统计数字中有重合的人员，但仍可以反映出翰林院是会聚明朝这一时期作家的渊薮的事实。礼炬在《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中努力把握明代翰林馆阁文学演变的脉络，指出：明初一大批作家对建立本朝的翰林馆阁文学进行理论探索，形成一定的共识，经过创作实践，逐渐出现了所谓“台阁体”的雏形。在诗歌创作上，数派并存的明初诗坛逐渐确立以《唐诗品汇》为宗的学习范本，确立明代馆阁诗歌宗唐的方向；在散文创作上，明代的翰林作家追溯馆阁文学的渊源，从理论上探讨要广泛地学习先秦、两汉、唐、宋散文，逐渐过渡到以“唐宋八大家”散文为学习对象的创作实践。

二 着力把握明代馆阁文学中色彩浓厚的儒家特色

礼炬在《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中指出：兼具儒家学者身份的作家是明代翰林院的第一批馆阁作家，所以从明代翰林院建立的时候起，翰林文学即笼罩着浓厚的儒家思想，这种状况一直到成化、弘治年间都没有发生改变。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逐渐改变了道学与文学紧密结合的情形。较之“台阁体”作品浓厚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弘治以来翰林院作家创作的文学意味比较强烈，儒家比德、载道的文学观有所减弱，但是终明一代，儒学的思想在翰林院馆阁文学中的地位依然崇高，礼炬在《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中较早地注意到这种现象，也注意到以儒学尤其是朱熹理学为一尊的思想对于文学的束缚以及作家们自觉的矫正乃至反叛的创作尝试。

三 认真梳理明代馆阁文学与山林文学、郎署文学之间的关系，明确明代翰林文学的历史地位

礼炬广证文献，细读文本，力求将立论建立在翔实的资料上，在《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中，以明代翰林文学创作为主体，以景泰十子、前七子为参照系，确定明朝馆阁文学的地位以及它同七子派之间的关系。从文献来看，北宋欧阳修比较早地提出馆阁文学与山林文学的区别，山林文学以枯槁瑟缩为特征，乃仕途坎坷的作家所为；馆阁文学以温润丰腴为特征，是得时位者之所为，二者“有着仙凡之隔”（宋濂《〈蒋录事诗集〉后》）。明代永乐以来的翰林院馆阁文学的发展，一方面不断发展着台阁体的特征，形成馆阁文学的创作高潮；另一方面也出现一批馆阁作家翻新出奇，与台阁体作家产生很大的风格差异，景泰十子的文学创作就是此期翰林院文学创作的参照系。成化以后，随着“台阁体”流弊渐多，馆阁文学创作万喙一声，在景泰、天顺年间失去活力，但是这个时期翰林作家却很多，作品繁富。翰林作家的风格慢慢地出现了转变。成化至正德时期，李东阳重振翰林院馆阁文学，他和友人、学生组成以翰林作家为主体的茶陵派，这是一个创作上与三杨“台阁体”有一定区别的作家群体，体现为诗歌创作上既宗唐又出入宋元，散文创作上风格比较清峻整洁，注重文学特性。李东阳的文学创作及其理论创辟，于前七子的复古运动，犹如陈涉之于汉高祖，有着重要的过渡性意义。弘治以来，前后七子的文学创作队伍的主力军是一批任职郎署的新科进士，他们看到馆阁文学的弊端，登高振臂，一呼百应，如影随形。七子派的崛起适逢其时，有力地改变了明朝文学的面貌。万历以后，明朝翰林院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复杂的态势，馆阁文学的参照系又是以七子派以及山林（山人）文学为主的，这一点亦当大力考索，大有深入挖掘、可为之处。

四 确立了万历年间馆阁文学传统复归的时间节点，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明代后期翰林院与文学研究的深入

明代万历之前的翰林院作家及其创作情况在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等书中收集、整理，而万历之后的创作分布及其演变，文献上较难考索，加上万历以后，诸派迭起，难以确定翰林院作家文学创作的主流风格，所以要在弘治至万历之间梳理出明代馆阁文学的演变史，是一件较难进行的研究工作。特别是七子派与翰林作家之间纠结复杂的关系，是不可逾越的鸿沟。通过对晚明大学士朱国祯的笔记小说《涌幢小品》的研究，翰林院馆阁文学传统回归的时间基本上可以确定下来，大约在万历三十八年至天启元年（1610—1621）之间，即介于大学士王锡爵（1534—1610）的卒年与朱国祯撰写《涌幢小品》（1609—1621）的时间之间。这一时间点的确立，有利于进行下一步的研究，期望礼炬能对明代的翰林院文学的演变史作一次完整的研究。

总之，礼炬的《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将翰林文化与文学相结合，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相结合，考据与批评相结合，视野颇为开阔，思路清晰，分析细致，有理有据，多有发明，颇有新见，将明代翰林文化与文学交叉研究推进了一步。

明代翰林院与文学是值得进一步深化的课题，明清文化制度与文学的交叉研究更是有待于进一步开拓的领域，学海无涯，任重道远，我与礼炬共勉之！

陈书录

庚寅年“水风杨柳作秋声”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