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诗人和翻译家，穆旦（查良铮）可谓生前并无盛名，身后终享殊荣的又一个显例。

从某种眼光看来，诗人穆旦的诗艺和诗名在其生前并没获得全部的展开，其中原因或有多种。客观方面的诸多条件限制，如战乱和不定的生活状态、1950年代起的“批判”运动等等，也有一些或许是主观上的，也就是他对自己生活位置、社会身份等的选择，导致了他如何处理自己的生活与诗歌的现实关系的方式。换言之，比如穆旦一生中有过的几次诗歌创作的“中断”，看上去既有社会乃至政治方面的原因，但应该也有私人缘由在里面吧。诗艺和诗名并无必然联系，但在大多数时候还是很有关系的。诗艺有限，那是无可奈何的事，任何人都急不得；如果一时得到了名不副实的荣誉，实在是应该为了侥幸而低调一些的。诗名不彰，如果是对一个诗艺出众的诗人而言那就是极不公平的悲剧了，有人甚至会因此抑郁至死。穆旦更多地会是近于哪种情况，很难断言。有一点是确凿的，在他生前，他只能算是被文学史遗忘或边缘化的一个并不重要的诗歌写作者。一如他的实际生活轨迹，他从未因诗歌而使人聚焦。诗人穆旦，活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友人的些许褒奖当然是种肯定和安慰，但终于无法因此写定这位诗人的历史。关于穆旦的历史书写，还需要后来人。后来也真的出现了这样的人。对此遭遇，我好像是暗暗地有点不相信主要就是政治的屏蔽。

不管怎样，在穆旦身后并不太久，他的诗名已经攀上了最高峰。张爱玲爬得再高，终难将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等等理直气壮地踩于脚下；穆旦则几乎是要凌驾在徐志摩、艾青诸人之上俨然“第一诗人”了。一个生前没有完成的诗人，身后却被推向了巅峰。这样的戏剧虽有，但也不常见。或也因此，走上巅峰的穆旦也会遭遇高处不胜寒的处境，他会被质疑。易彬在总结穆旦研究历史时说，对于穆旦的“思想阐释过多，历史性研究明显不足”。这话说得当然有理，也是易彬自身研究的重点和倾向的说明。我想加上一句补充的是，有关穆旦诗艺的研究需要加强，如果他确实是个“巅峰”诗人或我们仍能期待更多发现的诗人的话。

我这样说主要并不是一种判断的暗示，还是对相关研究的某种感觉。易彬关于穆旦研究在“思想阐释”和“历史性研究”两方面的对比判断，其实也是对穆旦研究现状的一种批评。穆旦身后本来也很安稳，他绝想不到有朝一日会有“大师”诗人的殊荣吧。相对于同时代的许多诗人，穆旦现在已经算是最受关注的一位诗人了。就以易彬的相关著述来看，在作为博士论文的本书修订、完成的同时，他的另外一部穆旦研究专著《穆旦年谱》，也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外，《穆旦诗编年汇校》已初步编定，《穆旦评传》的写作也已近杀青。这不仅将奠定研究者的地位，而且也会进一步落实穆旦的文学史地位。研究者之于自己的研究对象，如果不是一见钟情，往往也难免日久生情。给穆旦写史立传，大概是一个学者对这份情的一种最好的交代了。所以，易彬说自己在这本书中对穆旦的研究，主要也就是在三个“历史”角度上展开，即“个人史、新诗史和传播史”。“个人史即穆旦个人的写作历史；新诗史即是将穆旦放到新诗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结合具体现象与作者进行细致比照、考量；传播史即1940年代以来穆旦的传播历程。”如果注意到本书的书名《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研究》和内容结构的设计，就能更加体会作者的用心。本书不止是穆旦个人诗史的专论，也是以穆旦为中心的中国新诗史的一种理论研究，或者说是将穆旦置于中国新诗历史建构的脉络与逻辑中的一次研究实践。这样的研究形态和策略对于研究者的考验在于，在技术上他需要从诗人个人诗史的细节入手，充分阐释、揭示细节的意义，由此从个人诗史的生成、建构和流变中探求宏大诗史的叙述可能。因此，易彬的眼光着实不可不谓之深远。抽象而论，这样的研究预设似乎也很平常，但真要做到从细节看出历史、同时又能将大眼光落在细节处，实非轻易之举，它需要研究者经年积累的扎实功力。

回想起来，易彬的博士研究生毕业已经三年。当初他没有将博士学位论文立即付梓出版，而是一掷三载的光阴，不仅多次深入修订论文成稿，而且将相关研究的领域又作了进一步的拓展，成果也因之更加丰厚，从中可见出他对自己作为一个研究者的自我期许。当今的高校学界里不乏放言高论之辈，真能回首收心做一番实在功夫的人倒是并不多见。就此而言，易彬的治学态度和精神是更值得我们看重的。作为他在读时的指导教师，我一方面对易彬这部著作的出版要表示祝贺，另一方面内心也是很感骄傲的。希望我们都能用老老实实的态度来做事治学和做人。

吴俊

2010年11月25日写于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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