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新文学作家群曾以阵容壮观、名家辈出著称于现代中国文坛。在浙江地域上，几乎每个地区甚至每个县，都能找到一二位颇有声望的现代文学作家，而浙东的宁波地区，则是现代作家集结最多的地域之一。而且，这里还曾名家云集，诸如巴人、柔石、殷夫、应修人、朱镜我、楼适夷、邵荃麟、林淡秋、唐弢、徐訏、穆时英、王鲁彦等，是任何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都不会也不应缺失的作家。在如许众多的作家中，周春英捡出王鲁彦作为研究对象，写出这部鲁彦评传，我以为是颇有眼光的。

基于二三十年代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区域革命优势，以及“越文化”刚性气质的深层积淀，在浙江曾走出一个“浙东左翼作家群”，这个作家群便是以宁波作家为主体的，上列作家中十有八九为左翼作家。这是宁波文学史上一个很突出的文学现象，自然会受到人们的充分关注。尽管对这一现象作整体观照的研究尚为数不多，但左翼文学、左翼作家在我国向来有很高地位，从宁波走出的左翼作家就一直在人们的研究视线之内，有的作家（如柔石、殷夫）简直就成为中国左翼文学的代表而被评说。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去认识宁波籍现代作家，开掘这片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土壤上滋生的丰富文学资源，那么，选择不同于左翼作家而在文学史上别有影响和价值的王鲁彦作为研究对象，便具有独特的意义。

王鲁彦的思想与创作，在宁波籍现代作家中是独树一帜的。他既非左翼作家，也不同于从宁波走出的徐、穆时英等虽注重于艺术探求但又与时代潮流较为疏远的作家。他毕生追求理想、追求光明，致力于文学事业，与时代大潮同行，以坚定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坚实的现实主义创作著称于世、饮誉文坛。因此，并非左翼作家的王鲁彦，其文学上的成就自有不同于左翼作家之处，也有左翼作家难以企及的贡献，对其一生的文学道路与文学创作成就作出公正、恰切的评述，特别是对其文学创作的特色与优势作准确的估量与评价，就十分必要。

一个作家的创作经常被人们记得，历经岁月流逝而影响不减，肯定有其艺术上的独到之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王鲁彦算不上大家，其创作以短篇为主，也没有堪称经典的传世之作。但他写作十分勤勉，在不长的创作生涯中有《黄金》等9个短篇小说集问世，另有中篇小说《乡下》、长篇小说《野火》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正因其创作确有不同凡响之处，才会被人们刮目相看。五四文学时期，他是“为人生”作家中的重要一员，尤在乡土小说创作中成就卓著：他对于浙东滨海乡土风情的熟稔，对于其中饶有文学意味与现实意义的内容的开掘，以及他扎实、淳朴的写实手法，在人生派创作和乡土写作中赢得很高声誉。1936年，文学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0卷）出版，王鲁彦的小说被两位新文学大师茅盾和鲁迅同时选中，分别编入“大系”中的两卷（小说一集、小说二集），并由两位大师作序给予评价。茅盾的评论侧重在其“为人生”的一面，连同他之前写出的《王鲁彦论》，不难看出他对这位作家的特别关注；而对其创作予以“人生派”的定位并揭示其创作的独特意义，则对论定和确立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至关重要。鲁迅的评论则重在揭示其创作的“乡土文学”特色，对于其乡土小说的“冷静”和写实笔致给予了精当的评述。鲁迅对“乡土文学”的界定和评论甚严，浙东乡土作家群中仅选两位：王鲁彦和许钦文，由此可见他对这位浙东同乡、被他戏称为“吾家彦弟”的作家的特别器重了。

对于王鲁彦在文学史上的定位，鲁迅和茅盾两位文学大师给出的“人生派”作家的身份定位和艺术上的乡土写作特色的精辟揭示，应是两个最重要的方面。如果说，特色和优势往往显示出一个作家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与价值，那么，我以为王鲁彦作为一个出色的乡土小说作家是特别值得提及的，因为正是在乡土写作领域里，他提供了别的作家没有提供过的东西，他不但在“浙东乡土作家群”中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在整个五四乡土作家中都是非常突出的。

五四乡土小说的定型几乎目标一致地固定在对中国“古老乡土”的批判，于是就有了大量揭露传统文化弊端的乡土小说出现，而着眼于中国近现代文化裂变，展示变动中的乡土面貌的创作则很难寻觅。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生长于沿海的王鲁彦得现代文明的风气之先，用独特的眼光审视“乡土”，他对“现代”乡土的理解与发现，便显示出其乡土小说的独特意义与价值所在。他的乡土小说之重要价值就在于：将笔墨投向濒临大海率先经受近代商业文化浸染的浙东地域，展现外来文明对宗法制乡村经济形态与文化心理的侵扰与破坏，有力地表现了商品经济开发较早的浙东沿海地域乡土的特色。他的许多作品表现了工业文明与雄厚资本（商业资本）对乡村自然经济的挤压，而乡土经济所遭遇的阵痛及其所蕴涵的文化寓意，又象征性地喻示城市或殖民化文明与乡土文化心理的对峙，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强力侵入，这对于处于双重文化压力下的沿海地域的乡土人生是一种有力的表现，也是对现代中国转型期文化的一种有力表现。

浙东的自然环境既显出深厚的土性特征，同时又面临大海，又显出开放性的一面，这使浙东作家在乡村体验方面有可能注入新的内涵。20年代以来，因外来资本的入侵，浙东沿海的农村自然经济受到较大的冲击，乡村的闭塞一面有所打破，农民的意识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化。这方面内容表现最充分的作家是王鲁彦。这位来自镇海的作家，多次的回乡使他对小农经济和商业经济驳杂的生存形态有比较透彻的了解，当他用小说铺展出这片被咸潮拍打过的土地时，就敏锐地把握住了故乡由于外来工业文明的侵入和商业资本的出现对小农经济的破坏，写出了工业文明打碎了乡村经济时应有的人们的心理。《桥上》主人公伊新叔作了二十年的南货买卖，生意兴隆。他的“昌祥南货店”赖以支撑的是熟人熟面、是信用，而资本雄厚并以洋机器武装的永泰商行，却用提高效率和压价的方法，使其货物滞销，南货店也成了另一个“林家铺子”。伊新叔这种满身土味的小买卖人，是较早受外来文明和资本冲击的苦恼人和牺牲者。作者从他这一类人的遭遇中，看到了站在古老农村背后的一个阴森可怕的魔影，它不但已扑向小生意人，而且也渐渐逼近乡村的瓦屋草舍里的本德婆婆和阿芝婶。《屋顶下》中的本德婆婆向来勤俭持家，对家中生活时时有危机感，因此，对媳妇阿芝婶买鱼肉孝敬她的做法不满，由此发生抵牾。小说在细致地描写这场家庭矛盾的心理过程的同时，逼真地传达了古老农村的一种潜在的沉闷的悲剧气氛。作品最后，阿芝叔带阿芝婶进城做工。因为阿芝婶对外来的工业文明抱有幻想，她想跳出农村的悲剧氛围，到外面的世界去施展身手。但等待她的是什么呢？王鲁彦用《李妈》作了生动而可悲的回答。家境贫寒的李妈幻想用自己勤劳的双手，靠做娘姨的工钱，带大儿子，将来翻身。但她的这种土头土脑的勤恳却在上海滩“文明世界”里屡屡碰壁。在备受侮辱和屡屡碰壁、失业中，李妈学乖了，能偷懒便偷懒，能揩油便揩油，她终于染上了满身的“老上海”味儿，但人格已是极其卑下。这些作品在文化的双向批判中作出的思考是深刻的：它既写出了堕落的半殖民地都市文明对乡村灵魂的腐蚀，又看到了传统的乡村灵魂由于自我闭锁而在新的冲击面前张皇失措。不仅写出了外来的殖民化的工业文明给农村带来的经济上的破坏，同时也写出了这种文明给土头土脑的农民带来的精神污染。

王鲁彦乡土小说的另一超拔之处，是对笔下人物心理、性格的精细把握，写出了因文化观念的剧变导致的人们心态、精神气质的变化，从而从乡土人物的流变中，反映了文化的变异和时代的脉动。如果说，鲁迅笔下的人物是本色的“老中国儿女”，那么鲁彦笔下的却是多少已经感受着外来工业文明的波动，其中人物的乡村小资产阶级心理的涌动，便是一种出色的表现。其小说《黄金》、《许是不至于罢》里的主人公，是这种类型的一两个“代表”，这也是当时的乡土小说几乎没有写到的。《黄金》中的陈四桥是个土性深重的村落，不过，资产阶级的金钱尺度也开始精细苛刻地度量每一个角落。如史伯伯在外经商的儿子的邮汇就成了人情冷暖的晴雨表。当失望的消息传开来时，冷遇、侮蔑、欺诈就雨点般向他袭来，使得他灾祸丛生。这深刻揭露了从钱眼里观事窥人的鄙俗而又冷酷的人际关系。诚如史伯伯长女所言：“陈四桥人的性格：你有钱了，他们都来了，对神似的恭敬你，你穷了，他们转过背去，冷笑你，诽谤你，尽力欺侮你，没有一点人心。”作家对“陈四桥人性格”的概括，实际就是对乡村小资产阶级心理的精到刻画。就如茅盾所评论的：“乡村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和乡村的原始式的冷酷，表现在这篇《黄金》里，在文坛上，似乎并不多见。作者的描写手法，和敏锐的感觉，至少就《黄金》而言，是值得赞赏的。”（《王鲁彦论》）在《许是不至于罢》中，表现宁波乡间的土财主王阿虞的守财奴心态，也颇为精到。这位土财主因以往的战乱造成的内心惊恐一直挥之不去，因而为守住眼前的财产，生怕发生种种意外而日夜忧心忡忡，白天装作镇静，夜里难以成眠，又不敢向人吐露一点忧郁心情，也不敢找人来分担，终日置身于痛苦心理的折磨中。小说对小有产者的嘲笑，从又一个侧面展现了乡村社会的变动状况。

从鲁彦的乡土小说中我们看到：一方面，他依然承续着鲁迅的创作精神，在表现乡村生活和表达乡村情怀时，侧重点仍放在改造国民灵魂上，同样流露出“隐现的乡愁”；另一方面，我们也的确感觉到了后起的乡土文学作家在创作的关注点上同他们的前辈作家已有所不同，包含了更多的现实人生内涵，显示出与时俱进的趋向。这或许正是他们深得鲁迅精神的真传，在创作上有所长进的表现。

王鲁彦的创作成就当然不限于乡土小说，我在这里用较多篇幅述说这一点，主要是就其创作“特色”而言，同时也融合了我个人的阅读感受和体验。对鲁彦其人其作的全面认识，自然还需要读周春英写的这部《王鲁彦评传》。这部评传用较为翔实的史料，缕述了王鲁彦不平凡的一生，重点述其文学道路和创作历程，对各类作品也有或详或略的评说。我想，读过这部评传的读者，必定会有所收获。

王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