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是一个世纪课题。从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到今天的约100年间，“文化”这一概念就始终萦绕在中国人的学术讨论和日常生活中，有时甚至成为一些政治运动的招牌和旗帜。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命题再一次成为中国人关注的舆论中心。几乎每个社科学术领域都在研究文化，社会每个阶层，甚至许多商业领域都在谈论和利用文化，整个社会掀起了一场全民性的文化热潮。这场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文化运动在世纪之交的国际大背景下显得格外耀目多彩。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无论从规模还是从理论深度上都是空前的，它带来的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

这场文化运动的一大特点是它的实践性，几乎社会各个阶层都参与到传统文化的拯救和保护行动中来。然而，无论文化变革的实践如何热烈，我们的文化理论研究工作仍是在摸索中徘徊，至今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大多数文化学者的研究还是在描述文化，有的干脆将文化当成炫耀的工具和谋财的资本。说到底，我们的文化研究需要理论的突破，需要从文化哲学的高度来总结百余年来的文化探索，更需要从系统理论层面对当前火热的文化变革实践进行理性的概括。

笔者在1980年出国留学时开始接触社会学和人类学。社会学理论中的文化概念在高度理性的认识论基础上揭示了人是文化的动物这一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社会学的理论框架。这一认识，促使我长期以来专注于文化理论的研究工作。

本文集是笔者1986—2014年间在文化社会学领域中部分论文的汇编。前三篇是我近几年分别发表于《光明日报》和《社会科学战线》上的关于信仰、善恶和文化的三大基本概念的探索性研究成果。21世纪展现在人类面前的是一个文化交融的多元文明图景，但是这种多元文化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引起了一系列的文明冲突。从20世纪末开始，许多国外学者都希望大一统的多元融合的中国文化能为世界文明走出冲突的怪圈提供一种新文明的基因索图。这个美好的愿景是令人振奋的，但同时也是极富挑战性的。此时的中国文化正在经历着一场欲火磨炼，35年经济改革的成功不仅没有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再生，反而在物质资料生产丰富的同时，摧毁了许多宝贵的传统精神文化。我们必须再来一次发自内心的文化革命和精神重建以应对这一挑战。这三篇文章正是笔者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对这一问题深入思考的理论成果。

1987—1988年之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修学，有幸结识了著名华裔学者杜维明先生。我曾就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现代命运的问题向先生请教，记得有两次我们交谈了整整两个下午，先生学贯中西的学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使我受益匪浅。回国前，杜先生特意在家中设宴为我饯行。席间，他提出可否为他任社长和主编的《时代》（台湾）杂志写一篇关于中国当时的文化热的分析文章。于是就有了本文集中的《文化热的历史脉络》一文，刊登在《时代》1988年的第21期。我把此文收入集中，是想让读者比较一下当时的文化热和今天的文化热潮的异同之处。

其余各篇是我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关于文化理论和城市文化的研究成果。令我欣慰的是，虽然时隔20多年，但这些文章中的理论观点仍不过时，某些认识，尤其是关于中国城市发展的基本认识，颇具超前意识和预见性。

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这是在35年经济改革之后的更高层次的社会变革的前奏，是社会转型前的意识形态准备过程。表面看来，我们的文化形态堪忧，人们惊呼道德沦丧，信仰缺失，实际上这是文化重组前的混沌状，不必过虑。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紧跟世界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大趋势，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一定会浴火重生，再造辉煌。

刘云德

2014年6月3日

暂无简介

用户未登录无权限查看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