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定安

文学武所著《京派小说研究》即将出版，嘱我写序，我欣然接受。这有着好几方面的原因。首先，应该说及的就是他曾经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后来又在复旦大学师从陈鸣树教授，获得博士学位；因此，他能有这本专著出版，我不仅感到高兴，而且有颇为荣幸之感。其次，则是这本专著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令我愿意为之写序。再有，我为能给昔日的学生略尽微薄之力而深感欣慰。

通读全书，我感觉到一种清新而沉着、朴实而深厚的学术蕴涵。这对一部学术专著来说，是很可贵的。这部专门研究京派小说的著作，围绕自身的主题，在广阔的学术视野观照下，以综合的、整体的、比较的研究方法，展开研究视阈，深入研究对象，揭示其意义，发掘其文化蕴藏和审美特质，从而创获了可观可喜的学术成就。它陈言之务去、新见之迭出，既吸取继承既有之研究成果，又发明新义与卓见，构成了一部研究京派文学的新成果。

京派与海派，是中国现代文学以至现代学术与现代文化的一种曾经风行且锋芒相对的文学—学术—文化现象；它们南北挺立，各据要津，风采各异，创获与奉献各有千秋，文化品性与审美质地南北辉映，但它们之间却有着深深的门户之见、流派之争，甚至展开了彼此的攻伐，不相融合，“势不两立”。然而，它们实质上却共同存在于一个相同的时代、相同的社会与相同的文化语境之中，做着虽然有别却汇向共同的民族文化创造与文化发展之中。本可以相通而对立，本应该分工合作而在笔墨上“刀兵相见”。特别是，在历史的发展上，在后来的社会状态中，却出现了虽非海派胜出却是发源于上海的左翼文学及其作家，占据了胜利者的地位，引领着民族文学潮流并掌握文学与文化大局，而京派及其主要代表作家却屈居被批判、接受改造的位置，“向无产阶级投降”，大部转向（有的早就退出了京派队伍而进入革命文学阵营），其头面人物如沈从文等则被“淘汰出局”，离开了文学队伍。但这只是历史发展的“物质上”和“社会存在”方面的结局，却并非文学与文化上的最终结论。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新时期中，翻案文章由渐露头角到连篇累牍，评价日高、声誉日隆，尤其是周作人、沈从文，在文学与文化上的地位，真是好评如潮，节节上升，俨然有跃居中国现代文学的顶峰之势；研究论著也层出不穷，有为数可观的论者（尤其海外的论者），把他们二位放到了鲁迅之上，并褒一贬一，甚至在相对立中扬周沈而鄙弃鲁迅。于是京派文学远不止于“彻底平反”而且越来越被看好，并被有些论者作为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对立面，以后者之“非文学”来“比拼”下去，来抬高京派文学。至于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却在部分研究中，不仅失却昔日的荣光，而且日遭否弃。在“京派与海派”之争的“现在进行时”的研究论述中，贬海扬京，已成一种思潮和“理论总结”。更有甚者，“祸延”革命文学与左翼文学，其中，贬损否弃鲁迅和对茅盾的小说作品贬之欲逐出“大学课堂”，是其显例与极端。这是最近二十年来中国文学风景之一角。上述文坛风景与语境，应该是文学武的研究论著的著述背景与文化格局。不过，他在研究和著作中，却丝毫没有跟风之意，也没有人云亦云之态，而是依据文学的事实，即依据作家的实际表现、作品的实际状况，来予以评论，既不跟风赶时髦，又不固执褊狭，坚持原有的评述结论。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求实务真的严谨学风和保持独立见解的学术风范，我以为都是很好的，表现了新一代学人的良好学术品性。我为文学武有这种优良的表现而感到高兴和欣慰。

这部著作不仅是在对20世纪30年代“京派”文学实绩和京海两派之争的实际进行了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撰写的，而且还是在对那时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诸多研究成果进行了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来分析比较、纵论评述的。它的内容丰富、研讨深入、分析细致，取众家论说之长、避或有论断之偏，依据事实，依据新的研究成果、新的文学观念、理论学说与审美观念，来进行认真的实事求是的论述。既没有盲目否弃或“巧取”前人的成果，或者埋没了前辈学者的论述精粹；又没有不顾研究的历史和既有的成果，凭空独创新说。既尊重了前辈的学术遗产和积淀，又在比较评骘的基础上，独立思考，深入研究，作出自己的评述与结论。这不仅表现了良好的学风与学术品德，而且也体现了这部著作自身的学术价值。

在研究的视阈和范畴上，我以为还有两点可取。其一，没有延续既有的研究规范，一般地研究京派文学甚或“京派一般”——扩及京派学术文化甚至其他诸多文化现象，而是独辟蹊径，限定在研究京派小说这一范畴。这个选择和命题，是有见地的。京派小说有出色的成就、鲜明的特点、独特的审美素质，也许不妨说其成就与贡献在京派文学的散文与诗歌的成就之上，虽然后两者的成就也足可傲人。因此，京派小说很可以研究也很应该研究，其研究成果对于今天的文学研究、文学创作都是有益的。其二，对京派小说的研究，又没有局限于小说“一隅”，而是研究视野比较开阔、研究方法比较多样，是多元、多角度、多方面地进行研究，使研究工作本身及其表述（论述文本）都是比较宏阔而细致的。

这种研究范式，在本书的学术结构中，切实地体现出来了。它以上下两编的模式，先纵论、总论京派小说种种，然后是分论，分别论述了几位京派小说中的重镇如废名、沈从文、林徽因、汪曾祺等。总论部分，除序言外，以七章的篇幅，分别论述京派小说的流派特征和历史轨迹，其人文理想、文体特征、与海派学说的比较、与中国艺术精神的渊源，其现代性意识和审美理论等。这七章构成一个立体的京派小说面面观，一个京派小说的整体构架和形象，从与现实生活、时代精神、社会状况的关系，到审美特质、文体特征、现代性以至于审美理论，再展开论证，可以说是从里到外、从内涵到形式、从内在性质到外在体现，都一一论到了。应该说，这是对京派小说进行了比较全面、开阔、综合的论述，是京派文学研究可喜的新进展、新收获。

还要提出的是，其中进行了与海派小说的比较研究。文学的比较研究是文学研究中一个可取的、可以在比较中互见短长并开启新质地的研究方法，在与海派小说的对比中来认识和阐发京派小说的特质与内涵，是很可取的研究方法。而且，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研究不是因袭旧论，抑此扬彼或褒此贬彼，或是跟风趋时高扬京派而贬斥海派，实际上则是借机贬抑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作者跳出了旧的窠臼，亦不尾随名家亦步亦趋，而是认真而实际地对两个文学流派进行比较研究，实事求是而不添加外在因素特别是非文学因素掺入其内。还有，研究京派小说创作而加入其审美理论，加以审视，揭示其理论与创作实践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可取的，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表现了深沉的见地。

在论述京派小说的时空文化背景时，作者越出习见的基本的政治分野观察研讨，而指出“它既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血肉的关联，也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的都市文化空间密不可分”，这一分析是正确的，切实揭示了京派小说的文化根底。这自然也就同时论证了这个小说流派及其作品的性质。同时，作者还揭示和论证了京派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及艺术精神，以及同西方现代文学的亲缘关系与文化渊源，这就更进一步充实了对京派小说古今中外、传统现代的文化根基的揭示。总之，作者从时代的、中外的综合视角，从社会、历史、道德、哲学、美学等方面，从京派小说生存时代中兴废起伏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等诸多思潮和乡土文学、现代文学等文学现象中，来观察、体验、审视、研究京派小说。因而能够取得比较全面、系统、客观的评述效果。

在这种评价论证中，我以为很可取的是，作者在其中论证了京派小说的人文理想、人道主义以及其人性思想，并且指出这是“把握京派小说最核心之所在”。这一论旨，不仅论定了京派小说的社会性质和审美素质，并且发掘肯定了京派小说的核心意义与价值——它们作为文化积淀，至今保留着阅读价值和社会意义。由此，作者还进一步深入揭示了京派小说的进步意义：“它所追求的爱与美的理想，它所抨击的绅士阶级的虚伪、堕落，所对民族道德观、文化观的思考，使其显示出不可否认的进步性，尽管这种真诚而执著的探索在严峻的社会现实中无法得到实现。”

京派小说的这种人文理想，同它的作家们的乡土文学情结和创作实践，是紧密结合的；同他们对于西方现代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的认同，也是紧密联系的。所以其作品的思想质地和社会理念，一面是京派小说中着力表现的“自然状态下人性的庄严、优美……大大落后于中国现代文明的进程……更多地保留了一种近乎原始生活的社会状态”；另一方面则是对于现代都市文化空间中的西方现代文明、自由主义思潮在知识分子生活中的体现。“传统”/“现代”、“东方”/“西方”、“城市”/“乡村”、“出世”/“入世”，这种二律背反思维、情感及其文学表现，构成了京派小说矛盾复杂的内涵意蕴与审美质素。在对京派小说的文体特征的论述中，对其“抒情小说体式”特征的论证，很有价值，并且指出这种小说体式“促进了小说与诗歌、小说与散文的融合与沟通，强化了作家的主观情绪”。这对于认识京派小说以至于掌握中国现代小说的精髓，都是有启发意义的。京派小说作家几乎是“清一色”的留洋学者、“洋大学生”，他们的现代知识分子文化风范很浓，思想行为和做派洋味颇足，但在探索他们的“儒家人文理想”的表现时，却揭示了他们自身和作品中的儒家思想道德的深层蕴涵。这是很有意义的一种民族现代文学现象，既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又是它的优点。

从以上简明扼要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本书对于京派小说的民族文化传统、儒家人文理想、乡土情结、现代民主意识等重要人文情怀、民间意念与农村民风等的内蕴与意蕴，都做了认真细致的研究和叙论。这是京派小说—京派文学的民族文化底蕴。从这一基本点上，我们可以体察到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内骨子里”的相同与相通。只是它们各自关注的角度、视阈、社会层面、立足点与态度、激发程度与目标指向不一致、不相同。但它们却曾经那样对立和争斗。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文化发展的特异色彩与社会内涵，其中包含深刻的时代风貌与历史经验教训。《京派小说研究》为此提供了文学史实和理论依据。这既是它的正产品，又是它的副产品。

下编的作家论中也多有独立创见，既是对前辈学者真知灼见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在本书的论述架构中，则与上编的总论有互为补充、整体与局部相契合的功效。

如《废名论》中，对废名（冯文炳）的创作宗旨和作品审美特质的首肯，指出“难道文学的最高价值只能通过现实主义来表现吗？废名的创作实践恰恰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废名虽然没有遵循所谓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但他忠实于自己的审美理想，在日常生活的描写中赋予了诗意的建构和升华，在乡村普通人物身上熔铸了自己的感情，充满了人性的美好和光辉，其作品中丰润的文化内涵显然是现实主义所无法涵盖的。读懂废名需要用另一种文化维度来思考”。如此论述是大胆的也是富有见地的。这不仅于认识和评价废名有用，而且对于品评一般小说作品和文学作品也是有益的。又如对沈从文的论述：“在沈从文庞大的文学审美体系中，始终有一个基点，就是他的理想主义，对爱与美的执著，对重建民族信仰的渴望。……即使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时代背景下，尽管他多次受到左翼文艺的指责，这位湘西水手依然固守着自己的理想，为这个桃花源式的边地文明唱了一曲挽歌。……这种牧歌情怀成为作家心灵的栖居之所，也成为物欲喧嚣时代难得的一片精神绿洲。”对沈从文的这种论述，抓住了思想的精要与艺术的灵魂，也提炼了它特异的审美素质；同时，也把它纳入时代的视野中，并以其与左翼文学比较、比衬，显示其既疏离现实苦难又“弥补”现实缺陷的双重社会—审美品格。这个论定，应该是被认可的。此外，还有对萧乾、林徽因、凌叔华和汪曾祺的分论，也都各有精彩，这里不一一赘述了。

总之，我以为文学武这部对于京派小说的专论，是一部内容扎实、学风严谨、富有独立见解的著作，它是目前尚为少见的对京派小说的专门研究，因此是京派文学研究的一个可喜的新收获，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

拉杂写下以上一些读书感受，权为之序，内容无足观，且以此作为我与文学武“师生一回”的纪念吧。——事实上，他这多年来，学识精进，我已经难为其师，只是就“曾经的关系”而言吧。

2010年8月19日 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