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政治无意识》是一部充满挑战性的著作，单是它的大胆的假设——政治视角构成“一切阅读和解释的绝对视域”（《政治无意识》原作第17页，以下只注页码）——就足以引起人们的兴趣。甚至书名“政治无意识”也带有挑战的意味，因为它明显不同于弗洛伊德的信条“无意识不知道历史”。因此，人们可能期望这部著作不仅注意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和因果论的教训，而且会注意拉康推崇的欲望的概念，以及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者推崇的非中心的主体的概念。实际上，詹姆逊的雄心大大超过了书名所引起的期望。他并不满足于政治分析家和文学治疗者的双重作用，把整个文学史当作他的病人。他的主张不只是政治方式会对现代和后现代的其他批评理论进行调和或补充，而且其激进的分析将包容所有其他的分析：

詹姆逊断言，这种总体化的占用和修正活动，将以某种方式使结构主义思想最有价值的一些原则得到适当的肯定，“赞扬这种观念的强度”（53页），即使德里达和他的追随者“根据差异、流动、散播和异质性等明确否认这种‘总体化’”（53页）。因此从一开始，这种分析就预示着要革除迄今文学批评中的一切弊端，肯定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主张——只有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才会在推崇历史和推崇中立美学之间达致平衡，才会在鼓吹共时分析和支持历时批评的两派之间进行调和。

詹姆逊的批评实践颇似精神治疗工作：他面对文本的征象，不仅注意明确的叙事，而且注意未说出的东西。他认为，“正是在探寻突然中断的那种叙事的痕迹当中，在把被压制和埋没的这种基本历史现实复归到文本的表面当中，政治无意识的原则才发现了它的作用和它的必然性”（20页）。因此批评家的任务是使历史文本本身恢复“充分的言语”。

就文学史而言，詹姆逊认为批评家的分析必须以双重揭示的方式“揭示文化制品是社会的象征行为”（20页）。于是他首先剥去艺术形式的面纱——颠倒掩饰的作用（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掩饰使作者的幻想变成艺术作品）——以便揭示愿望满足的政治部分和文本中意识形态的既得利益。在他揭开文本自身显然不知的意识形态帷幕的同时，他也就揭示了其他批评家在理论实践中的错误假设；他认为这些同行的错误在于完全忽视了文本生产中历史的作用，或者认为历史是文本内容简单直接的机械式的决定因素。换言之，詹姆逊的分析方法旨在研究文本征象的原因，揭示文本赖以生成的意识形态的基质，说明文本如何以这种基质被接受和解释。像大部分现代文学批评的方法论一样，詹姆逊的分析集中于文本是一个过程，提出“拆散并解构”它的组成部分，以便揭示它如何发生作用和失去作用。

这种对过程、结构和功能分析的强调，显然可以表明詹姆逊借用了德里达和拉康的理论。但即使如此，他们在詹姆逊的探索中也未能免遭抨击。因为詹姆逊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是：不仅要避免“弗洛伊德的主叙事的归纳”——他认为这种主叙事仍然由资产阶级核心家庭的意识形态限定（参见62—69页），而且要避免后结构主义的反历史主义或审美唯我论。其实，詹姆逊的主张是：包容这些理论，同时利用它们的洞察来弥补某些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短见。他认为这些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分析仍然局限于机械因果论或表现因果论的简单概念。

应该说，从辩证的元批评出发，詹姆逊不仅包容其他批评家的话语，而且也包容他自己早期对文本诗学的思考。实际上，《政治无意识》不仅完善并修正了他在《侵略的寓言》里对意识形态本质的思考，而且完善并修正了他在《语言的牢笼》里对共时分析和历时分析兼容性的思考。在一定意义上说，《政治无意识》是对《语言的牢笼》最后的预言性呼吁的反应。他在那部作品的最后写道：

确实，在《政治无意识》里，詹姆逊通过使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更新换代”，极力“使文本向历史趋势开放”。他用“符码转换”的概念代替“调和”的概念，并将“符码转换”限定为“发明一套条件，或战略性地选择一些特殊的符码或语言，如此同样的术语便可以用来分析和连接两种迥然不同类型的客体或‘文本’”（40页）。当然，整个詹姆逊的批评构想，尤其是《政治无意识》的阐述，都可以看作是对弗洛伊德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术语的“符码转换”的实例，其目的就是“调和”个人主体和集体历史“孪生的、明显不可比较的要求”。这种“调和”无疑也符合詹姆逊调和共时和历时分析方式的要求。这一事实在詹姆逊的三层次文本分析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詹姆逊提出，要用符码转换的方法首先在文本的局部历史语境中研究文本，或者说它与历史事件的“历时性”关系；其次在文本与那个生产文本并把文本作为工具使其统治合法化的阶级的关系中研究文本，或者说把文本作为传递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素的工具同时进行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最后在文本与整个生产方式的关系中研究文本，采取一种考虑更大历史视域的系统的和共时的看法。第三个“共时的”层次尤其重要，它将使批评家不仅研究文本的生产，而且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对它的接受，研究它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的效能和用途。

通过符码转换和三层次文本分析，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里发明了一种新的阐释学。这其中涉及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个问题包括解释政治的元批评问题，即解释活动的有效性和动机以及从中产生的隐喻。第二个问题因后结构主义者而显得更加重要，它包括历史的再现问题。詹姆逊认为，有两种不同的、相互对抗的叙事力求再现历史：一种是线性的，另一种是交叠的；一种强调历时性，另一种把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区分纳入一个整体。后一种更复杂，也是《政治无意识》重点解决的问题。

詹姆逊认为，在今天的文学批评里，传统的文类理论受到广泛的怀疑，其缺陷主要在于它的简单的类型化倾向，非自觉地将文本纳入它的文类区分，把它的纵聚合的线性作为一种文学的历时性的模式。但是，恰恰是这些缺陷的原因，才使它对詹姆逊的元批评产生价值。詹姆逊指出，不论它的范畴局限还是它明显的非共时模式的启示，实际上都变成了传统文学史的错误的征象。由于这些原因，他的论文类理论的第一章以具体的方式重新阐述了有关的讨论。正如我们在他对吉辛的讨论里所看到的，詹姆逊提出了一种以积淀的形象来代替文类或叙事形式的概念，其中文类被重写为社会象征信息或叙事构成的综合，充满了生活现实的意识形态内容。因此，不论叙事结构看上去多么“理想”，也不可能真正以简单的类型或形式归成文类。詹姆逊认为，每一种文类形式都是该形式多种不同运用经过竞争后的残存。不过，这里会出现某种类似“统治结构”的东西，或者说主导因素以对立的方式与所有它的其他历史可能性共存。按照詹姆逊的看法，这不仅是一种数学的组合，因为每一种“形式”，每一种文类—叙事模式，就其存在使个体文本继续发生作用而言，都负荷着自己的意识形态内容。就每一种文类模式丰富多样的因素而言，这意味着解释文学史的一种合适的方式——文学史是积淀的现实的矛盾而有意义的运作，是一种非共时的共时性，一种企图解决共时表现和过分确定时刻表现之间的困境的历时模式。

通过把小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詹姆逊对所有这些都作了最好的说明。在詹姆逊看来，小说有争议的形式和文类的性质使小说成了元分析（meta-analysis）的最佳客体。在集中论述曼佐尼的小说《婚约夫妇》时，詹姆逊并没有把它作为“文类不连续”的佐证。如像对吉辛那样，他看到的是两种不同的叙事形式，他把这两种形式读作两种不同的“文类模式”——一种是哥特式的，具有内向和心理化的倾向；另一种近似流浪汉传奇，再现了“社会生活的经验”。这样，曼佐尼小说的总体性便暴露出来，揭示出远比任何有机整体的模式更有意义的张力和不一致性。这就是说，在一个文本内部，不同的叙事形式或“文类模式”可以共存，并形成有意义的张力。不仅笛福和理查逊的模式可以共存；而且菲尔丁的合成式的小说也可以沿用这种揭示文类和意识形态的异质性的方式来阅读。

但是，小说并非只是被动地记录这些异质性。詹姆逊还清楚地看到曼佐尼叙事艺术的独特性：它采用了重构多种意识形态素的方式。小说是一种“社会的象征行为，它必须把异质的叙事范式重新统一或协调起来，尽管这些范式有其自己独特的、矛盾的意识形态意义”（144页）。按照詹姆逊的看法，文本作为“社会的象征行为”会以辩证的方式把文本和语境统一起来。任何这种文本的历史都必然记录文本存在的所有这些层次；而其所用的方式基本上是在特定时刻阐述异质事件共存的一种历史的方式。于是，再现历史变成了对其多样性理解的一种综合行为；而再现历史的问题则成了用以组织并认识其意义的模式，它将画面纳入过程，将人物纳入修辞活动。

于是，詹姆逊的作为叙事的历史再现便成了抵制单一修辞方式的一种自我意识的修辞方式。但这里有一个悖论，就是说，每当我们企图了解历史的意义时，历史提供给我们的只是大量的转义。因此詹姆逊指出，承认问题并不是放弃历史转向纯粹的意象；相反，真正要放弃的是它的熟悉的线性。最终，如果历史是一种叙事，那么它就是一种没有真正开始和结束的叙事，其中过去和现在不断发生对抗，而且没有任何对抗会在目的单一的统一性中产生。如此一来，它便从根本上把德里达的“痕迹”（trace）概念政治化了——每一个时刻都是过去和未来、“残存”和新生的交叠重合，永远不能以原有的纯洁性来了解。于是詹姆逊认为，“革命”只是这种叙事过程公开的力量，而叙事只能理解为一个过程：

从修辞方式到解释，从再现到分析，并不意味着提出一个新的问题。詹姆逊指出，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具体问题倾向于围绕着调和的范畴展开。但“调和”是卢卡契和萨特被指责的术语之一。攻击的特定目标是卢卡契的发生学方法，按照这种方法，调和的理论会促使人们了解某种绝对的始源，某种在主客体之间、在真实和它的认识之间尚未分裂的“原始”的统一。詹姆逊认为，这种攻击并不是误导，对卢卡契进行解构肯定有启示意义，因为甚至《历史和阶级意识》这样有力的著作，也倾向于将意识形态生产的特殊问题纳入有绝对始源的更简单的叙事。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批评应该意识到自身的盲目性和洞察力。甚至应该按照保罗·德曼的论点，把卢卡契有力的洞察置于他的盲目性之中，重新评价他对物化和资产阶级思想中的意识形态封闭性的结论。

詹姆逊认为，人们对调和与发生学方法的抨击，无论如何仍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应该探讨的重要问题。但问题会不断扩展。例如，如果不更仔细地考察调和的有效运用，就不可能从一开始便放弃使用调和的理论。詹姆逊把这种指责看作是对历史“表现”模式的一种小心的指责。这种模式怀疑任何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理想主义，即认为调和是一种从明显层次（上层建筑）到潜在的本质核心（基础）的运动。不过，对詹姆逊而言，这种批判并不等于完全否认调和是解释的范畴。相反，他认为那种对表现因果论的攻击，同样也是对阅读中的寓言倾向的一种局部的、策略性的攻击。因此，这样一种批判最好在具体作品的语境中来理解，以便通过在两个层次之间假定的同源性来解决基础最终决定上层建筑的整个问题。这样一种关系在某些实例中可能有效，但作为一种理论却不够充分，因为它不够辩证。换言之，同源论只是旧的反映论的一个变体，本身就构成综合过程的一个障碍，而文本和语境、基础和上层建筑正是依靠这种综合过程才相互连接起来。可以说，同源论模式最终使丰富的进行调和的实例（如人的主体、家庭等）物化了，脱离了任何真正的有效性。

为了避免上述那种简单的归纳，《政治无意识》提出了一种精心构想的调和机制。正是这种构想，尤其把“叙事”用作一种多向调和的符码，表现出了詹姆逊综合的独创性。首先，在对纯表现性的因果模式的否定当中，詹姆逊排除了调和的局部性。在他看来，每当人们试图理解异化的现实时，这种调和就不可避免；我们必须运用——发明——一种符码，一套术语，“用来分析和连接迥然不同的客体或文本，或两种极不相同的现实的结构层次”（40页）。詹姆逊指出，调和是给予意义的过程，是普遍的“符码转换”活动。在这种意义上，调和机制中的意识变成了理解中的自我反应的同义词。于是对调和理论的思考便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阐释不可回避的问题。

詹姆逊认为，“叙事”作为最高的调和构成可以使我们将意义的概念非实在化，集中于意义的生产本身。无疑，这种看法背后存在着一种对文本的看法，但不是把文本作为“外在于那里”的某种东西，而是作为某种本体论基础内在于我们解释行为之内的东西。对詹姆逊而言，解释就是不断介入争论，而阅读的真理—价值则在于它们作为批评分析的力量。唯一排除某种解释的方式就是提供一种更有力的解释。詹姆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最有力的解释，因为它们具有必需的包容性，具有元批评的复杂性，有能力吸纳并完善其他方法论的片面解释。

批评具有包容性但又不易否定为整体性，恰恰是作为调和的叙事所具有的那种悖论式的优势。在詹姆逊的批评论述里（如论康拉德和巴尔扎克的部分），作为范畴的叙事证明是文化分析最合适的一种方式。其中对欲望和意识形态的叙事构成的注意，对只能作为这种构成的开放和封闭系统的历史的注意，表明了整个文化生产的戏剧性。值得注意的是，在詹姆逊的实例中，它使我们能够在叙事化的行为中记录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而不是把它作为同源的一种简单的反映或创造。詹姆逊认为，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应视为在意识形态或象征领域内解决更基本矛盾的一种综合行为，因为这些矛盾在政治或社会—经济层面上被连接起来。通过这种对象征的有力的重构，我们可以进入组织文本、作者和历史语境的整体网络。

在詹姆逊论巴尔扎克的那部分，上述情况表现得尤其明显。这篇文章主要论述主体的独特构成过程；按照拉康的精神分析，它也是整个批评的核心问题。然而，政治的分析必然将拉康历史化，说明他形式范畴中的构成的历史性。詹姆逊认为，巴尔扎克《老姑娘》的典型价值在于它记录了主体构成中的转换方式，通过这种构成中的多向性，文本组织安排作者的深层欲望，披上了作者欲望的外衣。而且，这种欲望必定是政治性的，它们交织着巴尔扎克的保皇主义，也交织着他整个作品中明显的“社会性”主题。詹姆逊指出，就这些欲望本身而言，我们永远无法真正了解。因此就有了巴尔扎克的“叙事机制”固有的兴趣，即调整并实现欲望的兴趣，叙事机制可以作为“‘力必多’的投入或作者的愿望满足，在这种象征的满足形式当中，传记的主体、‘隐在的作者’、读者和人物之间的有效区分实际上已被抹去”（155页）。于是，詹姆逊认为，对这种叙事机制进行微观物理学的考察，对其更大的结构进行研究，可以打开巴尔扎克文本所用的特殊“调和”方式，通过这些方式，他的文本探讨、连接、解析了在其亚文本层次上的主要矛盾。

在詹姆逊的分析里，叙事的主要动力变成了一种乌托邦的冲动，这表现在最初把科蒙小姐的住宅描写成一种理想的、超出主体欲望的客体，也表现在科蒙小姐本人身上对它的人格化，“她同时（或依次）是喜剧性的、滑稽的和令人欲求的”（158页）。詹姆逊指出，按照更大的叙事，这些欲望的孪生人物共同表明一种客观的等同物，即渴望超越叙事后来主题化的那种即时封闭和历史矛盾。因此，将作者、人物和读者同时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欲望的乌托邦性质，这种语境里的特殊的乌托邦性质，在于这些人物如何为我们实现“渴求地产的收缩和个人的实现，渴求社会和历史矛盾的解决”（158）。甚至包含科蒙小姐和她的追求者的滑稽叙事也在这种乌托邦层面上存在，因为这一层面提供了一种疏离的观点来观察“肉欲的变化”（158页）。换句话说，所有这些文本的基本特征都可以从适当的寓言方面来观察，它们表现了更多的因素和欲望。

但是，詹姆逊认为，“滑稽”并不是阅读《老姑娘》的唯一层面；这里还有滑稽的简单性与人物系统在寓言意义上更深层的对照。争夺科蒙小姐的斗争似乎暗示着资产阶级和贵族为控制法国的阶级斗争。两个主要的求婚者显然是卢卡契的“类型”人物，杜·布斯基埃代表资产阶级，舍瓦里埃代表贵族。文本突出了这种寓言的维度，使读者在某种“纯粹的性滑稽”和更大的表征叙事之间往返穿梭。当然，人物系统因杜·布斯基埃的阳痿而变得复杂；然而舍瓦里埃这个娇弱“有教养的”贵族虽有性的能力，却在求婚中失败了——象征着失去了法国的统治权。

不过，如果只限于这种阅读，尽管有两种叙事系统的语义积淀，但仍然与卢卡契的方式相去不远。按照卢卡契的阅读方式，巴尔扎克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伟大性，是因为他对历史现实的透彻观察与他的保皇主义意识形态出现了断裂。然而詹姆逊的特殊洞察在于恢复了一种更复杂的“调和”方式：叙事的镶嵌加工形成一种构成文本的象征行为。詹姆逊指出，巴尔扎克在非欲求的力量（阳痿）和无效的（软弱被动的）文化价值之间自相矛盾，因此必须以某种适当的叙事方式加以解决。正是在这里，出现了政治无意识的“调和”层次，将最深层的内在于文本并构成文本的张力连接了起来。面对真实的历史条件，“政治无意识仍然力求通过逻辑的排列组合从它的不可容忍的封闭中找到一条出路，找出一种解决办法”（167页）。这种“政治无意识”的概念正是詹姆逊作品的独创之处。它作为一种调和的范畴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阐释具有不容忽视的潜力，因为它可以跨越我们自己作为主体与历史—政治之间的意识形态界限。詹姆逊这个术语既吸收了“政治的”文本概念（它不是完全有意识的、以充分实现了的形式“外在于那里”），也吸收了激进的弗洛伊德—拉康主义那种无意识的叙事形式的原理（无意识是像语言那样构成的）。政治无意识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调和的方法，它具有在层面之间往返并中止预想的主体、欲望和文本形式等概念的优越性。用詹姆逊的话说，其优越性在于从社会阐述欲望，从美学阐述政治。

詹姆逊认为，面对确定的历史矛盾，政治无意识必须以叙事方式找出某种理想的解决办法。因为这种元叙事固有的东西，就是对实际是亚文本的象征的解决。詹姆逊非常重视巴尔扎克叙事的“模式转换”：在记录困境的同时，通过从常规现实主义的纯指标方式转向依条件而定的方式，力求废除其历史的必然。小说中唯一真正的中意者是填充这种结构鸿沟的人物——特瓦斯维耶伯爵。但伯爵不属于任何现实主义的叙事，因为他不属于任何经验的历史。相反，他是文本出于自身需要而形成的意识形态的选择。因此他的出现通过假定另一种历史象征地重构了历史，“在这种历史里，某种真正的复辟仍然是可能的，但条件是贵族能吸取这一特殊实例的教训，就是说，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将贵族的价值与拿破仑的力量结合起来”（168页）。

但是，巴尔扎克、传记作者或历史人物又该如何对待呢？在詹姆逊的分析里，那种简单地诉诸于传记的、文本之外的决定因素自然会被中止。巴尔扎克变成了欲望、历史和叙事这种冲突的关系所在，变成了使叙事生产可以理解的调和但不综合的层面。像文本一样，作者被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的交点，意识形态、欲望和历史必然性在这里纵横交错。政治无意识作为这种诸层面的结合，仍然是使文本对历史开放的基本模式，因为作为欲望、乌托邦和意识形态，它的因素具有“实际经历的”丰富性。詹姆逊对巴尔扎克的详细分析恢复了美学生产的多重力量，它既是欲望的一种真正综合，又是意识形态矛盾和历史封闭性的记录。

在《政治无意识》里，詹姆逊还重写了拉康的术语“历史即真实”。对拉康而言，这是个纯粹不可主题化的代数学术语，但詹姆逊却把它解释为最大的视域，即除了作为纯极限之外永远不能真正看见。这就是说，真实不断地躲避再现。如果可以得到真实，它只能作为一种不可同化的现象，而正是在这种形象的综合中我们才以反映的方式学会了认识自己。历史以这种矛盾的形式出现，驱除了神学的幽灵。由于历史既不求助目的论又不受前话语意义的诱惑，所以历史在詹姆逊的作品里最终呈现为一种“渐近线”（asymptote），颇像是不断隐退但赋予政治和文化分析以视角和连续性的地平线。换句话说，它似乎看得见，但永远达不到，然而又可以不断地提供参照。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政治无意识》的力量和价值。应该说，他的辩证法和历史观，使马克思主义批评保持了它的锐利。

当然，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也不是完全无懈可击。例如，他没有为关键的概念提供清晰的界定，在“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的象征行为”或“文本的决定因素”当中，这种政治无意识为什么不同于精神分析的客体？为什么他把精神分析的客体称作“真正的无意识”？是否詹姆逊试图使他的术语发生文学或修辞的功能？他的研究客体是否是弗洛伊德那种无意识的政治成分？抑或他以转喻的方式用“无意识”这一术语单指形式或功能的置换？

在《政治无意识》本身对“政治无意识”的指称中，詹姆逊也没有充分说明这个概念。有些地方（如论吉辛的一章）政治无意识被说成是一种压制的或扭曲的力量，带有使历史事实文本化的色彩，因此看上去像是一种统治阶级的工具，其价值反映在文学作品当中。按照这种工具的概念，政治无意识负有“我们只能以文本形式了解历史”的责任，因为我们若了解历史和真实“必须先将它文本化，以政治无意识将它叙事化”（35页）。然而在另一些地方，政治无意识又被说成是一种文本的力量，它是“无言”本身，是文本隐蔽埋藏起来的“现实”。这种无意识的历史现实似乎在某些时刻比另外一些时刻更容易获得或恢复，因为詹姆逊说在我们当前“物化的”历史时刻，“真实已被集聚的物化现象无情地逐入地下”，并最终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无意识”（280页）。换言之，在作为一种文本力量的政治无意识理论和作为一种文学文本自身特征的政治无意识理论之间，詹姆逊的论述显得有些犹豫不定。

不过，无论如何《政治无意识》是一部杰出的理论著作，它给人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它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贡献也不容怀疑。正因为如此，它如今已成为美国大学研究生的必读文本，不少学生以它作博士论文，而且已有四部研究它的专著出版。此篇前言就是结合国外的研究成果，力求提供该作品的一些要义；但因其深度和广度，仍感力不从心，只能说是不揣浅陋，抛砖引玉而已。

《政治无意识》已被译成多种文字。我们出版这个中文译本，也是希望使更多的人了解这部著作。本书第一、四、五、六章由陈永国翻译，二、三章由王逢振翻译。虽然王逢振与作者多有来往，但在翻译中仍感到有不少困难。尽管尽心尽力，恐仍有疏误之处，恳切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王逢振

1999年4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