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恩

鲁迅研究，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是一门显学。这不仅因为它研究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作家，而且还因为它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实际上承担了意识形态整合的功能。

五四时期，大多数读者是从反封建的意义上来理解鲁迅作品的。吴虞在读了《狂人日记》后，就做了一篇《吃人与礼教》表示声援：“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惨酷极了……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甚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诓骗我们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此后相当一段时期，对鲁迅作品的理解基本上沿着这一方向展开。

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左翼批评家为了突出“革命文学”的时代意义，强调文学的无产阶级战斗性，对五四文学发起了批判，认为五四文学已经落后于时代了。这自然包括对鲁迅的批判：“鲁迅这位老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3604372左翼开展批判的目的，是与五四文学划清界限，好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开辟道路。但是历史证明，这样的批判犯了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而当这些左翼批评家后来受命与鲁迅建立联合阵线，他们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与鲁迅携手找出一个适当的理由。他们的理由是鲁迅的思想发生了飞跃——因为鲁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思想进步了，左翼才有了与鲁迅合作的基础。这表面看来是对鲁迅的肯定，实际上意味着对鲁迅早期的小说仍然采取了保留的态度。而这种保留，为双方此后的合作埋下了冲突的伏笔。

真正从理论上弥合了左翼文学与鲁迅双方思想裂隙的，是毛泽东。毛泽东不是片面地站在左翼批评家的立场上，而是以更为阔大的视野，把鲁迅与左翼文学一起纳入新民主主义的范畴，使两者获得了同一性。于是，五四时期的鲁迅与左翼文学之间的差异，就成了新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差异，从而消解了五四时期的鲁迅与左翼文学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鲁迅按照这一方向继续前进，成了左翼文学的一面精神旗帜，他的方向也就成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从此以后，鲁迅作品的意义就开始从它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方面得到解释。比如强调它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重大理论问题，包括革命的领导权问题，革命与群众关系的问题，革命的动力问题，辛亥革命失败教训问题等。这些问题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还须经过相当长时期的探索才逐步得到解决，而鲁迅在他的前期小说中就提了出来，并给出了精彩的回答，他能不伟大吗？不过，从中国革命的角度研究鲁迅，显然放大了鲁迅作品的革命意义，而其启蒙的意义，比如对国民性的批判，五四式的人道主义情怀，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忽视。问题还在于，当这种研究模式所要服务的政治本身走入歧途时，整个研究就会陷入实用主义的泥潭，甚至会成为政治斗争的附庸，其学术意义也就荡然无存了。

20世纪80年代初，适应思想解放运动的需要，鲁迅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王富仁的《呐喊》和《彷徨》研究，打破了从政治革命的角度来研究鲁迅的思维定式，转而从思想革命的角度审视鲁迅，认为鲁迅前期小说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这一成果破除了迷信，激活了人们的思想，成为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其意义远远超出了鲁迅研究的领域。

可以这样说：鲁迅研究领域集中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最为出色的一批学者；鲁迅研究领域中的每一次重要突破，都是与中国现代史的重大转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都是不同政治力量较量或者思想解放运动的直接结果，因此它几乎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史上重大变革的预告来看的。

不过，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随着20世纪末世俗化思潮的兴起，鲁迅研究的影响力开始下降。这主要是因为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趋于多元化，人们可以直接表达自己的观念，再也不用绕着弯拿鲁迅说事。于是，鲁迅研究不再负载意识形态整合的政治使命，成了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当鲁迅研究成为一个纯粹学术问题的时候，鲁迅的伟大与否，鲁迅是思想革命的镜子还是政治革命的象征，鲁迅的思想变化发生在哪个时期等问题，只是为热爱鲁迅的一些批评家所关心，而与一般大众没有多大关系了。更为重要的是，现在一般读者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而且非常看重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他们不再像以前的读者那样需要批评家来充当指导者的角色，来告诉他们怎样理解鲁迅才是正确的。他们相信自己的感觉，甚至反感批评家的教训人的架子，偏要按自己的标准来理解鲁迅，而现实的条件也允许他们这样做，哪怕他要违反社会的共识把鲁迅读成他所愿意的那种样子，只要不造成消极的社会影响，也是他的权利，别人无权干涉，批评家更不好教训。在这样的环境中，鲁迅研究不再介入现实问题和历史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批评家的学理探讨或者自我言说，它的影响力再难重现从前的辉煌，显然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这对鲁迅研究来说未必不是好事：学术从属于政治，或受政治的影响，在特定的时代是难以避免的（在那样的时代，这种研究也发挥了积极而且重要的作用），但在更多的时候，学术还是应该回归学术。学术可以经世致用，但主要还得通过学术的途径来发挥其影响力。

鲁迅研究目前所面临的挑战，是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以证明“告别革命”后“鲁迅”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不再停留在与革命有关的问题上，不管它是政治革命还是思想革命，而是进一步深入到了人生哲学的层面，深入到了思维形式的层面，与千百万人的人生实践联系在一起，与他们的梦想、追求、苦恼和希望联系在一起。换言之，“鲁迅”的意义要成为许多人精神生活和人生实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显然，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

吴翔宇当初选择鲁迅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时候，我是为他感到一丝担忧的。我们一起探讨论文的构想时，我曾提醒过他注意这个选题的难度。但当他完成这篇论文的时候，我又感到了欣喜，因为我看到了一个青年人，在鲁迅研究面临挑战的时候，他做出了可贵的努力，在学术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他考察鲁迅在其文学世界所贯彻的时间意识，并把这作为认识鲁迅精神的一个切入口，向人们展示了鲁迅复杂的思想、坚强的人格，而这显然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认识鲁迅，认识鲁迅所坚守的信仰，认识鲁迅的历史观、世界观和宇宙观。这样的成果是学术性的，然而又具有现实的意义。对鲁迅精神世界的探测，本来就是对我们这个民族在现代化历史上一个关键时刻的精神品质的探测，是对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历史和未来的能力的一种探测，也是对研究者自我信仰和信念的一个考验。通过这样的研究，研究者自己的精神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还会影响到人，影响到对鲁迅怀着敬仰、追求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梦想的人们的精神世界。

时间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要透过时间问题，探视鲁迅的历史观、宇宙观和人生观，考察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考察他关于革命、进化、生命、人生意义及自我拯救等问题的思考，是需要很强的抽象思辨能力的。吴翔宇的论文到底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要由读者来评判，但我要说一句，他的确是做出了重大努力，且尽其所能保证了论文逻辑上的清晰和学理上的一致性，达到了一个年轻人不太容易达到的思想的深刻性。当然，由于选题本身的思辨性，论文的文字表述比较抽象，会使一些读者在阅读时感到一点困难。但这不要紧，只要认真读下去，我想是能够理解，并且有所得的。

在吴翔宇的博士学位论文将要出版的时候，我写下这些感想和意见，作为我们共同切磋学问时光的一个纪念。我期待着他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进，而且走得更稳健、更迅捷。

2010年12月12日记于武大九区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