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需要重写，这几乎成了学界共识，但从提出“重写文学史”后出版的众多《中国现代文学史》来看，尽管收录作家范围更广，评价更公允，总的说来却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在笔者看来，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现在还不是写出一部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状况的文学史的时候！在一些人看来，中国现代文学就那么三十多年，并且几乎从有中国现代文学起就有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如此一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有九十多年时间了，怎么可能还时候未到呢？先来回顾一下这九十多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程。尽管几乎在中国现代文学诞生同时便有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但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因其与研究对象之间缺乏必要距离而难免产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现象。并且，中国现代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前尚未形成一门独立学科，对它的研究多是零散性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立即被纳入了意识形态建构之中，1950年5月教育部通过的“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对“中国新文学史”内容明确规定：“要求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讲述。”按照这样的标准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能客观地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粉碎“四人帮”后，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面对资料极端缺乏的现状，人们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在中国现代文学资料建设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现在使用的很多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便是在这一时期整理出来的。一则由于当时人们思想还未完全解放，二则由于时间太短暂，随着1985年“方法年”的到来，人们几乎一窝蜂地去搞理论阐释，资料整理的工作几乎陷于停顿状态。没有充分占有原始材料，这样研究出来的结果有说服力吗？随着近几年人们对史料的重视，不少人开始了自己挖掘原始材料的工作，这些人的研究成果常常给人大吃一惊的感觉。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应该以全新的眼光系统地整理中国现代文学资料——散兵游勇式的资料挖掘不但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其作用也非常有限。人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笔者就来谈谈自己的切身体会吧。就中国现代作家而言，《鲁迅全集》至少应该是最全的全集之一。但是，出于写作《一群被惊醒的人——狂飙社研究》的需要，笔者在通读《莽原》周刊和半月刊时竟然发现有近二十则广告未收入2005年版《鲁迅全集》（不包括12则《正误》）。在1981年版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收录了部分广告、刘运峰编辑的《鲁迅全集补遗》收录了30则广告的情况下，竟然在鲁迅主编的、著名而常见的《莽原》上发现这么多鲁迅佚文，笔者不能不感到惊讶。笔者由此想到，由于鲁迅一生办了不少刊物，在鲁迅主办的其他刊物上应该还能发现鲁迅佚文。由此可知，哪怕是“尚可挖掘的余地显然十分有限”陈漱渝：《序》，刘运峰编《鲁迅佚文全集》，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的鲁迅佚文仍有挖掘的余地。与《鲁迅全集》相反，《郭沫若全集》“极有可能是世界上最不全的作家‘全集’之一”魏建：《郭沫若佚作与〈郭沫若全集〉》，《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为了“用具体事实说明重新出版《郭沫若全集》的必要性”，笔者曾经根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郭沫若研究资料》中的《郭沫若著译系年》提供的篇目，运用电脑查找功能，逐一查找未收入《郭沫若全集》的文章。结果令我惊讶万分：“单就‘系年’收录的文章篇目而言，就有1700余篇文章未收入《郭沫若全集》，若加上已发表却未收入‘系年’中的文章，再加上郭沫若大量未发表的文字，真不知到底有多少文字未收入《郭沫若全集》。”廖久明：《未收入〈郭沫若全集〉的历史、考古作品目录》，《郭沫若学刊》2006年第3期。需要强调的是，这“1700余篇”仅指已经收入《郭沫若著译系年》的文章，遇到那些未收入“系年”的文章，哪怕笔者已经发现也未将它们统计进去，如：《郭沫若书信集》和《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共收郭沫若书信838函，但笔者只统计了270余函，意味着还有560余函未统计进去。试想想，依据这样的《郭沫若全集》研究得出的结论到底有多大可信度？笔者研究较多的第三个作家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那么受重视的高长虹。尽管高长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受重视，笔者在研究他的过程中却有意外收获。首先，通过比较高长虹的《幻想与做梦》和鲁迅的《野草》笔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管人们如何评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语体’散文或象征主义散文诗的源头，尽管称高长虹为‘散文诗集的开先河者’与事实不符，却完全可以称他为开创者之一”；通过比较高长虹的《土仪》和鲁迅的《朝花夕拾》笔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朝花夕拾》开创了现代散文‘闲话风’创作潮流与传统的说法属实，那么开创现代散文‘闲话风’创作潮流与传统的系列文章应该是《土仪》而不是《朝花夕拾》。”如果笔者的结论可以成立，那么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点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的以下说法便应该修改：鲁迅的《朝花夕拾》、《野草》“开创了现代散文的两个创作潮流与传统，即‘闲话风’的散文与‘独语体’的散文”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页。。其次，笔者提出了“第二次思想革命”的观点。笔者在阅读高长虹作品过程中发现，他在多篇文章中提到1925年北京出版界有过一次“思想运动”：“去年一年北京的出版界，因为特殊的时局的缘故，思想上引起一个小小的运动，这运动因为艺术的色彩比较多些，所以一般读者们都难于认识它的真象。从事运动的人呢，大抵自己又都不明说，所以直到现在世间还像没有什么也者。但这个运动，虽然没有那样普遍，但比《新青年》运动却深刻得多，它是会慢慢地踏实地表现在事实上呢。其中虽然也不是没有派别，但当时的精神却是一致的。就形式上说，可分为《莽原》，《语丝》，《猛进》三派，然而大致都是由思想的自觉而表现为反抗；而所反抗的在大体上又都是同样的目标”高长虹：《走到出版界·今昔》，《高长虹全集》第2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8—129页。；“去年的出版界是有过一次运动的，大致由对外而转为对内，由反章而转为反现代评论社，对内与对外，是号称全国一致的，然而在我们好谈思想的看起来，却是反章，尤其是反现代评论社的意义深且远。这不但是被压迫者反压迫者的运动，而是同情于被压迫者反同情于压迫者的运动，是士人中的不阔气的士人反阔气的士人的运动，是艺术与思想反士宦的运动，是真实反虚伪的运动，是人反非人的运动”高长虹：《走到出版界·旧事重提》，《高长虹全集》第2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8页。；“大家想来知道当时引人注意的周刊可以说有四个，即：《莽原》，《语丝》，《猛进》，《现代评论》。《莽原》是最后出版的，暂且不说。最先，那三个周刊并没有显明的界限，如《语丝》第二期有胡适的文字，第三期有徐志摩的文字，《现代评论》有张定璜的《鲁迅先生》一文，孙伏园又在《京副》说这三种刊物是姊妹周刊，都是例证。徐旭生给鲁迅的信说，思想革命也以《语丝》，《现代评论》，《猛进》三种列举，而办文学思想的月刊又商之于胡适之。虽然内部的同异是有的，然大体上却仍然是虚与委蛇。最先对于当时的刊物提出抗议的人却仍然是狂飙社的人物，我们攻击胡适，攻击周作人，而漠视《现代评论》与《猛进》。我们同鲁迅谈话时也时常说《语丝》不好，周作人无聊，钱玄同没有思想，非攻击不可。鲁迅是赞成我们的意见的。而鲁迅也在那时才提出思想革命的问题”高长虹：《走到出版界·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高长虹全集》第2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9页。……看了这些文字后再来看胡适、鲁迅等人1925年前后的文章、书信，笔者惊讶地发现，1925年前后，面对“‘反革命’的空气浓厚透顶”的社会现实，胡适、鲁迅等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将《新青年》未竟的使命继续下去的主张：“我想，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基础建筑一个可靠的基地”胡适：《胡适文存二集·与一涵等四位的信》，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13页。；“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鲁迅：《华盖集·通讯》，《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很遗憾的是，这次思想革命开始不久五卅惨案便发生了，人们的注意力再次由思想革命（“启蒙”）转向了严酷的现实（“救亡”），“救亡”就这样再次压倒了“启蒙”。尽管人们对“救亡”与“启蒙”的关系有较大争议，但是就五卅惨案与“第二次思想革命”而言，笔者认为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总之，写文学史确实应该抓大放小，否则便是一种“‘博览旁搜’，以量取胜”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不过，写文学史应该先研究再筛选，而不应该先筛选再研究，只有在对所有对象进行充分研究的前提下才能知道哪些该抓、哪些该放。若反其道而行之，完全可能因为不了解而放弃那些本该抓住的内容，却让那些本该放弃的内容滥竽其间。并且，结构主义告诉我们，“现实的本质并不单独地存在于某种时空之中，而总是表现于此物与它物间的关系之中”［美］沃野：《结构主义及其方法论》，《学术研究》1996年第12期。。就是为了研究重要作家和重大现象，也应该将其与相关作家和现象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重要作家的重要性和重大现象的意义所在。这一切，都离不开史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