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国，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更多地直接表现为大城市之间的竞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城市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实现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城市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但是，进入21世纪后，首先是城市经济自身面临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双重挑战，城市生态资源和环境质量压力成为一些城市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同时城市经济发展面临新的复杂环境，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集聚经济的快速发展。集聚经济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结果，主要表现为城市化集聚经济和产业集聚经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给城市带来大量的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这种要素集聚的正外部性效应——知识溢出和负外部性效应——环境污染并存，给城市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带来更大的外部压力。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衡量城市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协调度？影响城市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城市外部集聚经济的外部性效应对城市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带来何种影响？

近年来，经济学领域使用全要素生产率概念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快、对经济增长贡献份额大，意味着经济总量是依靠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增长，所以这种增长是可持续的。然而，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概念没有考虑生产活动的非合意产出——环境污染物排放给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于城市经济增长而言，尤其是出于快速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城市环境质量来自城市自身发展和集聚经济负外部性效应内外两个方面。对集聚经济的正外部性效应的研究，如集聚带来的知识溢出、规模收益，成为学者近期关注的核心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国际环境保护组织和我国国内出现的生态环境恶化的压力下，集聚经济的负外部性效应，如城市环境污染和要素拥挤问题凸显，使我们必须进一步考虑集聚经济环境下的城市生态承载力和环境污染问题对城市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此，本文构建和估算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概念来测度城市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协调度，也即衡量了剔除环境污染影响的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并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群、不同城市规模的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差距及变化特征，考察城市内部影响因素、城市外部制造业集聚和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本书的主要创新点及结论概括如下：

第一，在较为全面地评述国内外对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同时回顾我国城市化历程、特征和城市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论文针对城市经济增长面临的外部环境特点，一方面，把集聚经济带来的负外部性效应——环境污染作为非合意产出从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必需的总产出中剔除，具体办法是利用城市环境污染物排放量数据构建了环境污染指数对城市生产总值进行调整；另一方面，在估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投入要素上，不仅考虑了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而且考虑到城市土地规模的扩大和生态环境变化，还将城市土地投入和生态资源投入纳入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估算过程中。从而在这样的思路下，把利用基于参数分析方法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方法估算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界定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GTFP）。从而既剔除了集聚经济负外部性效应对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为进一步分析集聚经济给城市经济增长带来的正外部性效应做出准备，又把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使GTFP概念可以衡量城市的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或二者的和谐程度。

第二，采用核密度分析方法、均值比较分析、回归收敛性检验等方法考察2003年至2007年中国城市GTFP的整体分布和变化特征发现，中国各城市之间GTFP增长率差距在逐步拉大。从不同地区的层面看，城市GTFP依次为东部地区最高，东北地区次之，西部和中部地区较低；从地区内部GTFP差距看，东部地区内部的城市GTFP差距最大，东北和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内部的城市GTFP差距最小。从城市群层面看，一些城市群的核心城市GTFP在城市群中处于领先地位，如京津冀都市圈、珠三角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关中城市群、武汉都市圈，这表明了核心城市在引领整个城市群以及所在区域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统一。另一些城市群的核心城市GTFP水平却低于非核心城市，如长三角城市群、辽东半岛城市群、吉黑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城市、成渝城市群。对城市GTFP进行收敛性检验发现，全国、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城市GTFP均不存在绝对β收敛，也不存在条件β收敛和σ收敛，同时不存在俱乐部收敛，全国和各地区城市GTFP的增长差异没有表现出递减趋势。

第三，对城市GTFP的城市内部影响因素进行定性分析，构建理论假设，进行计量经济学实证分析和分组组内回归稳健性检验发现，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禀赋结构、制度因素中的人力资本和政府力量、基础设施方面的信息化水平和道路密度的增长或增强有益于城市GTFP的提高。在全面考虑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城市内部因素时发现，第三产业占总劳动力的比例升高不利于城市GTFP的增长。东部地区的城市GTFP存在地理区位优势，而中西部地区没有显现出这种优势。能源基础设施对城市GTFP的影响不显著。

在不同地区组内、不同城市群组内和不同城市规模组内，本章考虑的城市内部因素对城市GTFP的影响程度差别很大。东北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对城市GTFP的影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第二产业增加值比例提高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例增加，阻碍城市GTFP增进；中部地区的政府力量对城市GTFP的相关程度影响最大；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都显著促进了城市GTFP提高，但东北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作用程度最小；只有西部地区道路密度的增长显著促进了城市GTFP提高；东部地区的信息促进了城市GTFP增进的影响程度最大。

关中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的要素禀赋结构对城市GTFP的影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各地区平均水平。长三角城市群，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例的提高不利于城市GTFP增进。只有长三角城市群的政府力量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显著。长三角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人力资本水平都显著促进了城市GTFP提高。在基础设施方面，只有长株潭城市群道路密度和信息化水平增长显著促进了城市GTFP提高，其相关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各地区平均水平。

特大城市具有要素禀赋优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典型城市群平均水平。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制度因素中的对外开放水平提高不利于GTFP增长，而且特大城市对外开放水平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相关程度为大城市的近1倍，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知识溢出正效应小而环境污染负效应大，导致对外开放水平提高不利于其GTFP提高。中小城市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增加显著促进GTFP提高。而中小城市的政府力量却没有发挥推动GTFP提高的作用。中小城市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密度、信息化水平和能源基础设施的提高，显著促进了GTFP提高增进。可见，制度因素和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小城市提高GTFP的重要方面。

第四，在对城市GTFP的城市内部影响因素研究的基础上，将研究视角扩展至城市经济活动所面临的环境分析，即制造业集聚和服务业集聚给城市GTFP增进带来的影响。在定性分析部分，从制造业集聚在要素集中过程中产生知识溢出、在工业化进程中推动产业升级、在产业空间区位演化中促进专业化分工、在促进竞争中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四个方面阐述了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正外部性效应的作用机制；从服务业整体和生产型服务业两个方面论述了服务业集聚对代表城市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本书使用了基于劳动力数量计算的反映制造业集聚水平指标HHI、LQ和AGG以及服务业集聚水平的HHI，将这三种集聚变量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纳入城市GTFP的影响因素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制造业集聚水平的上升对城市GTFP提高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我国城市服务业整体集聚水平和生产型服务业集聚水平都较低，其中生产型服务业集聚水平要高于服务业整体集聚水平。无论是服务业整体集聚，还是生产型服务业集聚，二者都没有起到促进城市GTFP增长的作用。样本期间服务业集聚水平偏低，阻碍了城市GTFP率增长。

第五，从理论研究探索到现实问题关注，把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思路、城市空气污染治理模式、小城市绿色发展方式转型问题作为城市绿色发展研究的基本议题。特别是把浙江省启动小城市培育工程作为案例，分析提升小城市绿色发展质量的现实路径，为优化区域城镇化的整体布局、促进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协同发展提供了体制机制改革的创新样本。按照现代化小城市科学发展标准，目前小城市在发展目标、服务功能、产业成长、制度改革、考核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把城市功能定位和城市品质提升作为促进小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把产业集群整体升级作为促进小城市实现产城融合的内生性可持续发展动力，把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作为新一轮小城市培育工程的主线。

卢宁

201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