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相长”，可谓耳熟能详。《礼记·学记》谓：“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这里所说的“教研相长”，则是强调教学和研究的互相促进，互相提高。教学和研究，两者融为一体，相得益彰，那是一个大学教师应该感到很欣慰的事情。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20多年来，秉持教研相长的优良传统，一直强调在做好科学研究的同时，做好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工作。既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融入教学实践中，又要把教学实践中的问题引入自己的科学研究中，由“知不足”“知困”，到“自反”“自强”，确实朝着“教研相长”的方向不断努力。

2008年5月，在山西大学举行的建校106周年纪念活动中，我在大会上有一个发言，题目叫作“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史学”，初步总结了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以来立足前沿、学科融合、关注现实、培养人才、教研相长五个方面所谓的“经验之谈”。其中的“教研相长”如此谈道：

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传道、授业、解惑即为师之本。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是重科研而轻教学，它与不合理的各种考核和晋升条件有直接的关联，也与社会风气的影响直接相关。我记得，1985年留校任教后，乔志强先生曾和我有过一次认真的谈话，主题就是讲教学是教师的第一要务，站不稳三尺讲台，就没有立身之本，青年教师要把过好教学关当作工作后的第一关去认真对待，不得丝毫马虎。三十年来，我一直把老师的忠告铭记心间，即使在最近这些年繁重的行政工作压力下，我也尽量给本科生上课，争取上好每一节课。对自己的学生我也如此要求，尽管可能会累一点，但我们作为一个教师，心里实在有一种良心上的满足感。目前，由我带头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课程已成为国家优秀精品课程，团队也获得国家优秀教学团队的荣誉。我们还以精品课程为核心，开展了“校园历史文化节”“鉴知精品课程青年教师培训班”两项活动，有关的教材也在积极的编写过程中。事实证明，通过高质量的教学活动，大大促进了科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教研相长绝非空词。

“教研相长”是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以来的一个好传统。乔志强先生在世时，不仅开拓性地率先开展社会史的研究，而且带领众弟子编写《中国近代社会史》一书，以此获得了教育部优秀教学成果奖，成为至今许多高校本科生、研究生的必读书和教材。乔先生仙逝后，我们又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虽然将研究的重心由整体社会史转向区域社会史，但教研相长却一以贯之，努力以赴。围绕10多年前为本科生开设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课程，我们组建了“区域社会史”教学团队，获得了国家精品课程、视频公开课、优秀教学团队等荣誉，山西大学历史学科以此成为国家级特色学科，并建立了国家级的校外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2014年，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共同授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单位”的荣誉称号。

毋庸讳言，目前中国高等教育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和问题，其中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表现比较突出，许多高校的研究机构人员很少甚或没有为本科生上课的教学任务，导致科研与教学的严重脱节。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重课堂学习轻研究训练，已经成为普遍诟病的问题。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不足10人，我们既作为研究团队，又作为教学团队，一肩双任，虽苦犹乐，这是因为我们首先是一个大学的老师。在科研和教学的长期实践过程中，我们确实有一份责任感，又有一份快乐感。

“教研相长七书”的一个小小意愿，就是把我们长期以来围绕中国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的教学实践公之于世，接受大学生、研究生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批评，以便继续深化这方面的工作。

以下就“教研相长七书”分别作以简要的介绍：

一、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该书为乔志强先生“和青年教师的集体尝试”，该书分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三编建构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知识体系，内容包括人口、家庭、宗族；社区与民族；社层变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人际关系；教养功能；控制功能等。有学者称为“乔氏体系，三大板块”。正文之前有乔志强先生撰写的长达35页的“导论”，讨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社会史的知识结构、研究社会史的意义、怎样研究社会史四个问题。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的社会史研究著作，有评论认为此书为社会史研究“从理论探讨到实际操作迈出的第一步”,“具有某种划时代的意义”。该书又有台北南天书局1998年6月中文繁体本，已经成为许多大学本科生、研究生的必读教材。

二、行龙主编《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2004年开始，由我牵头在山西大学历史系开设《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课程，期间，或历史专业选修课，或全校公开课，连续十余年未曾间断。该课程以“集体授课”的形式进行，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8位教师共同担当本课程的授课任务。2007年，该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次年区域社会史教学团队被评为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2013年，该课程作为教育部精品视频公开课向社会开放。授课的同时，我们就在进行着相关教材的编写，结合授课实际和学生的反映，大家一起讨论，反复修订，课程讲授—田野考察—修订教材，不断地循环往复，终于完成了这本经过10余年努力而成的教材。该书共七章一个绪论，讲授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趋向、学科定位、区域特性、小地方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资料等内容，意在提供给学生一个怎样研究区域社会史的入门教材。

三、行龙主编《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本书为“山西大学百年校庆学术丛书”之一种，“是我和近几届硕士研究生共同完成的”。“本书除前面两篇有关社会史及区域社会史的理论问题（行龙：《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乔志强、行龙：《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论——兼论地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外，对近代以来山西人口、水资源及水案、灾荒、集市、民教冲突、祁太秧歌等分专题进行了研究。应当说这些问题都是之前很少涉猎或没有研究过的问题，我们试图从社会史的角度对此进行探讨。”时间过得真快，一晃该书已面世14个年头，昔日的硕士生已成长为大学的教授，我感到很是欣慰。又，正是本书当年的责任编辑郭沂纹先生的肯定和支持，才催生了“教研相长七书”，对此要对她道一声感谢！

四、行龙主编《集体化时代的山西农村社会研究》。此书可以看作前书的姊妹篇，也是社会史研究中心硕士生毕业论文修改而成。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研究，是近年来中心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多篇硕士、博士论文围绕此方向展开。该书所涉内容包括两大类：一类为集体化时代的某个村庄问题的研究，典型农村如西沟、张庄，一般农村如赤桥、剪子湾、道备等；另一类为专题研究，如新区土改、医疗卫生、水土保持、农田水利、文化生活等。需要说明的是，正如前书的副标题一样，各篇论文的形成，都实践和体现了“走向田野与社会”的理念。论文“或以资料翔实见长，或以立题新颖取胜，各位都注意到充分利用田野调查和地方文献，下过一番苦功夫”。现经中心诸位教师讨论，从数十篇中选取十篇结集出版，接受读者的指正与批评。

五、行龙主编、郭永平副主编《在田野中发现历史——学生田野调查报告（永济篇）》。走向田野与社会，是我们多年来从事社会史和区域社会史教研工作中的追求与实践。“这里的田野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相对于校园和图书馆的田地与原野，也就是基层社会和农村；二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工作，也就是参与观察实地考察的方法；这里的社会也有两层含义：一是现实的社会，我们必须关注现实社会，懂得从现在推延到过去或者由过去推延到现在；二是社会史意义上的社会，这是一个整体的社会，一个‘自下而上’的社会。”3695096田野工作是中心和历史学专业每一届学生的必修课，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这一做法，学生收获良多。

位于山西省南部的永济，是我们与永济市人民政府共同建立的国家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近年来，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的教师结合《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课程讲授，带领学生在永济进行了多次田野考察，该书收录的学生作品含学术论文、调查报告、田野日记三部分。虽显稚嫩，但对我们而言却十分重要，因为这是多年来学生田野工作的一次集中展现。

六、行龙著《山西区域社会史十五讲》。该书从我近年来发表的数十篇有关山西区域社会史的论文中辑出。书分六部分内容，涉及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主要脉络，新的研究领域、田野考察、资料发掘、人物研究及山西大学校史的相关问题。这些论文都是在教学过程中“初次亮相”，进而吸收各方意见成稿，也可以说是本人“教研相长”的成果。

七、胡英泽、张俊峰主编《区域社会史研究读本》。这个“读本”,或可叫做“选本”，也就是一个教学参考书。记得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有一门课程是“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很受学生欢迎。区域社会史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30年来却有那么多的成果出现，既要选的精当，又要使学生爱读，既要有理论方法的引导意义，又要兼顾具体的实践操作，实在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又，这个读本只收录了部分中国学者的作品，限于篇幅未能收录海外学者的作品（有机会可再编一本《海外读本》）,意在使读者减少隔膜感而增进亲近感，这样的初衷或许更符合读者的口味。“学识有限，难免挂一漏万，留遗珠之憾”，并非一句客套话。

“教研相长七书”编订之际，既有一分欣慰，又有一分忐忑。我们在长期从事历史研究的过程中，认真地从事了相关的教学工作，从大家的谈论中，从学生的反映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做教师的快乐。另外，“教研相长”又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和努力的过程，在目前这样的环境中也是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心血的过程。过程之漫长并不可怕，好在这个过程是快乐的。

时值2016年教师节即将来临，新的学期也将开始，愿以“教研相长七书”以为纪念，期望读者诸位多加指教。

“教研相长七书”整理、编排过程中，马维强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特以致谢。

行龙

2016年8月29日

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