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群

世纪之交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等各种矛盾越来越尖锐，并以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先发制人的战争、地区冲突以及贸易争端等新的形式不断暴露出来。乔治·布什总统上台以来，特别是“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政治右倾倾向更加明显。不少公益项目被取消，公民自由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全国性的反战运动也没能阻止政府对伊拉克的入侵行动。西方学术界持续多年的“理论之争”（theory war）仍不绝于耳，反理论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近年来有关“理论终结”和“理论死亡”的讨论日渐增多，《后理论-批评的新方向》（Post Theory-New Directions in Criticism）、《理论还剩下了什么》（What Is Left of Theory）、《理论之后》（After Theory）和《理论之后的生活》（Life After Theory）等大量关于理论之后的书籍相继问世，批评理论不断遭到来自左右两翼的夹击。与此同时，以信息和网络技术为先导的新技术革命对知识的生产、存储和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越来越引起理论界的关注。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文化和批评理论所处的状况如何，理论探索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等已经成为当前西方理论家和作家迫切关注和思考的问题，这些也是我国学者亟待研究的课题。

在文艺创作方面，美国也出现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和新的发展趋势。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现代主义迸发出来的巨大创作能量已成强弩之末，失去了其先前的影响和生成力；其次，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对文学艺术的发展也提出了新的挑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美国人的审美情趣正在发生较大的变化。叙事清晰连贯，道德观念明确的作品重新受到读者的欢迎，庞杂的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开始受到一些批评家的质疑。由于阿富汗、伊拉克等地战争和不断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那些描写间谍、恐怖分子和杀人狂的所谓畅销书不再有昔日的辉煌。与此同时，表现美的舞蹈、音乐和绘画艺术作品又开始受到人们的青睐，抽象晦涩的实验剧和演出遭到人们的冷落。除此之外，在创作领域一场反后现代主义的运动正在悄然兴起，其目的似乎是要拨乱反正，纠正道德相对论所造成的偏差。了解新世纪美国文艺创作中的这些新的特点有助于我们探讨目前文艺理论与创作之间的关系。

理论的“危机”与出路

2003年4月11日美国著名的左翼跨学科理论杂志《批评探索》在其创刊30年来首次在芝加哥大学召开了面对面的编委会会议，大多数编委会成员来自不同学术领域，具有不同的学术专长，有的从事哲学、历史、文学研究，有的则从事社会学、宗教、媒体和艺术研究。在编委会议召开之前该杂志的主编W.J.T.米切尔向编委会成员提出了这样的一些问题：理论的辉煌时期是否已成为过去；理论是否丧失了其革命的意义，正经历着向关注伦理、美学和关心自我的转向；在压倒一切的大众文化和商业娱乐大潮中文学和美学的命运如何；信息和生物技术革命是否在为政治、科学、艺术和宗教等领域的理论探索开辟了新的途径；以及知识传播的媒介和形式是否有新的变化等等。他希望编委们能结合自己研究领域，论述技术对知识传播的影响和批评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围绕批评和理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表见解。詹姆逊、米勒、费什等20名知名学者对此作了书面答复；该刊的7位编辑分别对编委们的看法进行了评述；米切尔对这次编委会会议的观点和见解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最终形成了这次研讨会论文的前言。最后这些论文都发表在2004年初《批评探索》杂志。尽管这些美国学者对当前理论现状的阐释各不相同，对未来走向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见解有助我们了解和把握西方批评理论的动态，以及对当前一些理论观点的认识。

用“危机”一词来形容西方文化和批评理论的现状似乎有些耸人听闻，但是理论的状况与20世纪80年代的繁荣时期相比的确有很大差异。现在理论不再是各大学术研讨会压倒一切的声音，也不再像往日那样是西方高校中学生争选的热门课程。在学术界抵制理论和反对理论的思潮日渐强劲。用哈里·哈鲁图尼安的话说，“毫无疑问我们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在这里理论和其分支文化研究正在受到围攻，而且在某些突出的地方正在全面溃败。”（41页）西方反理论的人士指责理论拒绝像真理这样的概念，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他们认为理论松懈了道德标准，影响了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直接体验，甚至指责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等。目前除一些关于全球化的理论外，人们还未看到有什么其他新的、具有重大影响的理论问世。《帝国》一书昙花一现的命运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理论当下窘境。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理论陷入了当前的困境，玛丽·普维认为理论的成就并没有像人们所宣称的那么大，而且其自身缺陷和不足还待于人们去深入地认识和研究。她指出：“学者们对各种各样的批评探索的成功所作的许多断言中夸大了新历史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学术女性主义和基于身份的批评等研究方法所取得的成就。更具体地说，我认为新历史主义没有真正解决对过去文本进行研究所遇到的问题，也没有十分清晰地把这些问题概念化。出于同样的原因，结构主义者通常夸大了他们所考察的各种事业之间的连续性，解构主义批评家往往过于轻易地从文本和其他以语言为基础的作品转移到行为和事件中，而在行为和事件中语言只是其中的一个成分而已。女性主义者和身份理论家也夸大了他们干预的重要性，其部分原因是他们简化了教学评论与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批评方法的实践者都宣称他们成果和方法的适用性，但他们似乎并不能充分证明他们的观点。”

哈鲁图尼安追溯和分析理论溃败的原因，阐明自己的看法说：“我的观点是早在理论所谓的实践被嫁接到文学研究专业的扩张上和在学院范围内建立新的帝国（早期的布尔迪厄及其美国的追随者所尊崇的制度）时，显而易见的理论退却就发生了，扩散到新的题材，进入新的区域研究，占领新的领域，入侵其他学科，偷梁换柱，换句话说成了帝国。通过扩张来驯服和调教理论的同样方式，它切断了其与政治和社会实践微弱而必要的联系，而这种政治和社会实践是超越限制的学术界的；通过使文化‘学术化’，它还切断了源自政治和社会界的象征意义……因此由于理论已经在文化研究中耗尽了自己，并在学院范围内起着阐释世界的专业效率的作用，所以也就除去了其改变世界的可能性。”（41—42页）换句话说理论的学术化和制度化使其脱离了政治和社会实际，削弱或丧失了理论改变世界的作用，用斯坦利·费什的话说是“挫伤，甚至扼杀了理论的政治锋芒”。（84页）弗朗索瓦兹·梅茨耶也指出：“不仅仅是学术团体通过专业化抵消了许多批评性的探索；那些本可能表现的激进的批评家往往也会由于屈从被认为是酷的东西而使自身变得衰弱。”（217页）特雷萨·德劳瑞蒂斯则认为：“60年代后期以来的运动理论都是基于参与权力争夺的社会实践而发展起来的，以表达被抑制的知识为特征，如妇女研究、非洲裔美国人问题研究、种族研究、后殖民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同性恋理论、批判种族理论等，以及后来根据拉克劳的观点提出的，斯图尔特·霍尔称为‘关联理论’的东西。这些理论是由一种希望所维系的，而这种希望在今天看来都绝望地陷入了新自由主义。”（36页）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从另一个角度，即理论自身的发展过程来阐释“理论的枯竭”状态，他说：“我在描述理论扩张的过程时拿战争、统治和帝国主义作比喻，因为理论当然也是一种典型的后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发展，因此显示出许多相同的动因（只不过是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价值观）。不管怎样，理论在传播期间所发生的事情——这一经典过程是人们非常熟悉的：首先人类学借用了语言学的基本原则，接着文学批评在一系列新的实践中发展了前者的含义，经过改造后又运用到心理分析和社会科学、法律和其他文化学科。我用大规模转化（保持语言学的模式）来概括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所发生事情的特征，即用一种语言，或更好些，用完全不同的语言中的一种来代替另一种语言。所谓的理论枯竭，概括地说，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学科领域的转化性挪用的完成。”（21—22页）

通讯技术迅猛发展所引起的媒体革命是影响当下政治、科学、艺术和宗教等领域理论探索和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另一重要因素。W.J.T.米切尔指出：“不同的是我们现在正处在媒体革命中，这场革命超越了电影、电视和大众媒体的范畴，超越了瓦尔特·本雅明的本土现代主义范畴，超越了我们惯于依赖的政治和文化的调解标准。希利斯·米勒认为：“多数美国公民的情感和思想越来越受到电视、电影、DVD、因特网、计算机游戏等较新媒体形式的控制，而不受高雅或通俗的图书所左右。……在新媒体取代文学的同时，传统的文学研究学科目前正处于混乱之中。英语系是否应该停止或变成文化研究系，或世界文学系，或者其他什么系？”（17页）米里亚姆·汉森在论及媒体美学时也指出：“七十年代后，我们碰到了全球范围的持久危机和新的挑战（例如美国国内外以技术为媒介的原教旨主义），这种挑战似乎使本雅明的想法变得不合时宜。至今，甚至在摄影、电影和广播等数字化之前的媒体正在边缘化或被改造时，他所描述的问题和他察觉的二律矛盾并没有解决。技术创新和流通的空前速度使意识比任何时候都不能适应技术发展的状态及其对人的躯体、情感和思想的摧毁和奴役的力量。与此同时，录像和数字化媒体等新的媒体形式为想象的实践提供了更大的形式和物质的武库，开辟了新的公开化的模式，这种模式已经采取了不同的、有潜在选择的运用技术的方法。”（67页）

尽管理论目前面临着各方面的攻击和挑战，丧失了其在70年代辉煌时期在学术界那种显赫的地位和影响，但是与会的理论家们并不相信“理论死亡”的说法。米切尔说：“我敢肯定人类不会停止理论思考，我不相信最终的答案。”他尖锐地指出：“那些认为理论并不重要的人应该注意到，目前伊拉克进行的战争就是政治理论长期影响的结果。这些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布什政府中那几个关键知识分子（芝加哥大学等培养出来的）。”（9页）弗朗索瓦兹·梅茨耶明确表示：“我不相信理论的‘死亡’，就像我不相信新批评扼杀了历史，或新历史主义者在它们即将断气之前使历史复活一样。”（216页）詹姆逊认为：“理论的活力一贯是追求新的东西，如果不是一种对进步的信念，至少也是一种信心，即认为总会有某种新的东西来替换已经被理论经典吸收或归化的、比较陈旧的、具体的或署名的各种各样的理论。”（22页）

关于如何从理论目前的困境中走出来，与会学者都认为要进行理论创新，用更好的思想来批驳反理论的观点，揭示其错误的假定，认识当今世界复杂的现实。但是对如何做到这一点学者之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哈鲁图尼安提出要恢复理论的真正使命，超越体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对学院之外的世界讲话，再次把文化和政治结合起来，努力塑造现实的恰当本体论。米勒认为在当前右翼势力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批评家不能无视现实问题，继续心安理得地讲授文学课程，而应发挥自己的所长，用批评的武器干预政治。理查德·尼厄指出：“今天理论面临的挑战就是逃出这些死胡同，同时保留强烈的激进主义思想。”（208页）玛丽·普维认为：“虽然在过去20年里以语言为基础的理论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使人们深刻地认识了再现的本质，但是现在我们需要超越再现的理论来思考社会过程，包括在把个体与更大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联系起来的过程中个别机构所扮演的角色。”（48页）詹姆逊提出研究文化生产过程，而不是个别作品，即从个别的文本分析转移到生产方式的分析。他认为“只有把后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系统和一种生产方式来研究，我们才能理解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27页）另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詹姆斯·钱德勒和斯坦利·费什。钱德勒认为批评家不应为当前的形势所左右，不要追赶时髦，要深入研究自己的学科或某些其他学科，只有把自己的学科研究透了，才能对其他领域产生影响。费什不同意哈鲁图尼安的观点，他认为：“我们改变世界的可能性取决于坚守在学科范畴内的那些人的短视状况。我们至少能提供某种形式，那些把改变世界作为主要任务的人可以采用和修改这些形式。当我们坚守在学术范畴内，创造出无限的研究内容，当这些研究有可能被某个人所采用，而他所从事的事业距我们有万里之遥，只有到这个时候‘针对学术界之外的人讲话的话语’才能出现。”（88页）

文艺创作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2003年4月美国国务院的电子期刊《美国社会与价值观》发表了一期题为《美国艺术——新的发展趋势》的专刊。该刊邀请舞蹈、音乐、戏剧、电影、文学和视觉艺术领域的专家分别就这些领域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撰写文章，同时刊登了该刊记者就近年来美国文艺取得的成就、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走向采访文艺界一些专家学者的访谈录。这些文章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我们可以从中较全面地了解当前美国文艺创作的特点和倾向。

毫无疑问，美国文学和艺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当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世界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有一大批文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好莱坞电影遍及世界各地，现代舞、爵士乐，以及其他先锋派艺术也为人类艺术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从20世纪末到现在美国文艺界又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在文学创作上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登上历史舞台，尽管有因特网、DVD、电子游戏等其他先进的电子娱乐消闲形式的挑战，他们仍然表现不俗。乔纳森·弗兰岑的小说《改过自新》、戴维·福斯特·华莱士的《无限诙谐》和爱丽丝·西博尔德的《骨肉情长》不仅有较好的销售量，而且在艺术手法上也有新的突破。除此之外，哈金、菲利普斯等一批少数民族裔的作家也异常活跃，他们把国际的视角带到了他们的文学创作中，丰富美国文学的内涵。在当代戏剧创作方面，美国作家仍保持着探索社会问题的传统，出现了不少触及现实的作品。2003年上演的新剧《人物复杂的集会》表现了“9·11”后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士对地缘政治学观点的看法；《接上手臂的米洛斯的维纳斯》用美国人的视角表现了地雷造成的全球恐怖；《黄油的制作》揭露了白人自由党的种族主义。当代美国电影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倾向，一个是年轻导演热衷于创作重复六七十年代非传统的，以人物为主的影片，如《性、谎言和录像带》、《冰雪暴》和《洛城机密》等；另一个是“渴望回到史诗般的主题和美国早期古老的讲故事风格，重新点燃《飘》和《卡萨布兰卡》的道德信心”（280页），如《泰坦尼克号》和《拯救大兵瑞恩》。好莱坞的成功在于它的不断创新，和把严肃的艺术创作与吸引观众的强烈愿望有机地结合，既新颖刺激又震撼人心。在舞蹈领域里刚刚开始的21世纪正目睹着舞蹈意义的回归，“回归到重要的主题，回归到戏剧性和音乐性、回归到更新的技巧和艺术鉴赏力”。（239页）奥克塔维罗·罗察认为这将是美国舞蹈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230页）音乐是当前美国最为活跃的一个艺术领域，在其创作和演奏中大量运用了高科技，与此同时数字化技术也给美国的音乐制作和发行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影响。尽管如此，美国仍在投巨资建造音乐厅，可见人们对高雅音乐的喜爱。另一方面摇滚乐和流行音乐都有许多创新和突破，说唱乐和嘻哈乐在当代的乐坛上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因此美国音乐变化多端，很少有什么人或什么音乐能长期独霸美国乐坛。古典音乐像流行音乐一样也正在经历着显著的变化，曾被音乐界奉为神圣的无调和抽象音乐，现在正在让位给主旋律音乐。在视觉艺术方面艺术家创作手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丰富，从传统方式到数字技术应有尽有，他们通过自己丰富的想象力来丰富艺术的内涵，质疑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挑战我们对自己与世界关系的认识。目前美国的艺术家一方面积极开拓虚拟领域，探索其不同的叙事和表达方式，另一方面深入地挖掘传统的表现形式，对其进行再创造以表达新的感受。

从文艺界专家学者的评论来看，总体上说，当代美国文艺的发展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下呈现出三个明显的趋势。第一个趋势是艺术家正在跨越界限，通过杂交的方式进行创作。他们不愿意受简单化的“艺术”定义所束缚，尝试用各种可利用的手法创新，例如现代舞动作设计马克·莫里斯不断向现有的分类进行挑战，创作了一些以舞蹈为主的歌剧风格作品；视觉艺术家马修·巴尼制作了如同好莱坞大片一样的史诗性电影；美国展览馆的展出和摇滚音乐会大胆地采用戏剧因素等等。第二个趋势是融合不同的艺术传统。例如在美国音乐中出现了一个叫作“世界音乐”的强大运动，这个运动尝试把东、西方的传统和谐地融为一体，把传统的表演形式与现代技术结合起来，其目的是争取更多的观众。第三个趋势是艺术的国际化，通过艺术家跨国界交流来丰富当代艺术的形式与内涵。

本书的编选得到了《批评探索》杂志的主编W.J.T.米切尔、詹姆逊和米勒等教授的大力支持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汪民安博士的热情指导。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翻译中的不足之处，敬请专家学者不吝指正。

2004年秋于上海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