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于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压力，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中国政府向外界做出了人民币汇率不贬值的承诺，并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启动国内需求。2001年之后，随着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逐步显现，中国经济出现了恢复性上升势头。与此同时，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美国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遭到恐怖袭击即“9•11”事件，2001年美国新经济泡沫破裂和中国成功申办奥运会，把中国经济送入了新一轮增长周期，标志着中国经济进入了全方位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另一方面，由于美国“9•11”事件和新经济泡沫的破裂，投资风险的加大，国际资本需要寻找新的投资场所，中国成为国际资本的首选目标。在内外各种利好因素的推动下，我国经济步入新一轮高增长轨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经历了“非典”事件的冲击，2003年中国经济仍然出现了10％的高增长。然而，在高增长的同时，国际收支失衡、消费投资比例失调、投资过热、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环境污染、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收入差别扩大等问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带来了严峻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如何面对机遇、迎接挑战是经济学界必须回答的问题，为此，笔者于2004年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交了关于《当前中国经济上升期经济增长可持续性、运行风险与宏观调控研究》的课题申请并获得批准，并于当年年底开始按计划着手研究。本书围绕两个方面展开：经济长期增长、宏观经济运行风险和宏观调控政策。长期经济增长是决定国民福利水平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其理论研究主要是从长期、供给的角度考察一国或者一地区潜在产出和潜在经济增长率及其决定因素。经济不平衡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在短期内，需求因素、体制因素、政策因素都对产出产生影响，导致实际产出高于或者低于潜在产出水平，从而出现经济波动和不平衡现象，因此，研究宏观经济的运行风险和相关的调控政策自然是本课题的主要任务。 一、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一般而言，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包括资本、劳动力、技术、管理，但对于像中国这样的采取渐进式改革战略的转型期的经济体制而言，体制改革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另外，根据新增长理论，具有外部性、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等特点的公共基础设施，不仅对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有外部效应，而且对经济增长有潜在的长期影响。因此，我们认为，考察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等同于考察中国经济的潜在产出以及潜在产出的决定因素，看这些决定因素对增长是否具有持久的影响。为此，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因素：（1）制度因素：中国经济增长路径、模式与大国效应；（2）人口因素：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3）技术与资源因素：资源约束、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4）改革与管理因素：渐进改革与私营部门发展；（5）国际借鉴：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中俄比较；（6）公共投资：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路径、大国效应与模式转变”部分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内在逻辑和机理，阐明了从乡镇企业大发展到制造业逐步具备全球竞争优势的技术进步路径，指出了政府干预在低成本竞争和外向型扩张发展战略中的作用，提出了增长路径转变过程中的政策选择思路。我们认为，随着中国从一个封闭的“小国”逐步成长为“开放”的大国，为保持宏观政策的自主性，需要政府主动改变干预模式，积极参与国际协调，避免外部的“强制调整”。“渐进式改革与私营部门发展”与“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中俄比较”两部分对中国私营部门发展进行了考察，我们认为，改革内生于一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环境，没有固定和最优模式。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体制转型还远远没有结束，体制改革仍然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对中俄两国渐进式改革和大爆炸式改革实践的比较研究说明，从中、短期而言，渐进式改革比较好地处理了企业发展规模与企业家能力的匹配问题，因而优于大爆炸式改革，是成功的。但是，渐进式改革的成功还局限在宏观经济指标层面，没有解决好垄断问题、行政效率问题，以及发展成果的共同分享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收入不公、地区差别。渐进式改革使一部分人富裕成了现实，而共同富裕仍然是一种愿望和理想。渐进式改革还会遇到官僚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使权力成为少数人的牟利工具。从长期看，大爆炸式改革彻底解决了渐进式改革至今没有解决好的困扰经济发展的产权明晰问题，这也是渐进式改革绕不过的槛，因此，随着改革进程的发展，大爆炸式改革可能表现出更高的效率。从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来看，人口和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力。“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部分用一个含中青年人对幼年人抚养和对老年人赡养的世代交叠模型分析人口变动对储蓄率的影响。通过对人口红利问题的一般均衡分析，结果表明，在未来一二十年内人口红利因素是存在的，但是对其作用不能估计过高。中国人口规模大、人均资源拥有量低，因此，资源是经济增长持续性的重要“瓶颈”。但是，随着开放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资源配置的范围从国内走向全球，资源“瓶颈”的制约比以前大为下降，但是，资源“瓶颈”的减弱并不能改变在全球范围内资源有限的状况，因此，高耗能、高污染的发展模式不具有持续性，建设节约型社会仍然是必要的。对“资源约束、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表明，在资源消耗不断加速的条件下，维持高增长必须依靠技术进步，通过技术创新来克服资源“瓶颈”。因此，经济政策与发展战略应该引导资金、技术、人才向高附加值、低能耗的技术研发和第三产业转移。公共基础设施被证明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部分认为，发展基础设施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人口规模和集中度相联系。基础设施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影响也不一样。基础设施对消费有重要影响。例如，在中部和西部，电力基础设施对农村消费有积极影响，在东部和东北部，低等级公路对农村消费有重要影响。 二、经济运行环境的变化及其宏观经济含义 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基础之上的，而每一位研究者都是根据记忆中现有的理论框架去分析现实问题。由于根据的理论不同，得到的结论和政策建议大相径庭，这也使决策者无所适从。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要么是采用的理论假设与现实经济相去甚远，要么是分析方法有缺陷，以局部分析代替一般均衡分析、缺乏动态分析，对已经并正在变化的中国经济特点视而不见，当然，也有不同研究者之间研究水平差异的问题。根据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形势的有关研究，我们深深感到总结和把握中国经济特点的重要性。笔者认为，只有把握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变化特点，才能够实现理论创新并提出中肯的政策建议。在我们的研究中，注意把握以下特点：（1）中国实现了从小国经济向大国经济的转变。（2）中国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3）中国实现了从国有经济为主体到民营经济为主体的转变。（4）中国实现了从集中决策的单一计划经济向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三个高增长阶段，分别发生在1982—1988年、1992—1996年、2001年之后。就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变化特点而论，前两个高增长阶段的特征是高增长、高通胀。后一个高增长阶段的特征是高增长、低通胀。不同高增长阶段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前两次高增长阶段，中国经济的规模还不够大，开放的程度还有限，中国还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能源还能自给自足。换句话说，无论是从经济规模还是从贸易规模而言，中国经济还只能算是一个小国经济。一个小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尤其是对美国、日本和欧盟这些大经济体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不管汇率政策、贸易顺差、资本流动如何变化，都不会招致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太多的注意。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9•11”之后，经过持续的高增长，中国经济以其巨大的规模和高速增长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1月25日发布的公告，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8.2321万亿元人民币，合2.262万亿美元，已超过英国（2.03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中国还成为世界头号外汇储备大国，第三大贸易国和第一大外国直接投资对象国。钢铁、煤炭、水泥、化肥、棉布和大部分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位。能源消耗、发电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和德国2009年1月14日分别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统计显示，换算成美元后2007年中国的GDP超越德国跃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因此，其他国家已经不能再视中国经济为小国经济了。这些转变有着深刻的宏观经济内涵。比如，“从小国经济向大国经济的转变”意味着开放的小国静态模型已经很难解释中国的现象，因此，中国经济运行研究需要大国宏观模型的支撑，创建大国开放模型成为我们的主要研究方向。从小国经济向大国经济的转变还意味着，在国际商品市场上，中国因素越来越重要，中国在国际商品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变化提高了国际市场价格变化的敏感程度。从小国经济向大国经济的转变还意味着，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范围从国内逐渐扩展至国际，中外货币、财政、汇率政策互为内生变量。“从封闭、半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意味着可贸易商品和资源定价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实现了定价的国际化，使得中国的通货膨胀发生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尽管流动性过剩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严重，但过去那种价格暴涨暴跌、恶性通货膨胀的局面不大可能发生，通货膨胀主要表现在不可贸易品和资源类商品的价格上。这就对传统的通货膨胀指标——消费品物价指数的有效性、合理性提出了挑战。据此，我们认为，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该使用更全面的指标GDP缩减指数，近年来，该指标的增长率远远超过消费物价指数的增长率。“从国有经济为主体到民营经济为主体的转变”也有宏观经济含义。在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情况下，企业执行的是行政领导的意图，利润和成本在决策中的地位低，甚至被忽略，因此，出现了国民经济高增长、低效率，利率对投资不敏感，宏观调控的数量调控优于价格调控等现象。然而，“从国有经济为主体到民营经济为主体的转变”说明企业决策模式发生了变化，利润和资金成本成为企业投资决策的主要考虑，这时候仍然坚持投资对利率不敏感的观点就会误导货币政策，使宏观经济运行偏离均衡轨迹。“单一计划经济向分散市场经济的转变”的宏观经济含义在于，计划经济是全国一盘棋，一个国家相当于一个企业，而国有企业实际上仅仅是这个企业的一个生产单位，生产多少、如何生产都由中央计划决定，一旦决策失误，整个国家都要遭殃，宏观经济以大起大落为特征。在分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从宏观的角度，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大为下降并得到了分散。“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回避风险机理在此也是适用的，可以部分地解释“经济增长的高位平滑”现象。 三、宏观经济面临的挑战及其对策研究 经济波动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我们对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研究，力图在已有的分析框架里加入中国特殊因素。判断宏观经济所处的状态，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认识经济波动规律，另一方面是从供给和需求两个侧面，从均衡的视角去认识和把握宏观经济运行是否偏离和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经济增长潜在水平和政府宏观管理的预定目标（假设这样的预定目标是有关部门基于对长期经济增长潜在水平的把握制定的话）。判断经济的冷热，投资、消费、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等指标都很重要，但是，在二元经济体制之下，我国没有城乡口径统一的就业指标，因此，最重要的指标就是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和投资、利率等宏观经济的核心指标。导致经济波动的因素既有经济方面的，也有自然、心理和政治体制方面的。不同的因素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在国内外已有大量的研究。与经济因素相关的周期理论有农业周期理论、货币周期理论、凯恩斯主义周期理论、新古典周期理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等；与自然、心理因素相关的理论有太阳黑子周期理论、心理周期理论等；与政治体制相关的理论，政治经济周期是从政治的角度考察和体制层面探讨经济的变化规律。无论从历史的角度和国内外现实的角度考察政治经济周期并非是什么新生事物。从政治的角度阐述经济周期规律的应该归功于马克思，他在发表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论述了资本主义命运的长期趋势和短期表现形式。马克思写道：“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278页。要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同上书，第278页。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强化，接连不断的生产过剩危机将导致无产阶级的反抗，并最终推翻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体系由于其内部困难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其短期表现形式就是愈演愈烈的经济波动。1939年熊彼特在对经济周期的研究中也认识到了政治因素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卡莱斯基于1943年提出了比较详细的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如果将中国经济划分为改革前、改革后两个阶段，很明显，改革后的平均经济增长率高于改革前的经济增长率。从经济波动的特点看，自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算起，中国经济大体经历了10个周期，周期的平均长度是5年，周期波幅呈逐步递减趋势，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出现了“适度高位的平滑化”，从表面上看，1991—2001年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似乎一反常态，出现了突变，经济周期被突然间拉长了，但其隐含的深层原因，目前缺乏深入探讨。在笔者看来，以下几点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了解中国经济周期的新特点。第一，自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从试点开放向全方位开放过渡，使得过去那种由经济大起产生的国内产能过剩的现象不再以压缩供给和经济衰退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出口增加、贸易顺差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封闭条件下，过剩必须以生产向下调整的强制方式使供给降下来，从而造成经济的剧烈波动。但是，开放经济为生产过剩提供了消化过剩的出口。这样，一方面，开放使中国经济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提高了潜在经济产出；另一方面，生产过剩通过外部需求消化，避免了经济的大落，从而减缓了经济波动。这是导致经济周期高位平滑化的开放因素。第二，全方位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私营经济的发展，避免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单纯以数量控制手段为主，加强了价格调节的作用，使得生产部门比过去更能适应市场的变化。众所周知，在我国，经济增长率的高低直接与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相联系，GDP通常是影响地方政府官员升迁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获得提升，许多政府官员会通过操纵其管辖的企业来实现个人目标。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不惜对经济数据进行造假，夸大经济数据。有一个说法很有名，叫做“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数字越大官越大”。某些政府官员运用手中的权力迫使企业偏离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使生产高于市场均衡水平，这是滥用公共权力为自己去寻求“获得提升”的腐败行为。企业偏离利润最大化目标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例如，盲目扩大市场份额，市场不完全，企业经理过于重视个人利益和职工福利。企业不一定是利润最大化者的观点与演化经济学的观点一致。演化经济学认为，企业是利润追逐者，而不是利润最大化者。可以证明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经济波动程度呈下降趋势。第三，由于在传统中央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不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经济实体，它更像一个车间，生产什么、如何生产、怎样生产完全由中央计划经济决定。然而，因受计算能力和信息不完全的限制，中央计划经济无法准确地预测社会总需求和需求结构，加上官员个人主观意愿的盲目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计划目标经常超越现实生产能力和资源约束，造成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巨大偏差，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改革开放之后，尤其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中央计划经济逐渐由分散的市场经济所代替，企业越来越具有独立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力逐渐强化。与计划经济相比，分散经济显然更具有稳定性和抗风险性。第四，技术进步使农业季节波动幅度下降。传统农业生产靠天吃饭，有明显的季节周期。但是，随着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农作物生产的季节波动被部分地克服。例如，现在发展起来的大棚蔬菜、大棚水果，表现为明显的反季节特征，使过去的蔬菜、水果淡季不淡，农业生产周期波动幅度下降。第五，个人实现人生价值的手段多种多样，有利于政治稳定，从而有利于经济稳定。改革开放以前，社会强调政治挂帅，官本位意识浓厚，实现人生价值的手段单一，似乎只有通过行政升迁才能体现人生价值。改革开放之后，尽管官本位的思想依然有广泛的社会土壤，但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手段毕竟日益多元化了。除了做官外，经商可以实现人生价值，当教师可以实现人生价值，当演员、当歌星、当老板都可以实现人生价值，总之，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人生价值的实现多元化之后，政治斗争的热情就随着降低，这显然有利于社会稳定。而许多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政治的稳定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具体表现。20世纪90年代经济周期的异常表现与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关。一个是开放冲击。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进入了全面改革开放的新阶段，一方面导致了外资大量流入，另一方面导致了房地产过热，使原本可能在1996年前后出现的经济周期低谷被抹平了。第二个历史事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按照以往的惯性，1997年应该是经济周期转折点，在政府主导投资的条件下，经济应该强劲反弹。但是，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遭受了强烈的外部冲击，出口下降，汇率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中央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出口退税政策，承诺经济增长率确保8％。但是，1998年政府承诺的目标并没有实现，经济增长率只实现了7.8％，可见外部冲击的力度之大。这种外部冲击使原本应该处在恢复性增长的中国经济陷入低谷。由于以上体制改革和外部冲击两大原因，使中国经济固有的周期规律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有了对经济增长趋势的判断和对经济特点变化的认识，我们对宏观运行中出现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理解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关于宏观运行风险，我们有选择、有重点地研究了以下问题：（1）商品市场：双重失衡与高位增长；（2）货币市场：流动性过剩的认识误区与政策选择；（3）汇率问题：大国模型与汇率体制选择；（4）房地产投资：外资、外汇与房地产；（5）就业：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就业状况分析。就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经济失衡与流动性过剩”部分提出了“双重失衡与高位增长”的判断。所谓双重失衡，是指对内经济失衡和对外经济失衡。判断经济是否失衡的指标包括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类指标。2001年之后是改革开放以来仅次于“八五”时期（增长率为36.9％）的第二个高投资增长阶段。2003—2006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分别高达27.7％、26.6％、25.7％和24％，经济增长率达到10％、10.1％、9.9％和10.7％，既明显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又高于中央政府的7％—8％的政策目标。2000—2005年最终消费率从61.1％下降到52.1％，资本形成率从36.4％上升到43.4％。外部均衡的条件要求经常项目差额与资本和金融项目差额保持均衡，即经常项目的差额应该被资本和金融项目差额抵消。但是，自1990年以来，经常项目除了1993年一直处于顺差状态，资本项目除了1998年也一直处于顺差状态。近几年来，中国对外贸易额以30％的速度持续递增，成为全球吸引FDI最多的国家之一。持续的双顺差使得外汇储备急剧增加，这种失衡的经济结构不仅给人民币带来了升值压力，也给央行货币政策运用带来了困难。然而，政界和学术界对经济形势判断存在很大的分歧，如果不对这些分歧加以澄清，可能给高层决策带来很大危害。从近年来出台的政策来看，给人的感觉是有点瞻前顾后，没有对症下药，调控结果与政策目标差距较大。例如，连续三年出台的旨在调控房地产、稳定房价的政策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房价越调越高、老百姓越来越不满意；投资过热、节能减排的任务也没有完成； 2007年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的政策目标在上半年已经被突破，下半年的形势更加严峻。双重经济失衡的局面与对宏观经济形势和经济与政策关系存在认识误区有很大关系。我们在考察了学术界的观点之后，发现对流动性过剩和货币政策存在五大认识误区，可能导致决策者犹豫不决，恶化宏观经济的失衡状态。这些误区包括：（1）提高利率会导致外资进入套利，所以不应该提高利率；（2）提高利率会增加储蓄、抑制消费，从而加剧流动性过剩，所以不应该提高利率；（3）投资对利率不敏感，所以不应该提高利率；（4）消费物价指数低于3％，没有通货膨胀压力，所以不必提高利率；（5）加息增加购房者负担，使低收入者更买不起房，所以不应该加息。对这些认识误区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逐一进行了澄清，提出了解决流动性过剩、投资热、房地产热等问题的政策组合。其中包括：（1）利率、法定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联动；（2）取消利息税，开征物业税；（3）调节外部失衡要善用汇率政策，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范围，放松对资本流出的管制，促进人民币的自由兑换；（4）打破每次提高0.27个百分点的货币政策模式，根据情况适当扩大利率调整的幅度，可考虑每次提高利率0.36或0.5个百分点等。在汇率问题上，我们在“大国模型和汇率体制选择”部分建立了一个大国模型，刻画了大国货币政策相互作用的机理，指出大国货币政策的非独立性和大国协调的必要性。以此为基础，在“人民币汇率重估、实证分析与政策含义”部分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证明：（1）2001—2005年人民币汇率处于低估状态；（2）作为开放大国，有必要采用浮动汇率制度；（3）适度调整汇率不会改变贸易顺差态势。此后的中国货币汇率变化趋势表明，这些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说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和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给了外资套利的想象空间，则人民币存款的低利率政策则成就了外资进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投机行为。“外资、汇率与房地产”与国内资产价格联系起来，其实证分析表明，汇率升值一个百分点可以导致房地产价格上升数个百分点，因此，由升值产生的泡沫极大地损害了本国消费者的利益，造成了两极分化。因此，我国政府迫切需要反思目前的房地产开发模式，对外资进入房地产领域加以严格的限制。在房地产消费领域，重视物业税对住房投资和投机需求的调节作用。“就业与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部分认为，立足于比较优势的中国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无论是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还是“以就业增长为重要目标的新兴主导产业”，其出口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没有呈现出显著的一致性。以促进就业为目标的比较优势策略持续到今天，其拒绝劳动力增加的趋势开始显现，中国就业问题的应对策略值得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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