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现状与发展研究丛书》是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所属“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中心”的首批课题研究成果。它是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专业的教学与科研人员为主，联合全国9省区15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相关专家，在部分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参与下，经过深入实地反复调研基础上完成的。

“985工程”是世纪之交我国为创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全面提升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而遴选部分高校率先实施的一项系统工程。中央民族大学以其民族学科的独特性和在全国所处的领先地位而有幸入围，从而为民族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与创新，为中央民族大学向世界先进水平迈进提供了机遇，创造了条件。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在计划实施的诸多重大学科发展战略研究领域中，以民族学专业为平台建立的“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中心”，把首批科研内容选定在了运用民族学学科理论与专长，重点研究当今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现状和发展的现实问题上。为了能从更广阔的视野研究民族发展，借鉴更多经验，我们也把视角延伸到了国外。选择民族发展这一现实问题为研究主题，其主要目标有二：一、继承；二、创新。

所谓继承，是指继承中国民族学固有的关注国内少数民族社会、关注和研究现实问题及重视实地调查的学科传统。中国民族学在长达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虽然也研究国内汉族群体，乃至世界各民族，但中国少数民族却始终是其关注和研究的重心。20世纪30—40年代，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1934年）、费孝通《花篮瑶社会组织》（1936年）、芮逸夫、凌纯声《湘西苗族调查报告》（1939年）、林耀华《凉山彝家》（1944年）等一批国内外颇具影响的民族学著作的问世，可视为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民族学家重视少数民族研究、重视现实问题研究和重视实地调查的典范成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推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它为民族学以自己的学科理论和专长为国家的这一崇高政策目标服务创造了极佳条件。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实现各民族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弄清我国究竟有哪些民族是先决条件，民族学工作者与相关人员一起责无旁贷地投入了这一全新而又充满挑战的全国民族识别调查研究工作。经过数年的努力，基本上厘清了我国的民族名称与数目，为我国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少数民族实现当家做主的权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与此同时，为了全面、稳妥地推动社会改革，1956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中国民族学界与相关的兄弟学科人员一起又奔赴民族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短短两三年内便搜集、整理了近两三千万字的资料和调研报告，成为20世纪50年代社会改革前各民族社会形态极其珍贵的历史记录，也为各民族社会改革提供了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参考文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一个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代。面对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生态复杂、文化多样的国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现代化课题和发展进程必然不尽一致；我国少数民族大都分布在西部地区、边疆地区，与内地特别是东部汉族地区相比，这里地处偏僻，生态脆弱，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农村贫困面大。对于现代化、小康社会，人们的期望值很高，而实现它的难度却很大。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如何因地制宜，因民族制宜，发扬优势，扬长避短，加快小康和现代化进程，这对以民族社会研究为己任的民族学学科来说，是时代赋予的新使命、新挑战。事实是，我国民族学界敏锐、及时地抓住了这一机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从以费孝通、林耀华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到他们的数代学生及同辈学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多规模的持续性的少数民族社会调查，同时，也有对国外相关民族的访问考察，搜集了大量新资料，撰写了一系列调研报告与著述，为少数民族繁荣、进步、奔小康献计献策。而这方面，民族学（亦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大师费孝通先生为学界树立了榜样。改革开放初期，已届古稀之年的费老备受时代精神的鼓舞，以极大的热情和学术使命感，重新投入到推动学科发展与学术创新的实践活动中。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间，他先后奔赴除新疆、西藏之外的几乎全国所有民族地区做社会调查，与农村、牧区、贫困地区的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密切接触，了解他们的生活，倾听他们的心声，力求运用学科的理念与智慧，帮助人们寻求科学的、因地制宜的脱贫致富奔小康之路。今天大师已经仙逝，但他的民族学、人类学“必须为人民服务”的倡导和他所坚持的民族学重在应用的传统，正在得到后辈的继承和发扬。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建设项目“民族发展研究”，正是对民族学学科优良传统的新实践、新继承。

创新，是“民族现状与发展研究”希望达到的又一目标。世纪之交，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出，主要聚居于西部地区的我国广大少数民族，又面临着发展的新形势、新机遇与新挑战。作为以重视应用研究为特征的、与时俱进的民族学，也必须要有新视角、新思维和新理念。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为新时期民族学在民族问题和民族发展研究上的理论创新打开了思路，指明了方向。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党的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具体而言，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协调，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简言之，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对我国广大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而言，科学发展观无疑是指导其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科学理论，它也是民族学研究民族问题和民族社会的目标所在。“985工程”所属的课题——“民族现状与发展研究”正是在科学发展观理论指导下，对部分少数民族发展问题所作的一次局部、微观的典型调研，其中也包括对邻国某些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状况与经验的调研。通览国家发展大局，分析民族与地区特点，探寻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突破口，是本项系列研究的主要目标。创新绝非易事，但这确是学人团结协作作出的一次认真的努力。缺点在所难免，希冀得到社会检验和各方的指正。

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中心 白振声

2010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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