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建社三十周年，《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1月创刊）迎来创刊三十周年、《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7月1日创刊）创刊一周年的特殊日子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诸同仁精选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汇集成这套《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学者文库》出版了。这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科研人员呈现给自己单位的一份深情厚礼。

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始终坚持“编研结合”的方针，要求编辑人员结合自己的编辑工作，认真研究理论和学术问题，既要密切跟踪国内外学术前沿，又要准确把握本学科的学术历史；既要关注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又要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努力形成自己的研究理念、研究风格和独到见解。正是浓厚的学术氛围、严谨的学术风气、深厚的学术积淀，使杂志社不同于一般的编辑机构，它拥有一支具有较深理论造诣和学术积累的科研队伍，推出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的学术报刊，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学术水平，在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洪流中，占有醒目而且重要的位置。

最近几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的关心和领导下，进一步加强了对理论学术前沿的研究和引领，率先在全国期刊界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编辑室，建立了理论前沿研究中心，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份全国性哲学社会科学专业报纸《中国社会科学报》，完善采、编、发流程管理，大力实施“开门办刊”和“开门办报”方针，更加强调“编研一体化”，努力培养和造就一大批专家型编辑、记者，努力为推动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学术话语体系作出更大贡献。这套学术文库，可以说是对杂志社编研结合办社方针成果的一次检阅。

尽管这部学术文库所收论著，既有离退休老同志的论文辑录，也有在职同志的自选集，还有青年同志的学术专论，但毕竟只是部分同仁的科研成果，未必代表杂志社工作人员的最高学术水平。当然，从其所涉领域、研究理路、学术风格中，人们能或多或少地体会到杂志社独特的学术视野和科研特色。

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一项充满挑战、异常艰辛的工作。在这里，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坚强的意志，没有经受挫折、百折不回的精神，是不可能做出任何重要成绩的。好在中国学术，具有源远流长的优秀学术传统，无论是从事编辑工作，还是从事科研工作，只要认真反思、体会、继承这些优秀传统，就能够获得一些重要的教益。

一是求是的传统，也就是追求真理、探索规律的传统。真正的学问家，从来都将认识人类之命运作为自己全部学术活动的出发点，力图通过对社会关系、社会形态的反思，通过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反思，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结论，即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事实上，高层次的学术活动，不但是严谨的，而且是思辨性的，充满了理性的睿智。

二是求真的传统。学术研究，就其直接目的而言，就是揭示和研究人类活动的各种形态。这决定了它必须将具体的事实作为自己学术立论的重要基础。明儒王阳明曾提出“五经亦史”的重要论断，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其言未必准确，但反映了中国学术注重事实、不空言义理的重要传统。学术的科学性，首先取决于研究者是不是在依靠事实说话。事实的论证，要永远重于空洞的说教。

三是经世的传统。这就是主张学术研究要服务国家，服务民族，做到文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经世不但是研究目的，而且是一种道德，一种精神，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学问回报社会的高尚情操和庄严责任感。在中国传统社会，学术从来都以经世为其基本目的。章学诚在《浙东学术》一文中，明确阐述了自己以史经世的学术主张：“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这就是说，注意人伦日用，关注时代需要，是章学诚治史的重要特征，也是其以史经世的基本内容。正是经世的传统使史学在中国历代社会与政治变革中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

环顾当今学林，中学与西学互动，传统与现代并存。然而，我们民族悠久、深远的优秀学术传统，仍是我们前进的基础和出发点，是不可或缺的智慧宝库。学术研究如果不以求是为目的，如果不关注、不探索社会演变的规律，以烦琐考证取代理论思维，以堆砌资料为博，以叠床架屋为精，拾芝麻以为玑珠，袭陈言而自诩多闻，以偏赅全，见小遗大，学术就注定要丧失自己应有的精神境界，在由无数具体事实堆积而成的汪洋大海中迷失方向。一旦如此，其着力逾多，其离科学精神所追求的境界愈远。但另一方面，如果缺乏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缺乏对规范的必要尊重，脱离实际，游谈无根，空言“义理”，或以一偏之见为理，或以望文生义为理，或以自逞胸臆、杜撰“体系”为理，或以拾洋人、权威牙慧为理，学术也会丧失自己的精神境界，堕落为“玄学”。就学术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如果缺乏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将学术研究与服务现实简单对立，学术将不但会丧失发展的余地，而且也会逐渐丧失生存的空间。反之，如果将经世致用简单化、庸俗化，用应时之作取代理性而严谨的科学探索，学术就会堕落为“俗学”，也谈不上起码的尊严。

当代中国正面临着极其宝贵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当代中国学术也是如此。如何立基，何去何从，是每一个治学者都不能不面对的重大问题，岂可不深思而慎择之。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学者文库》付梓之际，僚草数言，权充书序。

高翔

2010年4月于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