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界多数人认为修辞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是一门具有多边性的边缘学科。陈望道在《在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的讲话》中指出：“修辞学介于语言、文学之间，它与许多学科关系密切，它是一门边缘学科。正如生物物理、生物化学、数学物理等边缘学科一样，研究时要先学生物，再学物理或化学、数学；研究修辞也要具备多门学科知识。”胡裕树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在《学习〈修辞学发凡〉，为促进修辞学的繁荣贡献力量》中指出：“修辞学是研究语言的调整和运用的。它虽然隶属于语言学，但实际上是一门边缘学科。它与哲学、逻辑学、文艺批评、美学、文章学（辞章学）、心理学和语言学中的语音学、语法学、词汇学、文字训诂等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他在评介拙著《修辞艺术探新》时还指出：“然而，怎样凭借、综合运用邻近学科的理论以促进修辞学研究的不断深化，这还是个有待探讨的课题。”我的这篇文章，正是进行这种探索的一个尝试，一个从修辞学的边缘学科的实际应用的分析到如何给修辞学是边缘学科作出界定的尝试。而进行这种尝试，最好有一个较好的平台。最近读到邹立志的新著《异质与有序：基于语用的汉语实证研究》，发现此书成功地应用多种边缘学科来对修辞现象和语言现象进行观察和论析。而这一方面，正是此书值得肯定、值得评论的重要特点之一，也正是我进行这种尝试的一个很好的平台。

邹立志女士在语言学界从年龄上说是晚辈，在应用新理论、新方法进行研究并取得可喜的成绩上说则是先进，该著作就体现了这种先进性。

我一贯认为，应用新理论、新方法进行语言和修辞研究，是取得成果的重要条件。当然，所应用的理论和方法，总是要关及各种语言层面的，而这各种不同的语言层面是语言本身所具有的，以它们作为研究语言的视角和切入口，是理所当然的。这些不同的语言层面虽多，但概括地说，不外三种，即语法、词汇、词义、语音的语言层面，修辞、语用的言语层面，心理、认知、逻辑的思维层面。

值得注意的是，此书所收的某些论文，尽管论题不完全相同，甚至相差很大，但应用的理论和方法大致是相同的，亦即应用了作为边缘学科的认知心理学的隐喻、转喻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了作为边缘学科的词义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对修辞现象和语法现象进行论析。当然，应用时根据不同论题的需要对所用的理论和方法有所选择和有所侧重。《词义比喻引申的语言心理基础分析》一文就着重论述了“比喻引申一览”、“比喻义的转化过程”、“比喻引申的心理基础”、“比喻认知模式的应用价值”，《言语行为下的比喻观》一文就着重从“语义变异论”和“交互作用说”来论述“两种比喻理论”，从“引进行为解释的必要性”和“行为观下的比喻层级体系”来论述“行为观下的比喻”，《论潜喻》一文则着重论述潜喻的概念的确立及其“内部运行机制”。这些论文都无不应用了认知心理学的隐喻的和语义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如果说对修辞篇内以比喻为论题的论文进行论述应用了这些理论和方法是分内的事，那么，就不能不说对语用篇、文学语言篇、语言习得篇的一些并非以比喻为论题的论文进行论述也应用了隐喻的和语义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是贯穿全书的应用了。比如语用篇中的《“吃+N”结构的形成机制及语义关系》一文就应用了词汇层面和词义层面上的隐喻和转喻进行论述；文学语言篇中的《诗歌语体的隐性语义变异》一文就在“词义的再生”一节中以比喻（隐喻）的理论和方法对“复活旧比喻”和“建立新的比喻关系”进行论述，以体现在联想和想象上的隐喻和体现在语义变异上的语义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对诗歌语体的隐性语义变异进行论述；语言习得篇中的《普通话早期儿童趋向动词习得个案研究》一文，也不乏应用隐喻理论和方法进行语义分析而一语中的的表述：“趋向动词的语义问题可以说是它的核心问题，因为‘运动—路径’作为人类最基本的认知图式很容易发生隐喻投射，从而进行语义引申。”这些大体相同的理论和方法广泛应用于不同论题的论文的论述中，是各取所需，而不是简单的重复。我想，这也不是作者故意为之，而是作者根据实际需要自然而然的应用。这也说明，隐喻和转喻的确是语言和修辞的重要基础，比喻和借代在修辞学中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而语义的转移、变异又是隐喻、转喻和比喻、借代得以形成和使用的关键所在。

作者在后记中说：“本书的语用篇、修辞篇、文学语言篇、语言习得篇等，几部分看似散珠，实则一脉贯穿，书名‘异质与有序：基于语用的汉语实证研究’便展现了我对语言进行思考的心路历程。”其实散珠能够成串的原因也在这几部分中的不少论文都应用了边缘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论述上，这给人全书有一气呵成的感觉。

《修辞学理论的现代化进程——从宗廷虎、李金苓先生的学术贡献看修辞学的发展》一文赞同宗廷虎、李金苓先生认为修辞学属于语言学，修辞学是一门多边性学科的观点，认为“单纯从语言学本位上来理解修辞学显然是不够的”，“如果认识不到修辞学特殊的边缘性质，很可能导致修辞学研究视野的狭窄和研究思路的僵化”。这些看法是正确的。当然修辞学的边缘学科或者说邻近学科到底是哪些？到底有多少？迄今尚无明确的答案。也就是说所谓“边缘性”、“多边性”只是一个概括却又笼统的概念而已。按现有的较为通行的说法，修辞学的边缘学科是心理学、逻辑学、语用学，而“语法”、“修辞”、“逻辑”在语言的学习和使用中由于三者关系密切而被相提并论。然则现在既然认可逻辑学是修辞学的边缘学科，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认可语法学是修辞学的边缘学科呢？如果是可以认可，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认可与语法同属语言层面的词汇学、词义学、语音学也是修辞学的边缘学科呢？至于同属语言层面的语法学、词汇学、词义学、语音学、是否可以互为边缘学科的问题，也是有待寻求答案的。

钱钟书在《七缀集》中说：“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穿着不同的学科。”如此说来，各种学科，至少是各种人文学科都可以有自己的边缘学科，它自己也同样可以成为别的学科的边缘学科。为此，同行有人把文学、哲学、美学看做是修辞学的边缘学科。

我现在还不能给“边缘学科”、“修辞学的边缘学科”、“修辞学是边缘学科”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说明它们的内涵和外延，只能对它们作一个推导性的解释：如果某一种学科同另一种学科在学科性质上有较多的相近相通之处，因而它的某些理论和方法可以被用到另一种学科上来并起到积极作用，那么，它就是这另一种学科的边缘学科。因为如果不是这样，这某种学科其理论和方法，是不可能应用到另一种学科上并起到积极作用的。此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应该说，这种推导是可以引出“修辞学是边缘学科”的具有定义性质的结论的。此书就是应用这种边缘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观察研究属于另一种学科的论题并取得成效的。比如“吃+N”结构是语法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应用了认知心理学的隐喻理论和方法和语义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论述，并且取得了成效的。《诗歌语体的言语行为解释》一文，应用了心理学的想象的理论，说明了“看似荒唐的表达（你挽着你的遗孀朝我走来）却别有深意”。这类表达在日常用语中也偶然可以见到，如“你要是守不住阵地，提头来见！”说一个已经死了的人还能够提着自己的头走来，当然是“看似荒唐的表达”却也无疑具有“下达死命令”的深意。这种表达，是以超现实的想象为基础的。如果应用逻辑学的理论来解释，就是无逻辑之理而有修辞之妙；如果应用心理学的理论来解释就是有心理学之理才有修辞学之妙。这是应用心理学的理论来观察研究属于修辞观察研究的修辞现象和诗歌的语体特征。《词义比喻引申的语言心理基础分析》一文，论述比喻引申的心理基础时，应用了逻辑学的继发性思维理论，拿它来和心理学的原发性思维理论作比较，指出逻辑学的继发性思维活动，遵循的是“同一律”，心理学的原发性思维活动遵循的是“相似即同一”的规律，而词义比喻引申的基础是心理学而不是逻辑学，从而正确地论证了论题。

我们注意到，此书的一些论题，同时应用了多种不同的边缘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论述，而这些边缘学科在所论的语言现象中，所起的作用不是对等的，有强弱不等的差别。这种差别是语言现象本身客观存在的，持论者必须作如实的揭示，才能说明论题。如果在所论的语言现象中，某一种边缘学科所起的作用通常是强势，而另一种边缘学科所起的作用通常是弱势，却出现了强弱易位的情况，那就是一般规律出现了例外。持论者就应该发现这种例外，并对造成这种例外的原因作出合理的解释。《普通话早期儿童趋向动词习得个案研究——以“上、下”两组趋向动词为例》一文，就是这样处理的。在儿童早期理解过程中，他们对事物性的理解是最为优先的，因而他们对名词的理解和习得优先于其他词类，对实词的理解和习得优先于虚词，这是一条符合认知常规的一般的认知规律。为此，此文认可儿童趋向动词习得在认知发展上反映出“路径→结果→时间”的隐喻投射，在语义发展上反映出“空间→路径→结果→状态→时间”的实义虚化过程，在语法发展上，反映出“词汇范畴→词汇—语法范畴→语法范畴”的转变规律。认可这些反映都是符合儿童习得的一般规律的。不过，此文又指出，儿童习得的这种一般规律，也可以出现例外：“几乎所有趋向动词的频率都是沿着‘趋向义—结果义—状态义’呈现出递减趋势，反映了‘路径—结果—时间’的隐喻投射机制在儿童认知心理的作用过程。但唯独‘上’是个例外，‘上’的结果义以压倒多数的绝对优势占据了第一位，反而更为基本的‘上’的趋向义却寥寥可数。”造成例外的原因，此文认为是：“总的看来，儿童的语义—语法发展跟他们的认知发展基本一致，不过语用频率因素可能压倒认知原则从而使某些词义习得违背一般的习得序列。”用我们的话来说，这就是在这一语言现象中本应是作为强势起作用的认知心理因素同本应是作为弱势起作用的语用频率因素强弱易位造成例外；这就是同时应用多种不同的边缘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某一种语言现象时，要看清有无强势弱势的现象，如果出现由于强势弱势易位而造成违背一般规律的例外，还要说明造成例外的原因。

我们从此文对作补语的“上”和它前面的动词一起考察所得的结果看，可以具体地看到“上”是如何成为一个例外的，并且可以推知出现例外的具体原因。此文考察过242个语例，其中“上”为趋向义的仅9例，而为结果义的却多达232例，其语用频率占绝对优势。这是词义的语用频率压倒认知原则的最有说服力的数据。此文考察到表示结果义的“上”，它前面的动词是“戴”、“盖”、“穿”、“关”、“粘”、“挂”、“弄”、“接”、“套”。我推想这些词都是早期儿童的常用词，而结果义的“上”作为这些词的补语，也是早期儿童常常听到的，因为家长常常这样说，或者经常嘱咐他们完成好这些动作，如叫他们“戴上帽子”、“盖上被子”、“穿上大衣”、“关上窗户”、“粘上信封”、“挂上书包”、“弄上早点”、“接上绳子”、“套上笔套儿”之类。为此“上”的结果义的语用频率自然会大大地超过“上”的趋向义的语用频率了。这里的“上”，都可以换成充当这些动词的补语表示结果义的“好”，尽管“好”同“上”词类不同。可见“上”的结果义是很明显的，很便于早期儿童习得的，它的语用频率特别高，或许也与此有关系。

这是语用作用影响甚至压倒本应居强势地位的认知作用造成的违背一般规律的一个例外，这是作为语法学的边缘学科的认知心理学和语用学强势弱势易位的个例。

由实词演变为虚词，由实义演变为虚义，是语言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知过程一般也是遵循由实到虚、先实后虚的规律的，所以语言演变过程和语言习得过程同认知活动过程是一致的。不过，语言现象不仅仅受到认知规律的制约，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当其他因素变成压倒认知规律的强势的时候，语言现象的一般规律就会现例外。此文认为，这种例外，不独出现在“上”的个案上，还出现在“把”、“被”、“就”等虚化程度很高的词上，造成例外的原因，也在这些词的高频率使用上。我们以“把”为例做一些具体说明。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册）第三章论述处置式的产生及其发展时说，“把”作为动词的实词用法早在七世纪以前已经存在，而“把”作为虚词来用，大约产生在第七世纪到八世纪之间，到了中、晚唐以后，用得更加普遍起来。这很符合词义由实义到虚义的一般发展规律。现代汉语中“把”的实词用法语例极少（如“把大门”、“手把手”）这显然就是古代汉语“把”的实词用法的沿袭和残留，而“把”的虚词用法却比比皆是，“把字句”的使用频率是极高的。不过，尽管如此，这种情况仍然符合由实词演变为虚词，由实义演变出虚义的一般规律。因为现代汉语“把”的虚义用法仍然是由古代汉语“把”的实义用法演变而来的。至于现代人尤其是早期儿童由于“把”的虚词用法的使用频率极高而先于其实词用法的习得则是不难说明的，因为所谓“习得”是“习”而“得”之，不习不得，少习少得，多习多得，而使用频率极高，提供了多习多得的最好的平台。而所谓“得”就是理解和掌握“把”的虚词用法。

和“上”一样，这也是语用作用影响甚至压倒认知作用，这也是作为语法学的边缘学科的认知心理学和语用学强势弱势易位的个例。应该说处于语言层面的语法学同处于言语层面的语用学关系并不十分密切，但是在论述语法现象的历史发展过程的时候，就往往少不了借助语用分析了。为此就这个语例说，我们也是可以把语用学看做是语法学的边缘学科的，正如钱钟书所说的那样，它们是“彼此系连，交互映发”地“贯穿着”的。

由于各种学科（包括语言学、修辞学自身）都处于不断发展更新的过程之中，难免未臻完善，所以应用边缘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说明论题，有时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诗歌语体的隐性语义变异》一文中的“边缘义的凸出”的论题，与记忆和联想密切相关，此文准确地抓住这一点进行论述。先行引用了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有关论述，“在话语之外，各个有某种共同点的词会在人们的记忆里联合起来，构成具有各种关系的集合”，“联想集合的各项要素既没有一定的数目，又没有确定的顺序”。接着指出“根据边缘义组织的联想系列就是如此”。此外又指出，诗歌语体中，凸出的边缘义是附加在义位基本成分之上的由词的指称对象引起的感受、情调和联想产生出来的表象义、情感义、社会文化义。并以“火”一词的联想系列为例来说明：

a、b组是事物表象引发的性质或有类似表象的物质联想，c组主要是情感的联想，d组主要是社会文化义的联想。这些都是相似联想，相似比相反更易引起联想，但也不乏相反联想的存在（如“水底的火焰烧弯了两肋”）。

毫无疑问，此文的这些论述，是以记忆和联想为心理基础的。记忆是联想的前提条件，而离开了联想，也不可能引起表象义、情感义、社会文化义。既然如此，我们就有理由应用认知心理学的“以语义联系或语义相似性将概念组织起来”的“激活扩散模型”（Spreading Activation Model）加以说明。王甦、汪安圣《认知心理学》第六章第二节引用了激活扩散模型片断：

（Collins和Loftus，1975）

这个模型也以“火”作为一个结点，也可以看到它同另一个结点“红”的联系，但对a、b、c、d各组的其他的词都没有反映，所以无助于我们对诗歌边缘义的凸出的观察和分析。诗人写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心如火，情动江关，浮想联翩，思接万里，其所用的词语，边缘义凸出，是情理中的事，也是修辞和文学的事。激活扩散模型是以一般人的记忆和联想作为观察对象作出的，所以应用来观察分析以至于欣赏诗歌语言的词的边缘义的凸出，它就无能为力了。我们希望从认知心理学找到一个可以应用来观察、分析、欣赏诗人写作用词的心理活动的激活扩散模型，让它作为我们研究诗歌语体的隐性语义变异的他山之石。

这是修辞学和文学如何应用其边缘学科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的问题。

此书令人关注的地方，当然不限于应用边缘学科来说明论题，在选题新颖，论述深入方面，也值得肯定。比如《论古今汉语词类活用的不同本质》一文，就不是老生常谈，而是新题新说。论及汉语词类活用的，在修辞学和语法学中都并不罕见，但如此文那样，专以古今汉语词类活用不同的本质为论题并作深入论述的却似未见到，或者说罕见。陈望道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出版的《修辞学发凡》中就把词类活用称作“转类”作为修辞格加以论述；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册）的“语法的发展”一章中以“词在句中的临时职务”一节论述古代汉语的词类活用。王力先生把大部分词类活用现象分别归入（甲）致动和（乙）意动两类之内，并举了大量的语例作说明。（甲）致动，如“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民”（《老子》），就是“使民聪明，使民愚”的意思。“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就是“使政美、使俗美”的意思。“匠人斲而小之”（《孟子·梁惠王下》），就是“匠人砍小了它”的意思。（乙）意动，如“尔欲吴王我乎？”（《左传·定公十年》），就是“你想使我做吴王吗？”的意思。“细万物、则心不惑矣”（《淮南子·精神》）就是“以万物为小”的意思。陈、王两位先生都没有论及古今汉语词类活用的不同本质，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著作论述的任务不在这个问题上。至于汉语词类活用何以有本质不同，此文认为是因为古代汉语词汇相对贫乏，语法相对简单，需要以词类活用“救语言文字之穷”，而现代汉语词汇相对丰富，语法相对复杂，无需以词类活用来“救语言文字之穷”了，而尽量发挥词类活用的提高语言表达能力的效用，也就成为修辞的必需了。因此，此文明确指出，“现代汉语的活用主要是修辞现象，而古汉语的活用却主要是‘词汇—语法’现象”。由此引出古今汉语词类活用具有不同本质的结论。我想，如果以穿衣来比方，古代汉语词类活用和为御寒而穿衣服相类似，而现代汉语词类活用则和为扮靓而着时装相类似，因各自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而产生了实质性的差异。

关及古代汉语的“语言文字之穷”和“救语言文字之穷”的问题，王力先生有精辟的论述。他在《汉语史稿》（中册）的“语法的发展”一章里谈到“使成式的产生及其发展”的问题时强调说：“由致动发展为使成式，是汉语语法的一大进步。因为致动只能表示使某事物得到某种结果，而不能表示用哪一种行为以达到此一结果。例如“‘小之’可以是‘削小它’，也可以是‘裁小它’、‘砍小它’……使成式的产生，使汉语语法更完善、更能表达复杂的思想。……使成式产生于汉代，逐渐扩展于南北朝，普遍应用于唐代。”至于现代汉语，我认为使成式普遍使用，而致动用法则废置不用了，无需以古代汉语的致动方式作词类活用了。这种语言发展的事实和论述，有力地支持了此文的看法。不过，王力先生又针对古代汉语说：“‘致动’和‘意动’是修辞上的一种手段。”把古代汉语的“致动”和“意动”看做是修辞现象，就与此文的看法相左了。我支持此文的看法。

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有这样的一个用“国”的词类活用的语例：“齐桓公合诸侯而国异姓”（《史记·晋世家》），就是“封异姓使为国”的意思。

鲁迅先生的杂文《“友邦惊诧”论》也有一个用“国”的词类活用语例：“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失去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两相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前一语例的“国”的词类活用，可能是因为时在使成式刚刚产生或者说并未普遍应用的汉初，这是司马迁对先秦词类活用的沿用，所以目的还是“救语言文字之穷”，不是出于修辞的需要。而后一个“国”的词类活用，时在使成式已普遍使用的现代，目的不再是“救语言文字之穷”，纯粹是一种修辞现象了。如果从应用边缘学科角度说，此文也是在应用作为语法学的边缘学科的修辞学和词汇学去分析语法的词类活用问题。

语言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难免出现不符合现有的语言规范而需要加以规范的语言现象。所以有动宾式动词的规范问题。《动宾式动词规范问题的深层理据》一文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一篇具有实践意义的论文，而从旨在揭示其深层理据上说，则此文又是一篇具有理论价值的论文。我由此文的一些语例产生一些想法，就是“动宾式动词+宾语”同“动词+宾语+于（於）+补语”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这些语例是：（1）跻身世界强队之列。（2）称雄世界。（3）扬威柏林。（4）移民加拿大。（5）执教怀仁堂。（6）迁址浦东。（7）存款外国银行。（8）亮相国际书展。（9）造福八万人家。（10）服务上海东区顾客。（11）投身国家建设。（12）问鼎总统宝座。（13）失信客户股票。（14）服务八运盛会。（15）倾情上海滩。（语例序号是我为了说明方便加上的。）我发现，这些语例的“动宾式动词+宾语”结构都可以在最后的一个宾语前加“于”（於），转换成“动词+宾语+于（於）+补语”结构，而语义基本不变。（1）例—（8）例加介词“于”（於）介出的是表示动作的处所的补语，（9）例—（15）例加介词“于”（於）介出的是表示动作的对象的补语。以此，我们有理由把动宾式“动词+宾语”结构，看成是“动词+宾语+于（於）+补语”结构的一种省略形式。也就是把“于”（於）省略了。这种省略句的语例古代汉语里有，沿袭古汉语用法的文言文、成语里也有。例如：“因问王曰：‘今东乡争权天下，岂非项王耶？”（《史记·淮阴侯列传》），“乞寄命交州，以终余年”（《三国志·孙权致曹丕书》），“寄迹风云，寘兹愠喜”（陶渊明《命子诗》），“寄恨一尺书，含情双玉珰”（李商隐《夜思》），“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战国策·齐策四》），“高尚不仕，寄情丘壑”（《魏书·眭夸传》），“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后汉书·仲长统传》），“寄语后生子，作乐当及春”（鲍照《鲍氏集》），“寄意寒星荃不察”（鲁迅《自题小像》），“问讯吴刚何所有？”（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至如“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问鼎中原”“逐鹿中原”作为成语也常用在现代汉语的书面语和口语之中。以上所举的“动宾式动词+宾语”结构的语例，可能是基于语言的经济原则和修辞的言少意多的需求有意省略了“于”（於）而形成的。而事实上，“动词+宾语+于（於）+补语”结构的完全句的语例无论在现代汉语中还是在古代汉语中都是经常地、多量地使用的，它们为这些省略句的出现提供了充足的语源。比如（1）例—（15）例加上“于”（於）字，都是现代汉语的通行说法，如“跻身于世界强队之列”“称雄于世界”“服务于上海东区顾客”“倾情于上海滩”等等。《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对介词“于”释义时，所举例句，也有这种完全句：“告慰于知己”、“献身于科学事业”、“有益于人民”。这种完全句在古代汉语中也不乏其例，如“齐景公问政於孔子”（《论语·颜渊》），“救民於水火之中”（《孟子·滕文公》），“托胜於山林，寄情於物外”（刘昼《韬光》），“制胜于无形”（《史记·太史公自序》），“九月风高，孟嘉落帽於龙山”（《幼学琼林·时岁》）等等。可见，以上的“动宾式动词+宾语”的语例，源头水源充足，是不容易断流的。我的这些看法是否可以作为对“动宾式动词+宾语”的研究的一个参考呢？谨质于明敏的读者。如果从应用边缘学科的角度说，在这里，我也是在应用作为边缘学科的语用学、修辞学来分析语法结构的发展变化的问题的。

至此，我对“边缘学科”、“修辞学的边缘学科”的推导性的解释，从此书应用了认知心理学、心理学、语用学、修辞学、逻辑学、词汇学、语义学等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述论题并取得成效的事实得到支持。这些事实，具体地说是：①以认知心理学、语义学论述语法学（“吃+N”结构）。②以心理学、逻辑学论述修辞学（诗歌语体的语言特征）。③以认知心理学、语用学论述语法学（“上”、“把”的习得序列出现例外）。④以心理学、认知心理学论述文学、修辞学（诗歌的言语凸出边缘义）。⑤以修辞学、词汇学论述语法学（古代汉语的所谓“词类活用”实为语法现象）。这些事实还表明，这些学科是可以互为论述对象的。比如③的语法学（“上”充当结果义补语的问题），就可以应用来论述语用学（语用可能压倒认知心理的问题），比如④文学、修辞学（诗歌的言语凸出边缘义的问题）就可以应用来论述心理学、认知心理学（激活扩散模型的局限）。从逻辑上说，甲与乙挨边，则乙也必然与甲挨边，这些学科可以互为对方论述的对象，正好说明它们具有“多边性”、“边缘性”，它们都是边缘学科，如果它所论述的对象是修辞学，它就是修辞学的边缘学科了。当然，它们在学科性质上有较多的相近相通之处，是构成边缘学科的最为根本的内在条件。以上分析，或者可以给我们如何为“修辞学是边缘学科”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提供参考。

此书是作者多年勤奋写作的成果。《儿童早期词汇——语义系统的形成和发展》一文，就是作者经过对几个儿童做了近三年的跟踪观察写成的。天道酬勤，喜见此书问世，乐而为之序。

参考文献

[1]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2]王甦、汪安圣：《认知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张炼强

于首都师范大学寓所

201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