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鸿林
我有浓浓的天津大学情结。
1975年10月，在北大荒生活了八个年头的我被推荐回天津上大学。团人事股通知我被分配到天津大学机械系。阴差阳错，我又被转到天津师范学院政史系。师院文科系迁到六里台后，校园与天大比邻，我常跑到天大的阶梯教室蹭课，到天大室内体育馆打排球。天大最吸引我的，是那清波连连的湖面，我常常流连湖畔，久久地凝视着柔柔的湖水，用心感受这座名校老校的气息。
1998年，我调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主任，兼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办公室主任。缘于工作岗位，也缘于天大情结，我对天大的文科发展状况很是留心。改革开放初期，天大的文科在天津市乃至全国还是有相当影响的。随着一批老教授的退休，天大文科发展似乎不怎么强势了，这与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的资质、品位显然不匹配，与天大理工科的巨大体量和能量显然不匹配，也不是天大文科研究力量的真实水准。
我主动向天大有关领导和部门自报家门，郑重地写信给校主要领导同志，自愿服务上门，为文科院系做社会科学研究与项目申报的讲解辅导。通过接触交流学习，我深信天大文科有着巨大的发展潜能，只要激发起发展文科的紧迫感和自觉性，有一套合理的制度设计，辅之有效的机制，这一巨大潜能定能释放出来，转化成显性的业绩。
几年下来，天大文科的发展愈发有起色，而且有特色。其最显著的特色是文理工学科交叉，生成诸多研究的新视角、新范式和新创意。省部级社科项目数量逐年攀升，研究成果的影响逐年扩大。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也不再是稀罕物，屡有立项。这一切表明，天津大学的文科之翼渐渐地强劲起来。
2008年5月，当年度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发布了，我急于得知天大的“战绩”。还好，榜上有名。其中一项是:“思想政治教育柔性化与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研究”，课题主持人是天津大学教育学院的孙颖博士。我的目光一触到这个题目，脑际间忽地呈现出天大校园的湖水，那留在我青春记忆中的柔柔的湖水。世上何物最有力量，应当是水，在它的柔性中，所有坚硬的东西都会改变。人的幸福感植根于人的心灵，而人的心灵同样是最具柔性的，它绝对经不起“硬物”的冲撞。柔性又是女性的天生品质，作为一位女性教育工作者，孙颖博士当然富有柔性，富有对年轻大学生柔性的爱意。
人的心灵实在太需要充满爱意的柔性抚慰了，特别是当代的大学生们，他们身处时代环境大变，精神负重超限。有了对大学生们的柔情爱意，就具备了研究该课题的信念支撑。作为该课题组主持人的孙颖博士，曾留学日本九州大学，专业是心理医疗，其治学经历和学术成果涉及管理学、心理学、教育学诸多学科。该团队所拥有的知识结构、阶段性成果和研究悟性，为拿下这项研究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凭借个人有限的经验，我判定，这一课题研究犹如一座难以攻克的堡垒，但我又有更多的理由怀有对孙颖们攻下堡垒的期待。
历经两年，一份60多万字的研究报告完成了，通过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的鉴定，继而顺利结项。结项后，孙颖博士继续对成果精改精修，形成了一部书稿，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孙颖博士邀我写个书序。我集中一段时间通读了全部书稿，感受到了阅读的愉悦，开阔了眼界，获取了新知，产生了共鸣，引发了深思。
以怎样有效的方式充分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和心灵塑造效能，帮助大学生在生涯发展中体验幸福，奋发进取；怎样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贴近大学生的心灵，帮助他们树立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本书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因为，这些重大课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维护和发展大学生的切身利益，关系到为大学生提供实实在在的教育和服务，关系到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关系到尊重和满足大学生追求幸福的合理需求。这些都是真问题，孙颖们饱含着真性情对这些真问题开展了深入探索。
本书的研究思路开阔，体例设计合理，逻辑顺畅严谨，语言表达清晰。它基于提升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的视角，探索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手段与途径，旨在引导大学生们发自内心地接受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政治教育。我真切地感受到，孙颖们不仅有好的想法，更有好的办法。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以学生为本，充分尊重和发挥大学生的主体性，促进其全面发展。本书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以思想政治教育柔性化作为核心范畴和范式，以提升大学生的幸福感为轴心，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柔性化的立体时空，通过丰富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柔性化的理论建构和具体实践，促进大学生们心灵和谐和校园和谐。本书即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又注重将其化为研究理念，避免了两层皮，赶时髦，做到了真学真信基础上的真用。
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工作、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视角和方法，采用了定性、定量、调查、比较、借鉴、逻辑推演、假设、实证等研究方法，提出了以提升大学生心理幸福感为宗旨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框架；总结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的演变历程，论及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领域中的一些前沿课题；揭示了提升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的动力机制及各种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度；初步完成了思想政治教育柔性化的理论探究和创新体系的构建等整合研究，清晰地描述出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过程。所有这些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本书有着鲜明的实践性。孙颖们紧密联系当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和当代大学生的特点，精心组织开展若干道德实践活动，这些活动被新华网、人民网等媒体报道宣传，引发了校园内外的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也为深化自身的研究工作注入了必不可少的亲身体验。本书作者积极开展大学生的心理援助工作，在提升大学生幸福感的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的幸福感，进而增强了难能可贵的真情实感。既是研究者，又是实践者，这是本书作者取得高质量成果的一大缘由。
可以预见，本书的功用是多重的。它可为我国教育机构制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提供若干参考，为高校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提供一些思路，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相关数据和个案资料，也可成为一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高业务水平参考书目，成为大学生发自内心喜爱的读物。本书亦可为其他行业实施心性管理提供有益的借鉴。
依我所见，本书存在一个相当大的遗憾，即笔触大都集中于施教者一方，而大学生心理幸福感不是“被提升”的，而是通过“自我”主动才实现提升的。“心灵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在那里可以把天堂变地狱，把地狱变天堂。”一切施教者，一切教育方法路径，其有效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引导大学生们建立起正确的科学的幸福观。有了这一正确的科学的幸福观的指引，大学生们心理幸福观的提升才是顺乎自然的，才是自觉自为的。
非常感激本书的是，它引发了我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若干思考。
一 关于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幸福观的重要性
我在《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得知，希腊语中的幸福一词（eudaimonia）是一个合成词，由“好”和“神灵”组成，字面意义是“有一个好的神灵在照顾人类最高的善”，把希腊语的幸福（eudaimonia）译成英语的快乐（happinese）并不确切，因为这只对应了希腊语中幸福一词的部分含义，另一部分含义在哲学上更显重要，“即我们作为主动存在物的本性的满足”。幸福并不是暂时的，可是关系到人的整个一生的状态，是一生活得好、做得好。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等都认为eduaimonia是最值得过的生活状态。例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eduaimonia是一个人最深刻地实现其本性的生活状态，是一个人生活的完满目的，他将其定义为“符合德性的活动”。在具体生活中怎样判定幸福与否，那就看人的活动是否符合道德德性的实践理性，而最理想的幸福状态是那种符合灵魂理性部分的德性的活动。
然而，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是合理的活动”的幸福观只是诸多伦理观念的幸福论的一种观点，在享乐主义者、功利主义者看来，幸福是一种最大快乐和最小痛苦的生活。这就引发出一个问题，即仅有心理学的幸福观是不够的，因为它认为一个人的所有意向行为，目的都在于他自己的幸福。而伦理学的幸福论则强调幸福的合目的性、合道德性。由此，我认为本书的一个努力就在于帮助大学生们建立起科学的心理学的幸福观和科学的伦理学的幸福观。这两种幸福观的同时确立对大学生开拓幸福之路、体现幸福之美，美己美人、人人共美是十分必要的。
翻开新出版的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第1527页，我们见到对幸福一词的注释是“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这一注释似乎不在强调“人心情的舒畅”，而是强调令人幸福的外部条件和环境。幸福与幸福感当然关系密切，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在有的景况下，完全是两回事。搞“幸福指数”的国内外早已有之，许多年前，英国的边沁（1748—1832）就搞了快乐计算法。对幸福做多角度多层次的量化研究和考量是有必要、有价值的，它能够说明大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小到某某人“身在福中不知福”等无数现象。但也有人反对搞幸福指数。他们认为，凡是指数，要不是某个数自乘若干次叫做指数，要不就是同一参数在不同时段或地区的比较数，指数都具有叠加或顺序递减的特征，而幸福不具这种特征，其甚至是不可计算的。我认为，产生这种认识自有其讲得通的道理，但完全排除幸福的可量化，这同他们把幸福与幸福感看成一个东西有关。应当说，幸福感没指数，它是人们的主观的心理感受，是受幸福观指配的。在众多人眼里，当下的大学生们是多么幸福呵，怎么会发生那么多反幸福的事情呢？原因归根结底在于他们所持的幸福观上。英国作家萨克雷（1811—1863）有句名言: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对它笑，它也对你笑，你对它哭，它也对你哭。高校思政教育根本性任务之一就是，引导大学生们为自己活着找个幸福的理由。我留意到了本书对幸福指数研究所持的肯定态度，更赞同本书把研究重点放在了大学生科学幸福观的培育上，这是十分睿智而务实的。
二 关于树立正确的灌输观，严防“硬灌”
德国的考茨基（1854—1938）是一位灌输论者，他认为社会主义思想不会在工人运动中自发产生和形成，必须由工人政党灌输给工人阶级。他说:“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队伍中去的东西。”列宁是一位坚定的灌输论者，他认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一代伟人毛泽东同样主张灌输，但老人家明确反对硬灌。1957年，他见一些报纸上的文字生硬难懂，便说:“软些，软些，再软些”，“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读了老人家这番话，联想到贯透本书的旨趣，我禁不住对本书作者产生几分敬意。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时代的工人阶级是不可能自发产生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那么，现如今，大学生这个阶层和群体单靠自发能否产生正确的思想观念和行动选择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特质及其一再强化，规模庞大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队伍的建立和不断加强，几门必修政治思想课程的设定，执政党和政府相关文件的硬性要求，从这一切中人们不难得出明确答案。面向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刚性是个客观存在，既然是刚性的，灌输论及灌输主渠道就不会废弃。然而，毕竟时代不同了，高校思政教育的主要对象不同了，大学生们自身的状态、他们所处的校内外环境都与之前大不相同。“春江水暖鸭先知”，孙颖们身处高校教学科研第一线，他们真切地认识到加强高校思政教育柔性化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晚年的恩格斯曾在致美国友人的信中说:“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体验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这是恩格斯针对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末美国的传播而言的，其中的真理性至今适用。高校思政教育的科学性要靠大学生们通过亲身的体验去接受。理论功效是有其限度的，理论能否为人们所接受，往往并不决定于理论自身。正如列宁所指明的，“群众不是从理论上，而是根据实际来看问题的”。本书所遵循的“大思政”理念、着眼于解决大学生们的实际问题，这一基本立场是值得称道的。
三 关于“理论掌握大学生”的前提和条件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有一段常为人引用的名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熟悉马克思经典著作文本的人会知晓，紧跟“抓住事物的根本”之后，还有一段文字，即“但人的根本就是人的本身”。高校思政教育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用科学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掌握”大学生们，但必须认清这一“掌握”的诸多条件和前提。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掌握”了德国人民意志所造成的人类悲剧不可忘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掌握”中国人民所造成的民族悲剧同样不可忘却。能够“掌握”大学生们的理论，必定是掌握大学生们心脉的、顺应大学生们合理心愿的，维护、实现并发展大学生们正当利益的科学理论。深刻理解马克思这段名言的最后一句十分紧要，它指明，彻底的理论才能掌握大学生们，而只有抓住了大学生这一阶层和群体的根本的理论，才算是彻底的理论。理论的彻底是相对而言的，因为实践总是在变化，但不能因此而放弃对理论彻底性的追求。我从本书中体察到了孙颖们对理论彻底性的执著追求。
面向大学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自然内含着用马克思主义“掌握”大学生的刚性要求，同时，“大众化”的刚性要求中又内含着柔性化的特质。相较之下，我们需要警惕对“马克思主义化大众”这一提法予以不正当理解。既然肯定人民群众是人类社会的主体，既然承认人民群众的实践是理论产生和发展的源泉，是检验理论真理性的唯一标准，那么，理论与人民群众、理论精英与人民群众的基本关系就不容颠倒。对人民群众和大学生们而言，理论并不是一种异己的力量，它由人们自己创造，又被人用以实现人的自我提升完善。由此，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理所当然地要给予大学生们足够的尊重。换个视角看，大学生们也是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主体，切不可轻视他们自我掌握理论、创造幸福的能力。在通读本书的过程中，本书作者对大学生们的足够关注与尊重是值得高度肯定的。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它因为爱人塑人而神圣。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最艰难的事业，因为它面对的是世间最难测的东西——人的心灵、精神、思想。这是一项与人类同在的神圣而又艰难的事业，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消逝。我期待着孙颖们在艰难而幸福的治学教学之路上，继续着她（他）们的研究，取得更有分量的成果，也希冀天津大学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展翼高飞，硕果累累。
2011年7月27日
写毕于天津香水斋
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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