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远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教授）

一

文化进程总是和经济发展同步。

岱岳齐鲁的富庶，孕育了孔孟诸贤；中原大地的繁华，造就了三晋英豪。关中的沃野千里，更营造出汉唐雄风。

尽管徐孺子在东汉被称为“南州高士”，但自中原视之，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江西尚为“蛮荒之地”。陶渊明的横空出世，应是江西的意外之喜，所以当王勃乘着酒兴龙飞凤舞地写下“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时，人们还是理所当然地将其视为远道而来的客人对热情主人的客套恭维。而且，将“徐孺下陈蕃之榻”作为“人杰”的例证，如果不是客人的过于随意，也说明主人实在提供不了太多让客人称道的素材。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江西开始不动声色地向中国经济文化发达区域行进。

唐中期开始发生的全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和经济重心的南移，以及大运河的开发利用，彻底改变了国内的交通格局、经济格局和文化格局。而在这个格局的改变中，受益最大的无疑是江西。4153487本来夹在吴楚文化之间，说是“吴头楚尾”却既非吴又非楚的江西，在这个时期超越“荆楚”，与“吴越”一道成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同时又与“湖湘”共同构成中国最稳固的粮食生产基地。

所以，当人们正为晏殊父子蜚声词坛而钦羡、为欧阳修独步文苑而仰止、为王安石策划国是而疑惑之余，更加惊讶地发现，后面接踵而至的，竟然是长长一列的一流文化人：曾巩、黄庭坚、陆九渊、周必大、杨万里、姜夔、文天祥、马端临、吴澄、朱思本、周德清、解缙、杨士奇、吴与弼、罗洪先、魏良辅、颜钧、何心隐、汤显祖、朱耷（八大山人）、蒋士铨。当这样一支浩浩荡荡的江右文化大军，连同着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白鹭洲书院、江右王门以及《文献通考》、《岛夷志略》、《广舆图》等等，密集而持续地产生影响时，怎么可能不让人叹为观止，“文章节义之邦”、“家孔孟而人阳明”之美誉遂纷至而踏来。4153488

一方面是经济的发展造就了文化的繁荣，另一方面是文化的繁荣、教育的普及为传统农业和手工业提供了技术和人文层面的支持。“淡水浸铜法”、《禾谱》、《茶经》、《陶录》，特别是《天工开物》，既是前人实践经验的总结，又为技术的进步提供了启示。丁文江院士在20世纪初对中国西南地区的矿产资源进行考察后，解释了当年身为“县学教谕”的宋应星竟然能够编著《天工开物》这样一部图文并茂的工艺百科全书的原因：“先生生于豫章，广信之铜，景德之瓷，悉在户庭。滇南、黔、湘冶金采矿之业，又皆操于先生乡人之手。《天工开物》之作，非偶然也。”4153489

明清时期的“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是江西为中国历史发展作出的又一贡献。前后五百年间，数百上千万的江西人口涌向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成为持续影响当时中国整体经济社会的重大事件，他们在这里开垦荒地、发掘矿产、交流物质、传播文化，与广东、福建、湖广等地移民和土著居民一道，造就了中国西南部地区的开发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对近代中国产生重要影响。至今仍然遗存的几百处江西会馆（万寿宫）、临江会馆（萧公庙、晏公庙）、吉安会馆（文公庙）、抚州会馆（昭公祠）、药帮会馆（三皇宫）……见证了当时的辉煌。

乾隆五十三年（1788），乾隆皇帝因收缴“伪书”发布“上谕”：“江苏、江西、浙江省分较大，素称人文之薮，民间书籍繁多。”4153490可见直到此时，江西仍然是公认的经济文化发达之域。

但也就在此时前后，江西缓慢了自己行进的步伐，不仅落后于吴越，且开始被湖湘赶超。特别是“五口通商”及京汉、粤汉铁路开通之后，国内交通格局和经济格局发生了大运河通航以来的根本性变化，江西从交通格局的“中心”被甩到了“边缘”。从外部涌入的新思潮、新风尚、新的生产方式，绕过江西，或沿广东、湖南、湖北，或沿上海、江苏、安徽，向中原挺进和扩散，致使江西在理念的更新和经济的转型上，不仅落后于沿海，也落后于中原和南北交通线上的湖南、湖北、安徽等地。交通格局中的边缘化以及理念转换、经济转型的迟滞，直接导致了江西近代文化的落后。

虽然在20世纪，仍然产生了陈寅恪、吴有训、傅抱石这样伟大的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但从整体上来说，江西的文化地位与经济地位一样，相对一骑绝尘的吴越、早已国门洞开的闽粤，以及民风大开的湖湘，其封闭与落后，已是不争的事实。

二

1940年，江西师范大学的前身——国立中正大学的创建，成为江西文化教育复兴的一大契机，也是江西在抗日烽火中给全国展现的文化曙光。

国立中正大学的首任校长、国际著名植物分类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胡先骕博士在就职演说中为学校描绘了远大的前景：“从校长以至同学，每一个人都应有这样一个目标，就是要使本校成为国内一个最好的大学，在‘三中’（按：指中央大学、中山大学、中正大学）中取得最高地位。”

虽然校长对于学校远景的描述不无鼓舞人心的苦心，但在当时，无疑是一个期盼已久、振聋发聩的声音。在它的感召下，大批江西籍及外省学者云集中正大学。历史系也是人才济济，他们之中，有从哈佛大学学成归国、卓尔不群的逻辑学家吴士栋，有梁启超先生的高足、著述等身的目录学家姚名达，有清华十人史学小组发起人之一、兵制史和经济史家谷霁光，有对学术一丝不苟、锱铢必较的度量衡史和秦史专家谢康，有追随西南联大南北奔波、毕业于清华研究院的明清史专家欧阳琛等。他们以自己的文章气节，开创了中正大学历史系求真务实的学术传统和献身社会的人文精神。

七十年的风雨历程，胡先骕校长为学校描绘的远大前景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实现。学校发展屡经曲折，名称也几番变更：始由国立中正大学改名南昌大学（1949年），再经院系调整改名江西师范学院（1953年），最终定名为江西师范大学（1983年）。其间虽然不乏杰出学者和优势专业，但从整体上说，由“国立”中正大学而为“省属”江西师范学院、江西师范大学，虽然是“省属重点”，但其地位的“边缘化”已经成为客观事实。更为严重的是，这一边缘化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江西的一所高校、一个个体的边缘化，而是江西的高等教育、江西的文化事业，从晚清以来所经历的再度边缘化，其后遗症迄今没有消除。而高等教育、文化事业的再度边缘化，对于江西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是致命性的，但迄今同样没有引起决策者的高度关注。

虽然如此，江西千百年来培育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依然在激励着江西师大的师生，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经过长期的努力，将学校建设成为拥有三个校区、4400亩土地，融教育学、哲学、文学、历史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理学、工学等九大学科门类及音乐、体育、美术等特殊专业于一体，有全日制本专科生近4万名，博士、硕士研究生近2800名，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权、博士后流动站及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省属重点大学，学校发展正在显示出良好态势。

在迎来国立中正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建校七十周年之际，既无博士点，也非教育部重点基地的历史学的学者们，仍然可以问心无愧地向校庆献上他们的贡献。

一方面，他们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在今天江西的土地上，县级以上中学的高中部，每100名历史教师，有近70个毕业于江西师大历史系；在江西的市县级博物馆馆长中，有一半以上曾经受训于江西师大历史系。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江西师大历史系为各重点大学和科研院所输送了近500名硕士研究生和一大批博士研究生。

另一方面，他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学术探索。黄今言的《秦汉赋役制度研究》、《秦汉军制史论》、《秦汉商品经济研究》，许怀林的《江西史稿》、《江西行政志》，方志远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梁洪生的《江西公藏谱牒目录提要》，张艳国的《破与立的文化激流：五四时期孔子及其学说的历史命运》、《史学理论：唯物史观的视域和尺度》，梁民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霍布斯鲍姆的史学研究》，邱新有的《村治中的宗族》等，都是集多年研究的力作。而11卷近500万字的《江西通史》的完成和出版，更集中展示了这个学术群体对以江西为中心的中国江南腹地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贡献。

经过多年的努力，通过“送出去”和“请进来”的方式，培养和引进了一批具有扎实专业基础和较大学术潜力的青年学者。在30多位专任教师中，有28人取得了博士学位，他们来自京、津、沪、宁、汉、穗及其他各地高校，在较高的学术平台上，潜心研究，形成了一支颇具声势的学术新军。他们是江西师范大学历史学学术传统和人文精神的当然传人。

万振凡《弹性结构与传统乡村社会变迁——以1927—1937年江西农村革命、改良冲击为例证》、陈晓鸣《中心与边缘：九江近代转型的双重变奏（1858—1938）》、游海华《重构与整合：1934—1937年赣南闽西社会重建研究》、谢宏维《和而不同——清代及民国时期江西万载县的移民、土著与国家》、李平亮《卷入大变局——晚清至民国时期南昌士绅与地方政治》等著作的整体推出，既反映了这批中青年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也预示着这个学术群体由“单兵作战”到“集群作战”的进步。

三

在国立中正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建校七十周年之际，我们选编了这个学术群体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近百篇论文，结为江西师范大学史学文丛出版，作为向七十年校庆的一个汇报。

《国家制度与古代社会研究》收录了方志远、陈晓鸣、谢宏维、温乐平等人的14篇论文。这些论文从具体的个案入手，对秦汉、明清时期国家制度与社会结构、国家财政与地域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多角度的考察。

《苏区革命与农村社会变迁》收录了万振凡、游海华、邱新有、戴利朝等人的22篇论文。这些论文以苏区革命为中心，分别对苏区革命前、革命中、革命后及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江西为中心的农村社会变迁进行讨论。

《思想文化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收录了张艳国、王员、刘劲松、蒋贤斌等人的28篇论文。这些论文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社会演变的互动关系以及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进行了深度透视。

《地方历史文献与区域社会研究》收录了梁洪生、李平亮、游欢孙、廖华生等人的14篇论文。这些论文通过对民间文献的收集和解读，以江西为重点考察对象，对宋代以来区域历史进程与社会生活变化作出了新的解释。

《史学观念与欧美社会研究》收录了梁民愫、张艳国、孟海泉、徐良、李昌新、杨长云等人的20篇论文。这些论文对于欧美社会的史学观念和社会文化内涵，进行了历史考察和现代审视，并以此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参照系。

这套史学文丛与建校65年选编的《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学术论文集》不同，前者试图展示本学科的学术传承，所以收录吴士栋、姚名达、谷霁光、谢康、欧阳琛等老一辈学者的论文，而今次所收录的，均为在职学者的研究成果，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在学术境界、学术方法上的追求和进步。

论文的结集出版，其实是一件十分奢侈而艰难的事情。所以，作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一院之长和作者之一，当我承担写“总序”任务时，并没有太多的快感。

出版经费的筹措颇费周折，但方方面面的支持令我们感动。如果一一列举其中的友情和热情，反而显得客套和俗气。

主要的顾虑倒是，时代的发展，学术的进步，有多少成果能够真正经受时间的磨洗？敝帚自珍的些许创见，投放于中国学术和世界学术的长河之中，是否算得上是沧海一粟？

但是，沧海正是由点点滴滴而汇成，经典也是由平平凡凡而凝练。当这些点点滴滴汇入涛涛巨流，当这些平平凡凡融入传世经典，小我也就成了大我。设想，如果没有大批像江西师大历史学这样的非“985”、非“211”院校学者们的艰辛努力，中国近三十年历史学科的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徐孺子当年的影响力比起陈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徐孺子既没有因为身居“蛮荒”之地而自暴自弃，也没有因为陈蕃为其下榻而受宠若惊。而他的自尊自强、宠辱不惊，竟然成为此后江西文化、江西学术的核心品质。从这一点来说，王勃在《滕王阁诗并序》中的赞赏或许又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又讵知这批成果的结集出版，不会成为江西历史学振兴的前兆？

一念及此，稍稍心安。权作序。

作者谨识

己丑岁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