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解的缘由

早在三十多年前的1984年岁杪，中国韵文学会成立期间，我在长沙结识了浙江古籍出版社吴战垒先生。经过会上会下多次交流，彼此有了相当了解，战垒便邀我参与其正在策划、编辑的“两宋名家词选注丛书”的撰写。我求之不得，这是平生第一次有人向我约撰书稿。唯恐夜长梦多失去这一良机，便在等候车、船的旅途中，很快商定由我为上述丛书评注其中的《淮海词》。我为之喜不自胜，在编辑工作超负荷的状态下，夙兴夜寐，终于赶在1985年11月在绍兴举办的纪念陆游诞辰860周年的会议期间，亲自将这一手稿交给了已成为挚友的战垒学棣。他在百忙中抓紧审阅，但在进入付梓程序时，遇到了难题。当时的出版模式很单一，无一例外地要通过新华书店征订，达不到保本的2000册，便不能开机，书稿大有“搁浅”的可能。当我把这一心急如焚之事函告时任杭州大学教务长的陆坚教授时，他二话没说，设法帮助征订了数百册，此书这才得以于1987年11月顺利出版，书名叫作《两宋名家词选注丛书·淮海词》。“淮海词”三字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美学家叶秀山先生题签。

几乎与战垒向我约撰书稿的同时，巴蜀书社副主编邓南先生则约我担任《名著名家赏析丛书·李清照作品赏析集》的主编。紧接着南京大学资深教授周勋初先生约我撰写《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李清照评传（附赵明诚传）》。就这样，关于李清照这一课题，从1985年至2015年，我接连撰写了十二种专著。其间在启功先生的鼓励和鼎力支持下，当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我自己较为满意的《李清照新传》之后，我曾经搁置了一下关于李清照的约稿，集中精力仔细审读了关于《淮海词》的拙著，发现其中的注释部分还可以，而对于词作的编年和评析则存在不少舛误。而偏偏此书竟然还有一定市场，比如数字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就不止一次与我签订使用合同。这越发叫我深感不安，于是便一面进行修订，一面考虑与战垒商量寻求一个纠正错讹的机会。岂料，此事还不等我提请战垒考虑，他便于2005年伊始猝然逝世。痛失挚友，我甚至一度不敢正视这一沾有战垒手泽的拙著。又过了好几年，不但心情有所好转，还为参加一系列有关秦少游的学术会议撰写了多篇论文，对秦淮海的理解已今非昔比。当时自我感觉身体还可以，旧病没有复发，也未发现新病的征兆。于是便在2013年春申请了一个“《淮海词》选注·心解·集评”的小项目。这一方面想与已经出版的《〈漱玉词〉笺译·心解·选评》一书相匹配，更主要的是想以此新著救赎三十多年前自己对于《淮海词》的某些错解、误导。出乎意料的是，项目申请初评通过上报后，仅仅数月就感觉身体出了问题，反复检查了约半年后确诊，竟是沉疴，还不止一种，需要相继进行至少两种手术……就这样，在我走出了重症监护室数月之后，开始了对于《淮海词》的重新解读工作。

（二）重解的三把钥匙

对于《淮海词》的研究，自古以来，专著不多，但对其名篇的评述、解读，则代不乏人，切中肯綮者却屈指可数。问题首先出在不能正确编年上。为此我曾试着做过多方面的探索，其中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是把握住秦观与苏轼等人的非同寻常的关系，你就会从中发现，一些字面上是写艳情的词作，实际则是与二苏、黄庭坚等良师挚友交往、会面、饮别的产物。苏、黄不少作品的编年都比较准确可靠，比如，苏轼于元丰七年由黄州去泗州，经楚州，过淮时与秦观饮别作了一首著名的《虞美人》（波声拍枕长淮晓）词。此词不啻情感格外深挚动人，其中更有脍炙人口的名句——“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作为仰慕者，面对感情色彩如此浓烈的词作，秦观不会无动于衷。顺着这一线索便不难发现，《淮海词》中调寄《望海潮》（奴如飞絮）的“相沾便肯相随”句，岂非苏、秦关系的真实写照？而“匆匆共惜佳期”、“才话暂分携”、“画舸难停，翠帷轻别两依依”诸句，不正是秦观对于上述苏轼《虞美人》词的动情回应或赓和吗？

再比如，对于秦词《临江仙》（髻子偎人娇不整）的系年，竟有青年时期、绍圣年间，至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当然对其题旨的理解也大不相同。有的说这是词人于绍圣年间被贬离京师，途经邗沟，事后回忆与家人告别的情景。持此说者是不知还是忘记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秦观及第后旋即回乡接家人一同赴任。无论在蔡州还是在汴京，都是一大家人在一起艰难度日，有时甚至到了举家食粥的地步，也没有分开。从汴京到处州，在处州被“削秩”徙郴州，起初仍然是全家一同前往，直到浙西，因为不堪家累才不得不分开。此事的来龙去脉详见于词人稍后所做的《祭洞庭文》。此文写得沁入肝脾，过目难忘。可以肯定地说绍圣年间秦观并无在邗沟别家人并与其妻的那番哀感顽艳之事；再从词的用语和风格上判断，被贬后秦观已无心于“艳情”的书写，填词的方法，也由“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转向张 所说的“亦是一法”的隐括法（关于此法详见下文）。那么怎样才能找准此词的写作时间呢？此处仍然离不开对于苏、秦关系的把握，只是这里的“苏”不是苏轼而是苏辙。

苏辙因以现职为在“乌台诗案”中被贬黄州的兄长赎罪，自愿贬监筠州酒税，路过高邮。秦观不以罪臣之弟为讳，殷勤奉陪了两日，临别送至邵伯埭。彼此除了诗歌唱和，秦观还写了一首比起苏辙自己更为拿手的词，就是这首《临江仙》。此事发生在有确切记载的元丰三年（1080）的寒食节前夕。于是这首词的编年和题旨也就迎刃而解了。

总之，把握住苏、秦间的特殊关系，就像获得了一把开启《淮海词》的金钥匙。所幸我在早年参加苏轼学术研讨会时，曾撰写过有关“苏、秦交游”的习作。现在看，此作虽有不尽人意之处，但对此次“重解”的编年部分还是提供了便捷，助我初步攻克了《淮海词》一向编年错乱的难题。再者，所谓“苏、秦”的“秦”，往往与“苏门四学士”、“六君子”相关联。“四学士”中，与秦观有着千丝万缕关联者莫过于黄庭坚。

比秦观只年长四岁的黄庭坚，却早在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登第，洵为史上罕见的少龄进士，又兼擅行、草、楷书，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宋书四大家。这些已足以成为秦观顶礼膜拜的对象，加以与秦观沾亲带故的高邮进士孙觉（字莘老），既是秦观所景仰的长者，又是黄庭坚的岳父；孙觉又介绍秦观结识了黄庭坚的舅父李常（字公择）。秦观与黄庭坚关系之亲密可想而知。元丰三年，黄庭坚赴京师改官，路过高邮，“特往访秦观。二人互相倾慕，欢聚二日，互赠诗文，其乐融融。山谷并为之书写秦自作之《龙井》、《雪斋》两篇记文。将其寄给钱塘僧人，以之摹勒入石”（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由此可知，《八六子》（倚危亭）一词，并非秦观真的与哪个情侣间的艳情抒写，而是为此次送别黄庭坚“打并入艳情”而作。这是笔者重解《淮海词》所使用的第二把钥匙。

第三把钥匙涉及扬州的两位知州。一位是鲜于侁（字子骏），其于元丰三年（1080），始知扬州期间，秦观与其过从密切。在鲜于侁知州六十岁生日时，秦观上《鲜于子骏使君生日》诗深表贺忱，由此可知《梦扬州》（晚云收），则当是词人与鲜于氏离别后所作。其所梦是“鲜于扬州”这个人，而不是“扬州”这座城市，更不是此城中的哪位恋人、良俦。

另一位是元丰七年（1084）始知扬州的吕公著。对于“吕扬州”，词人除了多次上书干谒、投奉诗文外，《满庭芳》（雅燕飞觞）一首，则是词人有幸被邀出席知州吕公著所举办的茶会所做的一首咏茶词。对于此词的编年，有的专著不予置论。另有至少三种不同说法：一是“元丰二年（1079）秦观在会稽，常与郡守程公辟燕集，此首茶宴词当作于此时”。二是“此首写茶宴，约作于元丰六年前后，词中之使君当指扬州知州吕公著”。三是“这是一首书写筵间欢乐之情的词。从上片起首三句看，此词或作于蔡州”。经过反复斟酌，这里采纳的是第二种说法。

综观这次“重解”过程，除了反复使用的这三把钥匙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小伎俩。有时可以根据某地的特有生物进行编年，比如有的专著将《木兰花》（秋容老尽芙蓉院）系于元祐年间所作，而拙“重解”则根据一定的生物学知识，从而确定，秋天开花的是木芙蓉。而在我国遍地种植木芙蓉的地方：一是四川成都被称为“芙蓉城”；二是湖南全省被称为“芙蓉国”。四川成都秦观从未涉足。其由处州贬郴州，所行经的三湘大地，每到秋季则芙蓉花开遍地香。所以将此词系于绍圣三年（1096）秋是有理有据的。

对于任何文学作品而言，只有编年可靠才谈得上正确理解。对于像秦观这种一生遭际悬殊，命运、心态起落变化极大的人物来说，其词作编年的可靠与否尤为重要，所以本书格外看重对于作品的编年。当然，话说回来，我不敢保证对于《淮海词》的每一首编年都那么准确无误，但是我想表白的是，自己尽到了最大的努力。

（三）秦观作词的四种方法

这四种方法的发明者和使用者，不是别的什么人，都是秦少游。而发现这四种方法及其使用奥秘者，则各有其人。说来话长，简而言之，四种方法分别叫作“打并法”、“隐括法”、“脱壳法”和“障眼法”。

第一种“打并法”，是四种方法中最重要的独步“一法”，发现者是常州词派理论家周济（1781—1839）。周济，字保绪，号未斋，又号止庵，别号介存居士，江苏荆溪（今宜兴）人。嘉庆十年进士，官淮安府学教授。其《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之附录（一）的《宋四家词选·秦观〈满庭芳·山抹微云〉眉批》云：“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又是一法”。这是针对原先人们多以为“山抹微云”一词，是秦观如越省亲时，东道主在蓬莱阁设宴款待，秦观于“席上有所悦”而作。周济则认为这是秦观“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并不是专为他喜欢的那个歌伎所做的艳情词。至于在这里“打并”的是秦观的何种“身世之感”，周济没有明说，后人讲解此词者，多以为此系表达词人为落第而产生的伤感云云。而本人则运用所掌握的苏、秦关系的这把钥匙，从而破解为：原来“打并入”这首所谓艳情词的，竟是秦观心目中的偶像苏轼身系“乌台”囚牢，命悬一线这种天大的祸事。而对于苏轼的同情和牵挂，在当时又是大忌大罪，所以只能借助“席上有所悦”者说事儿。其他详情请参阅本词的“心解”部分，兹不赘言。有了这种“重解”实践，便不难发现《淮海词》中的多数艳情之作，用的都是这种“打并法”，而不是秦氏其人真的那么钟情于歌儿舞姬！

第二种“隐括法”,“隐括”，亦作“檃栝”，就是将某种文体原有的内容、词句加以剪裁改写。秦观的小同乡张 ，字世文，号南湖居士。明武宗正德八年（1513）举人。八试不第，所“著《诗余图谱》，词家以为指南”（钱谦益语）。其于宋代词人，提出豪放、婉约之说，对后世颇有影响。他还曾就秦观《江城子》结拍三句云“词人佳句多是翻案古人语，如淮海此词‘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可谓警句……自李后主‘问君能有几多愁，却（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变化。名家如此类者，不可枚举，亦一法也。”（张 鄂州刻本《淮海集·长短句江城子（西城杨柳弄春柔）附注》）。这里所谓“翻案古人语”、“变化”、“亦一法也”，就是说秦观的“便做春江都是泪”以下三句，是从李煜《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两句变化而来的“警句”，张 称为“亦是一法”，笔者认为这实际就是文学创作中一种常见的方法——隐括法。这一方法在《淮海词》中曾反复被使用。比如《调笑令十首并诗》其八《采莲》的“诗曰”和“曲子”都是从李白《采莲曲》隐括而来。再比如《八六子》下片的“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隐括的是杜牧《赠别》诗的“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两句；《满庭芳》下片的“豆蔻梢头旧恨，十年梦，屈指堪惊”三句，则是隐括了杜牧《赠别》诗的“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和《遣怀》诗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诸句而成。在此，笔者很想说几句老王卖瓜的话：早在约五百年前张 就郑重其事地指认秦观作词的这一重要方法，竟一直未被当回事儿，笔者则在此次“重解”时从中受益匪浅。因为被隐括而从中取意的悉为早有定评的名篇名句，这对帮助我们正确理解存有异议的秦词大有裨益。

第三种“脱壳法”，即是金蝉脱壳的简称。原意是比喻用计脱身，这里用以掩盖不便公开的真实用意。比如《河传》上片前三句“乱花飞絮。又望空斗合，离人愁苦”，字面上看，只是落花飞絮在空中飘舞，像是为离人拼合愁苦的意思。实则“望空”一语大有文章，其原意则是骂当权者无所作为，只知签署罗织罪名的文书！笔者如此理解并非望风捕影，而是有着坚实的训诂依据。因为“望空”在魏晋之际，称为官者只署文牍，不问政务者。干宝《晋纪总论》云：“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吕延济《注》:“望空谓不识是非，但望空署白而已。”再比如，关于《如梦令》（楼外残阳红满）一首，以前的注释和解读大都几近似是而非，问题主要出在对于“桃李”、“肠断”等故实的忽略上。而笔者将其视为脱了壳的故实，而不仅是指春天的桃李之花。至此不难断定此处用的是“门墙桃李”抑或“苏门桃李”之故实；“肠断”则是出自《世说新语》的那个著名故事。不是说大话，请诸位对比一下，古今有哪一家作出过如此新颖到位的解读？

第四种“障眼法”，这里指在现存七八十首可靠和较可靠的《淮海词》中，大量存在着类似暗号、密码一类的语句，这是为词人动辄得咎的恐惧心理所决定的。比如《满庭芳》（山抹微云）中的“香囊”、“罗带”等，字面上说的是词人与“席上有所悦者”之间的信物交换，实际极有可能是指词人与其所仰慕的苏轼的暗中书信、诗文往来，或以高邮土特产寄赠之类的事。再比如，“佳期”一语先后在《阮郎归》（宫腰袅袅翠鬟松）、《望海潮》（奴如飞絮）等词中反复出现过多次，还有“佳会”、“高会”、“佳人”、“佳欢”……凡此种种多半不是指词人与哪个歌姬舞女的“青楼”之会，而主要是词人与苏轼、苏辙、黄庭坚以及吕扬州、鲜于扬州等心仪者的“高会”、“佳欢”。还有诸如“落花流水”、“落英无限”云云，字面上是所谓的“景语”，实际是指绍圣年间元祐党人被贬后，犹如风流云散的人事现状。

实事求是地说，在周济和张 的启发下，笔者所发现的秦观作词的上述第三、第四种方法，对于这次“重解”工作大有帮助，特别是对于词中一些暗号、密码的破译，不仅有助于对词旨的正确理解，还为词人的人格名声提供了不少正面例证。从而越发感到自古至今人们对秦少游其人其作存在着严重的误解和曲解，当然更有不少至今难以解开的疑窦，请看下述分解。

（四）误解和疑窦

总的看，今人对秦少游其人其作的解读，正面大于负面，成绩可观。这在本拙著中多所涉及，不再赘述。这里所说的误解和疑窦主要是发生在两位古人身上，一位是李清照；另一位是曹雪芹。

李清照对于《淮海词》的误解和负面评价，主要见于其《词论》中的这样一段话：“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这段话的不实之处，在于秦词并不都是描写男女之恋的“专主情致”的爱情词，即使这类词中也不乏“故实”；至于在《淮海词》中占有相当比重的登临怀古词，其所用“故实”，几乎多到“无一字无来历”的程度，本书中对于《望海潮》（秦峰苍翠、星分牛斗、梅英疏淡）诸词的注释中深感所用“故实”之繁多，说明这是李清照对于秦词的莫大误解。至于造成这种误解的主要原因，早已在题为《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详见《词学》第十五辑）的拙文中有所辨析，兹不重叙。这里急于弄清楚的是曹雪芹对秦姓和秦观的态度如何、《红楼梦》及其男一号与秦少游的关系如何等等，这是多年来一直令我感到十分困惑的问题。

笔者之所以认为曹雪芹及其《红楼梦》与秦少游有着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关联，并非空穴来风，更不是哗众取宠和标新立异，而是在几十年的读曹红、解秦词的过程中，有着以下多种意外的发现和由此引发的两大难解的疑窦：

其一，早年，当我从有关曹雪芹生平的考证文章中得知，“雪芹”二字分别藏在苏轼《东坡八首》其三的“泥芹有宿根……雪芽何时动”、苏辙《新春五绝句》其一的“园父初挑雪底芹”之中，并未在意。此次“重解”，在使用第一把钥匙时，油然想到，曹氏之字，既与二苏有关，而二苏与秦观则有“同升而并黜”，也就是《红楼梦》中所谓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密切关系。那么，曹氏及其《红楼梦》与秦氏有着某些关联则极有可能。况且，秦观，初字太虚，“太虚”二字又是《红楼梦》开篇之重笔，曹、秦之关联，岂非不言而喻？

其二，此次“重解”并非仅仅就词论词，而是或浏览，或细读了有关秦观的家世、乡望、交游等多方面的文献资料，从而进一步得知秦、贾青少年时代的家境有所相似之处。他们均生活在一个已经败落、入不敷出的大家庭中；二人的性格禀赋相似，都是心实口快、风流潇洒、对客挥毫、出口成章；对女性的态度，与女性“亲昵狎亵”的关系，均堪称情到近痴的地步。另外二者的为人处事，兴趣爱好，热衷交游，一天到晚无事忙等，说他俩是孪生兄弟，可能有不尽相符之处，若把贾宝玉看作是以秦少游和曹雪芹两人为模特儿所创造的艺术形象，是否比所谓“明珠家事”、“作者自传、自叙”诸说，更靠谱一点呢？

其三，《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多愁善感、命运多舛、才华横溢，这又何尝不是秦观其人的形象写照？其自称“风流寸心易感”（《沁园春·宿霭迷空》），岂不正是黛玉性情之基调所在？不仅如此，就黛玉的几篇代表作《葬花吟》、《桃花行》、《秋窗风雨夕》等不仅其基调与《淮海词》中的后期之作几无二致，甚至像《枉凝眉》的“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与秦观《江城子》结句的“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岂非同一机杼！更可佐证曹之于秦有所借取的是对于“诗谶”的运用。“谶”是指事后应验的话。所谓诗词之谶，就是诗词中写有事后应验之事。比如，秦少游在处州时所写的《好事近·梦中作》一词中有“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的语句，数年后词人便死于藤州。时人和后人皆以之为诗谶。看来曹雪芹笃信此类诗谶之说，其借林黛玉之手所做的上述“行”“吟”，人们不约而同地认为其中带有诗谶的意味，比如《桃花行》不就是为寿命短如桃花的林黛玉所做的带有象征性的预言吗？当然，与总体上秦观不能与曹雪芹同日而语相类似，对于“诗谶”的运用，曹氏亦有青蓝超迈之胜，他甚至在其巨著中将“诗谶”作为一种反复使用的写作手法，比如“金陵十二钗图册判词”、“花名签酒令”中，已不都是像《淮海词》中的那种“凶谶”，更有像蒋玉涵所行令语、曲子，以及《花名签酒令·桃花》那样预示蒋、花（袭人）二人美好姻缘的“吉谶”。

其四，或许因为曹家的远祖曹彬是北宋初年的大将，屡立战功，统帅大军攻破金陵，灭南唐，生俘李后主，且不妄杀掳掠，官至枢密使，值得后世子孙引以为荣。《红楼梦》中“祖宗”般的主要人物的身世、行事、作为，竟然很像是与宋朝人物有关，其中贾母其人尤为近似。她出身名门，年高福大，威权并重。每逢“老祖宗”一出场，笔者常常联想到北宋的太皇太后高氏其人。她从英宗言听计从的皇后，到神宗的母亲，哲宗的祖母，长期垂帘听政，大权在握。在她听政伊始，苏轼在短短的数月内竟连升三级，官至礼部尚书。这位高氏太皇太后，对于苏轼及其门人的庇护、擢拔，与贾母对于宝黛等晚辈的爱抚、娇宠，不仅多有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说她俩充当的都是保护神的角色。作为先后在信史和文学史中非常罕见的两位老祖母，后者之于前者，很可能存在某种瓜葛，况且在高氏去世后，秦观还动情地写过《大行太皇太后挽词二首》呢！

其五，对于秦观有所误解的古人，除了以上提到的李清照和曹雪芹，还有一位南宋人曾慥，其所裒编的《乐府雅词》中，竟然没有一首《淮海词》入选。这至少是对于秦观作词的独步“一法”缺乏认识而造成的一种误解。但从另一方面看，编者声称不收“谐谑”，反对“软媚”不雅之作，从而将秦词摈除在外，这又有无可厚非的一面。因为在《淮海词》中确实有一些俚俗、“谐谑”、“软媚”不雅之篇，甚至还有一些淫媟、狎昵之作。这对于《淮海词》来说，自然是一种缺陷，对于此类等而下之的词作本书也未加评注推广，只作为附录备案而已。但对于由各色人物构成的《红楼梦》来说，秦观的这类作品，又恰好是塑造某些世俗角色难得的素材。比如，在冯紫英家宴上云儿行令之后所唱的小曲中的什么“豆蔻花”、“虫儿”、“打秋千”；薛蟠所行之令、所唱之曲等，几乎都是秦观《迎春花》一类词中寓写男女交媾行为的翻版！10

其六，在秦观供职秘书省大约三年的元祐八年（1093）所写诗中，至少有三首颇可玩味，一首题作《春日偶题呈上尚书丈丈》曰：“三年京国鬓如丝，又见新花发故枝。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已多时。”诗题中的“尚书丈丈”是尊称当时的代理户部尚书钱勰，字穆。钱氏看到秦观的这一上诗，在馈赠他两担米的同时还有所赓和，其中一绝句云：“儒馆优贤盖取颐，校雠犹自困朝饥。西邻余禄无多子，稀薄才堪作淖糜。”看来这首绝句是秦观对于钱尚书赠米和所附次韵诗之后，所写的题作《观辱户部钱尚书和诗饷禄米，再成二章上谢》的赓和。细绎两家之诗，尽管不无玩笑、哭穷之嫌，由于这件事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么曹雪芹之友所谓“举家食粥酒常赊”云云，该是上述秦、钱赠答诗影响之所致，还是纯属偶合呢？笔者则以为前者的可能性更大！还有曹著之被毁、被禁，与苏门及其桃李论著的遭逢也几乎如出一辙。

其七，在秦观任蔡州教授期间，苏轼等人曾举荐他晋京应贤良方正制科。反对派便奏劾秦观结交营妓、挑逗畅道姑等等所谓不端行为作把柄，这使得秦观仕途一再受挫。由此不难联想到，贾宝玉“大承笞挞”的导火线，也不外乎由其结交琪官、云儿等的“不肖种种”为把柄。由此可见，贾、秦其人之“正”、“邪”两面均不乏吻合之处。

其八，早些年，当我看到有论者提出的：秦少游梦中题《维摩诘像赞》可能对红楼梦中的“梦游太虚幻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对此我当时未曾在意。现在看来，这也是一个值得深究一番的问题。还有我依稀记得《红楼梦》中的一些诗句，诸如“天上碧桃”、“日边红杏”、“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等，无一不是《淮海词》中司空见惯的意象和诗句。

以上八条，虽未必条条可取，但总觉得《红楼梦》的成书，得益于秦少游其人其作之处不在少数，但书中对秦姓人士所抱态度，却一直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有时隐约感到曹雪芹对秦姓人家可能有偏见，从而产生了以下两大疑窦。

疑窦一，在第二回中，作者将秦少游与秦桧等人都列为“正邪两赋之”的人物。对秦观来说这已经是不小的误解，更令人纳闷的是我们在书中找不到任何对秦观“正赋之”的一面，看到的只是第五回中秦可卿卧房壁上，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副对联，其联云‘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袭人是酒香。'”专家们早已指出，此联语并非出自秦太虚的手笔，显然是曹雪芹的越俎代庖。那么曹氏为何要将这一假冒的货色强加于秦太虚呢？难道秦观货真价实之作不足以选取吗？恰好相反，现存数十万言的《淮海集》不愧为文备众体的重要典籍。仅以其词而论，数量虽然不算多，却足以与苏轼、李清照、陆游、辛弃疾等大家、名家并驾齐驱。比如其《满庭芳》（山抹微云）、《八六子》（倚危亭）、《望海潮》（梅英疏淡）、《千秋岁》（水边沙外）、《鹊桥仙》（纤云弄巧）、《踏莎行》（雾失楼台）等无一不是词史上的压调之作，即同调词中写得最好的。对于秦观的这类一向脍炙人口的“正”的、好的作品，在《红楼梦》中虽然时有变相隐括或借取之处，但却不是用来往秦观脸上贴金，竟然捉刀代笔写了如此香艳侈靡的一副对联，借以向秦氏脸上抹黑。人们不难看破这显然是为了证明秦可卿的荒淫腐朽是与其老祖宗一脉相承的。对于秦可卿其人，作者谓其“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好事终》）。她与公公通奸，还有养小叔子（贾蔷）的嫌疑，最后像杨贵妃那样不得好死。尽管书中对她有一些夸赞的话，但到了儿还是认为她是“宿孽”的总根子。

疑窦二，如果曹雪芹只是把一两个秦姓人物写得很不堪，倒是无甚疑窦可言，问题是《红楼梦》前八十回中充其量只有七人姓秦，其中至少有六人竟一个比一个糟糕。应劫而生的秦桧不用说是个大奸臣；秦业，所以“名业者，孽也，盖云情因孽而生也”（见脂评），竟被亲生儿子气得旧病复发而死去；秦钟，即“情种”，其夭逝本身即意味着孽债深重的应得报应，亦有可能借秦钟之死，对于“瞻情顾意”和“许多关碍处”，也就是类似后世所谓的“关系网”和“走后门”的依恃和讥讽；秦显其人不得而知，但秦显女人却是一个乘柳家母女之危，通过贿赂急于往上爬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司棋是一个十足的另类人物，她到以柳嫂为厨头的厨房去寻衅闹事、私藏有12伤“风化”的绣春囊，最终被“因孽而生”的“情”断送了性命，原来她也姓秦，因为“秦显女人”是她的婶娘。

总之，在《红楼梦》中，几乎可以说“秦氏一姓无好人”。按说，几乎同在“秦淮风月”氤氲中生长的秦、曹二人，本应具有异代同乡之谊，况且《红楼梦》之所以堪称诗性最佳的小说，与其对于包括秦观在内的历代文化典籍的精心吸取密不可分，怎么反倒有某种携隙报复之嫌？对此，在我寻求为什么的过程中，想到了这样一件事。

21世纪之初，在无锡举行秦少游学术研讨会时，会议组织去寄畅园参观。一进大门，行走在西部的假山、竹树之中就有置身于“大观园”之感。到了东部的锦汇漪则有倚栏观赏鱼藻之乐。之后逐步登高，举目一望，惠山、锡山及其他诸般风景佳胜之处尽收眼底，比神游大观园更别具一番情趣。原来这座名园到了曹雪芹时代已成了无锡秦氏家族的私人园林。而盛极一时的江宁织造府邸则日渐荒芜，仿佛是秦家取曹家而代之。实际上雍正登极不久曹家即被革职查抄，从此一蹶不振。这当中秦、曹两姓人物之间的关系如何我不得而知，然而《红楼梦》中将“秦”谐之为“情”，而“情”又被视为“宿孽”和“败家的根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上述八条拙见和两点疑窦，绝不是想贬低曹雪芹，而只是想通过各种途径，为秦淮海辩诬，从而对其作出切实可信的评价。

本书的第三部分着重指出了在朝廷将被秦观所仰慕的苏轼捉进“乌台”牢狱的背景下，秦观为表达对于苏轼的深情，开始采取了“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的“一法”作词，这实际上与曹雪芹所惯用的将“真事隐去”，以“假语存焉”从而给人以“大旨谈情”之表相，洵为大同小异。《红楼梦》的写作方法，又何尝不是将其身世之感，乃至“伤时骂世”之慨寓于四大家族的兴衰和儿女情事之中，难道这不是秦观及其论著对于曹雪芹及其《红楼梦》的某种影响所致吗？曹氏对于秦氏一姓及其沾亲带故者又为何几乎悉以“邪赋之”呢？

一言以蔽之，曹雪芹将秦观划到秦可卿那一类人物的行列，虽说都被视其为“情痴情种”，但对秦可卿尚且“正邪两赋之”，而对秦太虚则无一“正文写照”，这是为什么？基于我与《红楼梦》曾经有过一丁点儿瓜葛^①，所以尝于暗中借陈老总说过的一句玩笑话给自己鼓劲。陈老总在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后风趣地说：我在元帅中是一名作家诗人，在诗人中又是一名元帅。再者，吕启祥教授的治学之路也很富于启发性。她本来是学习、教授鲁迅课程的，后来参与整理、研究《红楼梦》，从而写出了由启功先生命名和题签的《红楼梦开卷录》的大著。在我春秋尚富的中年时期，读了此著，油然生发了由对《淮海词》的解读，寻求一种对《红楼梦》的别解。但是又苦于自己对于“红学”所知甚少，所以特请杜书瀛、李玫为之审阅。在听取了二位高见后，如有必要我再请红学界的老友帮忙定夺，集思广益，争取解开上述疑窦。

对于这点瓜葛，长话短说：一次陈毓罴先生挺严肃地问我说“你喜欢读《红楼梦》吗？”我连声回答喜欢，喜欢！陈先生是《红楼梦研究集刊》的负责人之一，便向我约写一篇稿件，并为我出了一个题目，即将阿英所编辑的一本《红楼梦》戏曲集中，一些主要折子戏的改编得失加以评骘。因为涉及《红楼梦》中的主要和比较主要的约十几个人物，这样我必须对《红楼梦》进行补课。大约是在稍后的一段时间，我又应约撰写《两宋名家词选注丛书·淮海词》一书。这样秦观、曹霑；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秦可卿等人物、事件，以及《清明上河图》和“大观园”中的诸般风情、场景，在我脑海中交替浮现，遂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些联想对比。平心而论，三十多年前的我，既对秦观及其著作所知寥寥，对于《红楼梦》更几乎是门外汉。但是在同一段时间内，交替撰写两方面的书稿，恐怕至今也只有不才一人。所以上述我的八点“发现”和两点“疑窦”的产生，洵为事出有因，不是空穴来风，故弄玄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