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萌

吉林师范大学素有研究满族历史文化的传统。近些年来，以满族家谱的搜集、整理、研究为中心，逐渐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2013年以来，学校以满族语言文化专业博士点建设为契机，把满学研究作为学科建设重点方向，积极延聘海内外知名学者担任专职和兼职教授，在推进满文教学、培养精英人才、开展专题研究等方面成效显著。2017年7月满学研究院的成立，为此项事业的发展搭建了更为坚实的平台。

满学研究的发展，离不开国际视野的拓展。2015年9月，学校成功举办“国际满学青年学者论坛”，主要议题包括：满蒙汉多文种档案的利用与研究、八旗制度与八旗社会、满蒙汉等多民族关系、国际视野下的满学研究。2017年8月，顺利举办“国际满学研讨会”，是近年来满学界的一次盛会。

满学研究的发展，离不开学报编辑部的鼎力支持。从80年代初的《松辽学刊》，到后来的《吉林师范大学学报》，几十年大家携手共进。正是在编辑部几代同仁的辛勤耕耘下，才有这片学术沃土的争荣锦绣，勃勃生机。值此吉林师范大学60年校庆之际，满学研究院与《学报》编辑部合作，将5年来发表在《学报》“满族文化研究”专栏的论文结集出版。这既是对以往精诚合作的一次总结，又是对共同缔造未来愿景的一个展示。完全可以预期，我们的合作将拥有更广阔的空间。

本次结集出版的87篇论文，出自海内外几代学人手笔。感谢诸位作者，正是由于你们的积极参与，才有此次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以下，就论文集的基本内容，分5个专题加以概述。

一 满族史与八旗

满族先世称女真。前人研究明代女真，主要关注其社会制度、与中原王朝关系。奇文瑛长期致力于研究明代辽东卫所与辽东地区多民族关系，所撰《边地视野下的辽东女真》一文，重点考察辽东女真与边外女真关系，要点包括辽东女真源流、分布、女真世家的形成与婚姻关系等。作者从“边地”视角考察辽东地区多民族杂居的格局，“华夷杂糅”的文化特色，对深化满族早期史研究、满蒙汉多民族关系史研究均有价值。

明末海西女真叶赫部酋长清佳砮、杨吉砮分居西城、东城，是女真社会“两城政长”制的典型。隽成军、聂卓慧《“两头政长”制下的叶赫部王城内城建制与功能试析》一文，对两城修筑年代、城址规模、布局功能等问题进行考察，并就学界有关东城贝勒（汉译“王”）与西城贝勒的属城之争提出己见。作者将考古新成果与文献史料彼此参证，为进一步认识明末女真社会（满族早期社会）酋长的权力结构、特点，及其在“王城”建制上的反映，提供了新视角。

日本学者绵贯哲郎通过对满汉文献的挖掘，撰为《再论祖大寿与“祖家将”》一文，以辽东祖氏从明军事家族到后金（大清）汉军将帅的深刻转变为中心，探究明末祖氏家族崛起与“祖家将”的形成，及其归附后金（大清）编入八旗的历程。其新意，一是将祖氏家族的崛起溯及祖大寿之父祖承训；二是将祖大寿的军功与“祖家将”集团的形成作了系统梳理；三是阐明“祖家将”归附后金（大清）后虽分隶八旗，其核心集团却归属皇太极麾下，进而促进汗（皇帝）权的强化。

李文益《清入关前的户下奴仆兵》一文，指出户下奴仆群体是后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战争不断升级，奴仆被赋予更多军事职能。他们以“厮卒”身份随主出征，并成为军中一支重要力量。论文有关皇太极组建“奴仆兵”并从制度上加强管理的考察也有新意。

清太宗皇太极曾先后五次征明。其中，天聪三年（1629）第一次征明从喜峰口入塞，直抵京师，从此开启了绕开明山海关入掠中原的新战略。萨出日拉图《1629年爱新国征明行军路线考》一文，利用满、蒙、汉文史料，厘清此次征明的行军路线，对研究清初军事史具有价值。

李小雪《试论盛京五部初设时在上层管理体制中的作用》，对清初盛京五部的形成、职能，与盛京将军、奉天府尹关系，及其在盛京乃至东北地区开发治理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考察，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一个缺项。作者另有《清入关前六部浅析》，可视为本专题研究的姊妹篇。

17世纪至19世纪前半期的东北地区，是以驻防八旗为核心的非汉人社会，同时有少数内地汉人以各种形式不断流入。日本学者柳泽明《清代东北的驻防八旗与汉人——以黑龙江地区为中心》，多角度考察黑龙江地区的汉人是以怎样的形式融入当地社会，并与其他民族集团构筑了怎样的关系。八旗制度是了解清朝国家结构与特点的关键所在。作者另有《八旗再考》一文，通过探讨八旗的扩展和多样性，以及入关后东北地区八旗设置的背景和目的等问题，对八旗制度的整体状况和特性进行进一步分析。

以上论文关注对象不同，但都包含在北方边疆、民族的大范畴内，因而有互补之效。同时还说明，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有助于把这一研究推向深入。

清朝任官制度始终体现“满汉兼用”原则。日本年轻学者神谷秀二《清初官员的品级与升转》一文，对该原则在顺、康年间的制度化，以及康熙帝所起重要作用，加以研究。作者还撰有《清初“纪录”小考》，对清初官制研究亦有拾遗补阙之效。

有清一代，直省驻防旗人分驻各地长达200余年，寺庙作为驻防城内一种特殊的、开放的社会空间，是大批旗民信徒表达精神诉求的重要场所。关笑晶《清代直省驻防八旗寺庙祀神刍议》一文，考察清代直省驻防八旗寺庙内的祀神，分析寺庙祀神来源、武将崇拜以及驻防八旗旗庙特点，以期从一个侧面反映直省驻防旗人的宗教信仰以及旗民关系的面貌。

孙守朋《近代以来清代汉军旗人研究的回溯与反思》指出，汉军旗人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自孟森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迄今，汉军旗人研究成果可观。此方面研究大体分为汉军个体与群体研究。总体来讲，此项研究在不断向纵深方向拓展的同时，也存在对群体阶层关注不够广泛、与其他群体关系混淆等不足。

日本学者杉山清彦长于研究清初八旗史，曾撰《清初正蓝旗考》一文，以莽古尔泰所领正蓝旗为例，探讨领旗支配以及领旗形成过程中姻亲关系所起重要作用。《八旗旗王制的成立》一文则是对前述研究的拓展，即通过考察清初海西四部（“扈伦四国”）各王族编入八旗、并分属各旗旗王的状况，说明此种状况的形成，是基于以往姻亲、从属等旧关系，进而构建新的主从关系。

张建《清代沧州驻防的设立、本地化与覆灭》，利用满汉文档案探寻沧州驻防兴衰之变。前人研究八旗驻防，多焦距于江南或东南，本文另辟蹊径，将畿辅驻防作为考察对象；前人研究八旗驻防，多焦距于“满汉矛盾”，本文则以太平军进逼沧州，当地满、汉、回民并肩血战，最终扭转战局为例，说明“满汉矛盾”（满汉冲突）并非当时主要矛盾。本文不仅拓宽了八旗驻防史研究的视野，对考察近代满、汉、回等多民族关系也有启迪。

八旗协领是八旗驻防的中层官职，前人鲜有研究。顾松洁《清代八旗驻防协领刍议》，以档案、政书等史料为依据，探讨驻防协领的设置特点、选任、职责及其与城守尉关系。以上论文，立足于对满汉文献的挖掘，在选题、角度、观点方面均有新意。

前人研究内务府包衣，认为基于其皇室家仆的身份，多为皇帝宠信，而有更多入仕机会。黄丽君《清代内务府的包衣荫生》一文，结合清代荫叙制度，指出内务府包衣援荫出身，受到内外诸多因素限制，实际难度很大，以致循此途径晋身者比例甚低。

与清代各类官学相异，书院则是民间办学的重要形式。清代书院分旗人书院与民人书院。顾建娣《晚清的旗人书院》概括晚清旗人书院的变化、特点。清朝官办八旗学校中有一类为义学，教育对象是旗人贫寒子弟，教育内容注重多语种翻译，以及传统骑射。柳海松《论清代的八旗义学》，从八旗义学的建立、沿革、管理、利弊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盛京萃升书院始建于康熙年间，与铁岭银冈书院、辽阳襄平书院并称辽东三大书院，对陶融满汉各族文化，曾产生深远影响。关于该书院历史，有刘中平《清代萃升书院历史启示》一文。

清朝统治，重点依托八旗制度，旗地则为八旗制度的重要经济基础，故旗地之荣枯，与清朝统治兴衰所关深巨。前人研究旗地，主要局限于有清一代。王立群《民国时期清理河北旗地过程中拨补租地初探》一文，着重考察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在清理河北旗地过程中，处置拨补租地的背景、方法，以及由此引发的官府、租主、佃户三方间的互动或曰博弈。此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学界对清代、民国以来旗地制度演变的认知，对了解满汉（旗民）土地关系的变迁亦有启迪。

20世纪初，清廷实行新政，编练新军，新军第一镇由京师旗兵练成。此举，既标志清朝军事制度的根本变革，同时预示着腐朽八旗制度的寿终正寝。黄圆晴《最后的“旗军”——京旗常备军组建述论》一文，对新军第一镇的成立背景、宗旨、将弁构成，与满汉亲贵关系，以及辛亥鼎革后的归宿，进行了系统研究。

二 满族文化与萨满教

萨满教是满族传统信仰，并对其传统文化与风俗产生深远影响。台湾青年学者刘世珣《论〈尼山萨满传〉中的清代巫觋治病及其他》认为，萨满治病法术在满族社会扮演重要角色。从心理层面观之，信者认为患病与鬼神有关，只有萨满能与鬼神交往，治愈疾病。在治疗过程中，萨满借各种仪式表达驱除病魔的意义，使患者在心理上以为病根已除，有助病体恢复。从社会层面来看，病家择医行为反映萨满治病的医患关系以及参与者的互动方式。就文化层面而言，治病使用之神服与法器是巫术法力的象征。从政治层面而论，清廷取缔萨满治病背后，反映崇儒重道与黜邪崇正的宗教文化政策。

孟慧英《萨满教变迁研究》，从狐仙信仰、怀玛日祭祀、满族家祭、蒙古族白博、萨满文化遗产等几个方面阐述萨满教变迁的遗存，进而探讨萨满教的变迁特点。王晓东《神化亦或人化——满族“换锁”仪式中的音乐功能解构》，将田野考察所获素材与历史文献考察相结合，探讨东北满族萨满家祭仪式中“换锁”习俗的文化意蕴及音乐功能。张丽红、彭柔《满族乌鸦民俗的“大传统”解读》，探究满族乌鸦崇拜民俗，由乌鸦崇拜溯及乌鸦神话，又涉及乌鸦祭祀仪式。试图说明，满族乌鸦文化源于女性文化模式的作用。以上论文从不同专业、不同角度，展现满族信仰文化渊源、变迁以及意蕴，反映多学科研究之魅力所在。

刘小萌《清代京城满人信仰的多角度考察》，对京城满人信仰世界的内容、特点进行多角度考察，并就满汉信仰之异同，满人内部不同地域、人群、阶层间的信仰差异作了探讨。结语指出，当前学界言及清皇室宗教信仰、祭祀仪礼有一种明显倾向——一味夸大满洲诸帝对萨满教或喇嘛教的虔诚，却无视其对汉传佛教、道教的尊崇，或将某位皇帝（如乾隆帝）对喇嘛教的尊崇，夸大为诸帝的总体特征，均有失偏颇。姜小莉《清代直省驻防满洲旗人萨满祭祀考析》，以青州、荆州、广州三处满洲驻防为对象，考察其萨满祭祀之异同。认为这些散处各地的满洲群体，面对不同境遇，在本民族传统文化和汉文化之间做出适合自己生存的选择。以上两文的共同之处，即都关注满族信仰的内部差异以及造成差异的背景，为研究提供多元视角。

关笑晶《北京福祥寺小考》，就清代福祥寺在联络青海蒙、藏宗教人物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加以考察。本文有助于扭转以往有关清代北京寺庙研究多偏重于名刹大寺，而对中小寺庙关注不够的偏颇。

萨满教研究是一项非常国际化的研究课题，俄罗斯学者的卓越建树学界有目共睹。格列宾希科夫是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满学研究代表性人物。其突出贡献，一是通过社会调查，发现了《尼山萨满故事》手稿，并进行开拓性研究，引起学界对满族萨满教以及满族民间文学的关注；二是搜集整理大量满语口语资料，进而否定当时学界有关满语是“死亡语言”的流行观点；三是撰写一系列调查报告，生动记述满族、达斡尔和索伦村庄状况，包括记录他们的语言。为后人开展东北边疆诸民族研究保留了珍贵资料。庞晓梅《格列宾希科夫和他的满语、民族志与萨满教研究》一文，对格列宾希科夫的学术贡献加以概括和总结，这对了解20世纪俄罗斯满学研究的发展，也有价值。于洋《史禄国和他的通古斯萨满教研究》指出，俄国著名民族学家史禄国的《通古斯人的心智丛》是萨满教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它不仅改变了以往萨满教心理学研究趋向，把萨满教研究引入民族学领域，而且率先对萨满教“精神病理说”提出挑战。他在ethnos理论框架中提出“心智丛”这一概念，并将其运用到对通古斯人萨满教的民族志研究之中，开创了在历史—功能的语境中对萨满教进行理解和说明的范例。

满学研究在欧洲的历史源远流长、成果丰硕，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此却疏于了解。汪颖子《简述欧洲满学研究——兼论清史研究在欧洲现状》一文，对17世纪至20世纪满学在欧洲的发展，分时段、分国别（法、意、德、俄等国）加以综述，并对21世纪以来欧洲满学研究的新动向加以概括，这对拓宽满学界的国际视野很有价值。

关雪玲《慈禧太后入招医生的退食生活》一文，以光绪六年（1880）清廷从各地延揽名医进宫为慈禧太后疗疾一事为背景，以《纪恩录》《北行日记》为基本史料，从论症制方、交游、消遣娱乐、宫外诊疗四方面考察入京医生闲暇之余的生活境况，在研究角度上也有新意。

台湾学者赖惠敏、苏德征《清朝宫廷制作黄铜技术与流传》，依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研究清朝宫廷技术与流传。该文认为黄铜是清廷制作器物的主要材料。乾隆时宫廷造像规模盛大，北京成为供应蒙古地区铜佛像、供器的中心。由于宫廷聘用工匠众多，使铸黄铜技术流传于民间，甚至传播到西藏、喀尔喀蒙古等边疆地区，影响深远。

滕德永《嘉庆朝内务府人参变价制度的新变化》，认为乾隆朝内务府确立了人参变价制度，并成为内务府重要财源。嘉庆时期，人参变价在变价途径、变价价格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变化。这些变化，是嘉庆帝统治政策调整的结果，不仅加剧了对两淮盐政的经济掠夺，而且进一步破坏了东北的生态平衡。这是导致道光朝人参变价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

此外，如姜小莉《满族说部中的历史记忆》，范立君、肖光辉《清代满族宗教信仰之嬗递》，薛柏成、孙学凡《清代北京旗人婚姻家庭中的伦理道德观念》等文，均值得一读。

三 满族家族与人物

清代满洲人简称满人，为今日满族的先民。满人的姓氏与命名，是其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曾被清朝统治者提到“满洲根本”的高度而极力维持，但在汉文化影响下仍不免发生深刻变化。刘小萌《清代满人的姓与名》，依据清代官书、契书、碑刻、家谱、私家笔记，对清代满人姓氏命名系统，从七个方面作了初步考察。旨在说明：满人的姓氏命名系统，在内容上具有丰富多样、时间上具有流变性强、受汉文化影响强烈等特征。这些特征的形成，与满人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社会发展的独特环境、外部条件的多样性以及满汉文化日益陶融的发展趋向，是分不开的。迟至清末，满人的姓氏命名系统，仍在一定程度上保存着自己的特征。这不仅是满人有别于其他族人的一个文化符号，也是其实现自我认同的重要依据。

定宜庄《关于清代满族妇女史研究的若干思考》，认为清代满族妇女史研究，要注重满文史料的重要作用，与八旗制度的紧密相关，并且要运用社会性别理论，这些思考对加强满族妇女史研究具有启迪。

刘金德《论满洲瓜尔佳氏索尔果家族与满洲异姓贵族之婚姻》一文，以索尔果家族为对象，探讨满洲贵族的婚姻形式、特点及影响。吕晓青《鄂尔泰“朋党”考辨》，认为乾隆初年鄂尔泰“朋党”案不能成立，是乾隆帝为打击鄂之强势家族势力而铸就的伪案。孟乔芳是八旗名臣，文治武功，均有殊勋，由此跻身于八旗世家。关康《论八旗汉军世家的兴衰——以孟乔芳家族为例》，以孟氏家族为典型个案，考察八旗汉军世家在清代的发展。孙浩洵《黑龙江将军那启泰降革案探析》，对黑龙江将军那启泰在嘉庆年间两次降调革职的原因进行探讨，认为那启泰官场失意，与其受到属下官员挟制有关，以此为切入点，分析嘉庆帝、黑龙江将军、将军属员三者间的关系，对了解清代东北官场生态有价值。

此外如许淑杰《纳兰心事几人知？——历史维度的解析》，孙明《浅议满族词人纳兰性德》，王立《纳兰性德故国怀古情结的历史解析》，孙艳红、李昊《纳兰词中的儒释道文化现象》等文，对著名词人纳兰性德从不同侧面加以解析。

四 边疆与民族

西方族群概念介绍到国内后，引起学界广泛关注。讨论热点之一即“族群”定义及其与“民族”关系，以及可否用“族群”一称取代“少数民族”。华人学者沈培建《“族群”：一个被误解和误用的概念》，以美国族群社会为例，阐述其族群研究的时代背景、研究趋向与理论局限。指出：西方多种族民族国家的“族群”概念，并不适用于同种族民族国家的中国社会。本文之所以富有启迪，不仅在于作者持有的独立观点，还在于其所倡导的，当中国学者面对西方理论和概念时所应持有的正确态度，也就是文末所总结的：“在比较、对照、批判的基础上来决定国外成果是否可以借鉴；坚持研究的原创性和独创性，才能体现出中国社会科学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吴忠良《清中期嫩江松花江流域的人口变迁》认为，为解决来自俄罗斯和准噶尔的威胁，清廷于康熙朝中期起，在嫩江、松花江流域设置了许多八旗驻防与台站；与此同时，民人以各种身份进入该地区。另一方面，出于驻防需求，一部分原住民迁出两江流域。由此导致了两江流域的人口变迁，以及民族构成的变化。

韩国学者金宣旼《雍正、乾隆年间莽牛哨事件与清朝—朝鲜国境地带》认为，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清朝与朝鲜之间发生了多起越境事件，甚至到19世纪末，在双方朝贡关系解体之前，边境违法事件仍时有发生。在这一过程中，清朝政府处理边境事务的立场及态度，包括对越境采参、非法屯垦等问题的处理，前后发生一定变化：从最初的态度强硬转变到后来的较为宽容。本文通过关注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清朝与朝鲜之间的越境事件及雍正、乾隆年间两国外交议题之莽牛哨设汛事件，探讨18世纪清朝如何展开与朝鲜外交关系，进而解析18世纪中期清朝与朝鲜的相互认识及边境意识。

韩国学者李善爱《透过仪礼看皇太极时期对蒙关系以及“外藩（tulergi golo）”概念的形成》，从仪礼角度入手，考察皇太极时期“外藩”（tulergi golo）概念的形成，进而说明该时期满蒙关系的变化。

“乌拉齐”（ulaci）是清代满汉文档案文献中一专有名称，近年来引起学界关注。赵志强曾发表《清代“乌拉齐”初探》一文，认为此词并见于蒙古语、维吾尔语、通古斯语族满语等，因来源不同，在满汉语中所指对象也有区别；在清代文献中，“乌拉齐”（ulaci）作为一种人们共同体出现，常与“锡伯”“索伦”（今鄂温克族）并列4235035。本专栏发表滕绍箴《“乌拉齐”非“民族名称”考辨》一文，认为“乌拉齐”一词源于蒙古语“站丁”之意；满洲统治者将此作为对东北“诸部”（包括索伦、达斡尔）的泛称，并与“新满洲”视同一体；清中叶以后，此称谓已带有贬义。本文之价值，不仅在于对“乌拉齐”（ulaci）一称作出新的解读，还在于如下启迪：即在对满汉文专有名词的审音勘同方面，汉文史料的价值同样不应忽视。

乾隆十三年至十四年（1748—1749），清廷对内蒙古地区实行“封禁”，要求赎回民典地，给还原主，并严禁容留民人和增垦土地。日本学者柳泽明《乾隆十三至十四年的清朝“封禁令”》，对“封禁令”出台始末、封禁令实施、封禁地域及影响，进行深入研讨。

罗布桑却丹系内蒙古喀喇沁左翼（南）旗蒙古人，因撰写《蒙古风俗鉴》而称名于世。小军《民族主义与多元文化论之间——论罗布桑却丹撰写〈蒙古风俗鉴〉的动机》一文，结合清末民初国家制度变革、内外关系诡谲多变的历史背景，系统考察罗布桑却丹的人生轨迹，及其撰写《蒙古风俗鉴》的动机。对全面了解辛亥革命时期多民族关系尤其是一部分蒙族精英的心路历程，具于启迪。

王亚民、李林峰《从〈珲春副都统衙门档〉看官府对乡村的管理》，结合晚清社会历史变迁，考察珲春官府乡村治理模式的阶段性变化，以及民官化、多民族化与近代化进程。对了解晚清东北边疆基层社会管理模式转型、地方政府与旗人、民人关系变化均有裨益。

金明实《清朝时期“燕行”路线及驿站形象研究——以丹东地区为中心》，根据朝鲜《燕行录》中有关朝鲜使节赴清廷朝贡的相关记载，考察“燕行”线路上33个驿站的形制、特点，对了解清代中朝关系与辽东地区驿站制度有价值。

陈文俊《军卫体制下陕西行都司土官身份考察》一文，关注点为明代西北边地土官，作者深入考察军卫体制下的汉官、土官之别，土官、流官、世官关系，土官军户身份诸问题，在此基础上，复将明代西北军卫体制下的土官与西南边疆土司制度下的土官加以比较，指出彼此异同。对全面了解民族杂居背景下的明朝治边制度，也有意义。韩狄、韩天阳《“兵将留守”与十七世纪清朝对索伦部的管理》，针对日本学者有关清朝曾对东北边疆索伦部实行“兵将留守”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清政府对索伦部的管理，初期采取来朝纳贡形式，继而实施贡纳制与旗佐制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并未实行“兵将留守”制。学界陈陈相因的一种观点是，随着辛亥鼎革、民国肇建，“腐朽”的八旗制度已寿终正寝。孔源《清末民初呼伦贝尔治边政策的转型》，通过对清末民初呼伦贝尔变化的阶段性考察，揭示八旗制度在该过程中的某种“复活”，以及这种“复活”对东北地方当局治边政策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此文对学界重新认识八旗制度在东北边疆史中的作用不乏启迪。

另有范立君、袁雪《清入关前东北地区移民述论》，郭培培《清末〈东方杂志〉认识满汉关系的历史语境》，赵令志《济隆七世呼图克图入京考》等文，各有专攻，均值得一读。

五 满文文献与满语（锡伯语）

《西洋药书》为清宫传教士以满文写成的西洋药学著作，全书有三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搜录36个药方。台湾青年蔡名哲《满文〈西洋药书〉第二至第六药方及相关问题》，认为其中诸多药方，传教士可能是以中医学理介绍之；但对于部分药材与技法，则是以满文直接音译。因此，该书可视为中西医学知识体系交流下产生的著作。而这一交流过程，值得深究。

近年来，学界对利用满文等非汉文种文献从事研究越来越重视。关康《域外收藏满文天主教文献三种》一文，利用东洋文库藏《古新圣经》、法国国立图书馆藏《万物真原》和《天神会课》，考察其内容，比较其异同，进而探讨西方传教士运用满文翻译圣经经典的方法、特点。清代活跃于京师的西方传教士出于向满人传教的需要，用满文翻译了大量天主教文献，迄今尚乏研究。本文的发表有助于引起学界对该专题的关注。

杜家骥《清代满族家谱的史料价值及其利用》，是基于自己多年利用满族家谱从事研究的经验之谈，重点阐发满族家谱的内容、特点、史料价值，以及研究心得。对目前方兴未艾的满族家谱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其中，有关满族家谱与其他官私史料的互补关系、满族家谱中女性史料的价值、通过满族家谱考察清代基层社会满汉通婚的实态以及满汉文化融通等内容，对推进满族史研究尤有启迪。

聂有财《满语地名“登登矶”考》，该文参据满文档案及朝鲜史料，就清代东北边疆史中满语地名“deng deng gi”（登登矶）的含义、地理位置、相关史事加以探讨，匡正旧说。袁理《论清代先农坛建筑群匾额中的满文》，以北京先农坛为对象，就匾额制作、匾额满汉文字撰拟，乾隆年间匾额满文的更改（即汉语音译借词改为满语意译词），作了饶有趣味的梳理。

清朝入主中原，先后依据“大统历”“回回历”“西洋历”编制满、蒙、汉文《时宪书》。《时宪书》内容丰富，涵盖天文、地理、节气、军政、历史、生产、生活、礼仪、风俗、占卜、思想、伦理等诸多方面。清廷将《时宪书》颁行天下，既是满洲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标志，同时起到陶融、凝聚全体国人（不分民族不分阶层）文化认同的积极作用。春花《论清代满文〈时宪书〉内容版本及颁发》一文，以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历年《时宪书》满文本为基本史料，对满文《时宪书》的不同版本、其在内容和装潢上的异同、刻印单位与颁发程序等问题加以考察，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研究。

俄罗斯著名汉学家扎哈罗夫编纂的《满俄大辞典》，出版于1875年，在国际满学界一直享有盛誉。该辞典的编纂，除参考康熙朝《大清全书》、《御制清文鉴》，以及乾隆朝《御制五体清文鉴》等诸多满文辞书外，还吸收了在华传教士，尤其以扎哈罗夫为代表的俄国汉学家，对满语满文、清朝社会诸方面的认知，因此具有语言学、历史学、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珍贵价值。而此类研究的特殊难度，在于必须兼通俄文、满文，以及满族历史文化。许淑杰、刘国超《从〈满俄大辞典〉试析扎哈罗夫对满文词汇的理解》一文，就是开展此项研究的一个有益尝试。

清朝统治者奉“国语骑射”为立国之本，视弓马射术为满洲长技。而满洲旗人有关射术典籍，存世者仅常钧《射的》一部。锋晖《满洲射书〈射的〉考》一文，对作者生平、射术流派、射术内容等问题逐一考察，指出清代满洲射术虽受国家体制严格保护，但其内容已非传统“武射”旧俗，而融入大量中原“文射”因素，包括“礼”“道”儒家理念。说明即便是在射术这一满洲传统的核心部分，与汉文化的陶融同样不可避免。这为正确诠释清代满汉文化关系，无疑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典型案例。

张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档案史料价值》，从介绍满文档案的形成与分类入手，重点阐述满文档案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对有志于利用满文档案的学界同仁，具有指导意义。

图伯特（1755—1823），是清嘉庆年间新疆驻防锡伯族名臣。永莉娜《图伯特任职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时期满文档案译释》，从《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中选取图伯特任职领队大臣时期的四件档案加以译注，并就其旗籍隶属，任职领队大臣时间，任职期间主要公务，休致后再次候补锡伯营总管等具体问题加以说明。

满族家谱是研究满族历史文化的基本史料，长期以来，虽历经劫难，存世者尚多，仅吉林师范大学收藏的就达千部。传统家谱整理手段主要依靠人工，不仅费时费力，且有检阅不便诸弊。徐立艳、王辉宇所撰《思维导图软件Freeplane在家谱数字化过程中的应用探讨——以正红旗满洲哈达瓜尔佳氏家谱为例》一文，以满洲哈达瓜尔佳氏家谱为例，探究思维导图软件Freeplane在家谱数字化过程中的应用方法，指出利用现代化手段整理家谱，不仅大为提高了工作效率，对专题研究的开展也提供了便捷手段。

付勇、郭公、锋晖《基于音素法的锡伯文字母划分与拼写的研究》，总结锡伯文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指明以音节为基础的传统识读学习模式的局限，认为应以锡伯文发音音素为基础，结合计算机信息科学原理和特性，研究锡伯文字母符号拼写规则，以期为锡伯文传承开辟新途径。同类论文还有佟加·庆夫《锡伯语言文字“三化”建设综述》。

以上，就论文集内容作了挂一漏万的介绍。可将论文集特点概括为四点。一是研究的国际性。各国学者各有自己的学术传统与特色。经过几代中外学者的辛勤耕耘，这一学术领域早已硕果累累，在继承中求得发展，在创新中不断开拓，通过国际日愈密切的交流把研究不断推向深入。二是研究的创新性，在史料挖掘、研究视角乃至问题意识等方面，多有新意。三是作者对挖掘利用满文档案等史料的高度共识。四是一批青年才俊的脱颖而出。不少论文题目新颖，内容充实，足以彰显学界新锐的蓬勃活力和强烈进取意识。总之，本文集所收论文，是5年来满学研究的一个集萃。本文集的出版，不仅竖起几代学人携手共进的一个新起点，同时也昭示了这一学术领域将拥有更为灿烂的前景。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文集的编纂工作，均由《学报》编辑部负责。感谢《学报》负责人孙艳红、王金茹的鼎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尤其要感谢孙守朋教授，正是由于他的辛勤努力，以及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确保本文集的圆满出版。还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吴丽平副编审卓有成效的工作。吉林师范大学校方为论文集出版提供了经费资助。还有其他参与此项工作的诸位同仁和朋友，在此一并致以最诚挚感谢！

2018年7月于吉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