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科技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崛起，重组了传媒的生态空间，技术知识与经济效益的互动日益加剧，媒介形式日趋多样，内容影响日趋丰富、复杂。在此态势下，需要从“文化自信”的高度来审视新时代高等教育应秉承的责任。

1941年，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指出“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大学所培养的学生需满足“对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有“相当准备”的共同要求。1943年由梅贻琦草拟提纲、潘光旦执笔完成的《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对相关思想也进行了类似的表述：“使教育于适当的技术化外，应取得充分的社会化和人文化。”以梅氏看来，技术化对大学固不可少，但只占有“适当的”位置；社会化和人文化更加重要，在大学应有“充分的”发展。有了社会、人文与技术三者相互渗透的大学，才能为工业化的中国培养出优秀人才。这无疑已著西安工业大学新闻传播学科“文化·技术·市场”丛书之先鞭。

显见，大学应当是时代精神的“折光镜”，是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统一体。科技、经济与人文社会学科的联系与渗透，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相结合，是当代大学应当承担的任务，并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做出的现实贡献。这也正是此套丛书编撰出版之初衷。

用“文化·技术·市场”三个关键词，既能映照当今社会的热点部位，又能自然带入大学在新媒体时代的工作重心。与之适应，本丛书体现三个特点：

其一，情与理的统一。

《中庸》曰：“善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而“中和”被认为是高尚的精神境界。其基点即认为人皆有情，感情的发抒必须与道德规范相吻合。这是我国古代教育理论关于情与理的简洁说明。本丛书中《文化传播的媒介景观》《旗袍：身体与权力的播撒》二作品，前者以媒介变迁为经，文化传播为纬，探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媒介形式变化的特征与后果，以及媒介文化的批判与反思；后者以近代《月份牌》《良友》杂志中出现的旗袍为对象，梳理了其变迁的脉络，并深入探讨旗袍与身体、权力之间的关系。另一作品《镜像·光影·产业：新世纪以来陕西电影产业发展态势研究》旨在研究西部电影的范式创新，确立全新的电影伦理，为陕西电影产业的创新性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以上著作力争做到客观与主观的统一，科学与艺术的统一。

其二，具象与抽象的统一。

我们日常惯于“具象”的思维方式，不过不能忘记科学的“抽象”。抽象从具体出发又高于客体对象，带有普遍性。《文化·技术·市场——“互联网”视阈下的文化品牌塑造与传播》从文化建设的实体案例入手，集中探讨了新时期相关行业产业的发展问题；《品牌·传播·文化》则从畅销书角度切入，思考阐发产业变局中的传播现象。《定位·错位·移位》以1912—1949年西安易俗社在戏曲改良进程中的文化传播为研究对象，通过主体、受众、渠道、内容、效果等方面的社会传播分析，探讨易俗社在改良传播中的得失。

其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

从人类科学史来看，其大体可以描述为：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不断分离与不断融合的过程，而每一次的新融合，就出现了科学上和人文上的双重繁荣景象。人们得出结论：只有科学技术是不够的，还必2须要以体现正确价值取向的人文精神为依托。到20世纪末，科学技术渐渐出现了脱离人文精神的趋势，即在最新的信息网络世界也出现了许多令人担忧的现象。这就再一次告诫人们：科技必须要有人文精神的浸润，由此提出了科技伦理的再建问题。科技伦理是以本国和人类优秀文化作为所籍的，科学家需有了这方面的修养，在他们身上才能体现出可亲可爱的人文浪漫和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

凡举各位著作者，执事孜孜以求，非穷其思、尽其力而不能停也，有感于大家在做一件弘扬优秀文化、守正学术业绩的好事，仅以寥寥数语，表示赞同！希望《文化·技术·市场》这类的图书出现得越多越好！

于孟晨

于未央湖畔

2017年7月仲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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