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国商会调查显示，2011年在华美国企业面临官僚主义、腐败、法律法规不清晰及解释不一致、知识产权侵权及获取许可困难五大制度性挑战。中国地区保护主义严重、运输成本高昂和商业流通体制不畅等问题不仅困扰着外资企业，也影响着中资企业，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内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不合理制度因素的背景下，我国的对外经贸活动极具“中国特色”，难以为他国所借鉴。在出口方面，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出口规模庞大、加工贸易比重高企、出口参与企业结构独特以及“复进口”规模庞大等，均体现了现有制度对资源合理配置的扭曲。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存在着投资产业结构、投资区域以及投资主体三方面的严重失衡现象。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路径与日本相仿，但事实上执行的“现代重商主义政策”却抑制了本国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

中国经济多年的迅猛发展得益于制度变迁，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制度问题。本书认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中产生的诸多问题，源于自身存在的不合理制度因素对企业行为的扭曲。为探讨其中的内在联系，本书以“制度成本”作为理论与实证研究中不合理制度的衡量指标，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研究制度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制度成本本是宏观领域的概念，其对微观企业的影响体现为不合理制度会使企业在生产经营中产生额外支出，本书将主要探讨这种额外支出对企业经营行为产生的影响。

本书的研究目的主要有三个：

第一，拓展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作为该理论的奠基之作，Melitz（2003）的理论前提仍是典型的自由市场机制，本书试图引入影响企业行为的非市场因素，以探讨拓展经典理论的可行性。

第二，考察企业对不合理制度因素的反应路径。政府直接或间接对市场的干预，必然会引起微观层面众多企业的反应。本书希望从理论层面，分析出企业对不合理制度因素影响的具体反应，期待对部分政策的综合影响进行预测。基于Melitz（2003）理论模型基础，本书利用宏观数据模拟了制度约束条件下的贸易行为，进行计量分析，并进行了宏观、微观两个角度的分析。本研究之所以未使用微观数据，一是这类数据较难获得，二是在衡量制度因素方面的局限。

第三，探讨制度成本的测量方法。各国在制度水平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本书希望从外贸发展的角度，对多国制度成本进行量化评估，为未来的制度测量研究提供方法上的借鉴。

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选题视角新颖。从经典模型入手，对Melitz（2003）模型中的贸易成本概念进行外延扩展，引入制度成本变量，对企业内销与出口行为的选择情形进行了分析。详细探讨了多种情形下企业在出口与内销市场中的决策行为，既有对经典文献结论的验证，也有对以往文献结论的补充或扩展。

第二，研究方法前沿。以 Novy（2013）的经典贸易成本测量公式为基础，推导出一国制度成本的测量公式，为测量各国制度因素指标提供了更多参考，为基于外向型经济视角的各国制度水平间的比较分析提供了便利。

第三，研究数据独特。以宏观层面多国贸易关系数据为基础，构建虚拟国家的内贸与外贸关系数据，并利用本书测算的制度成本值进行实证分析，克服了微观层面数据缺乏带来的实证瓶颈。

本书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本章对在理论与实证研究方面主要涉及的文献进行了评述，具体内容为制度与贸易关系文献综述、制度成本与贸易成本研究综述、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及实证研究综述以及产品质量与贸易关系文献综述四方面。

第三章为制度成本及其在中国出口贸易中的影响。本章首先界定制度成本的概念，其次从理论层面分析制度成本对企业贸易行为的影响。制度成本是指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在运转过程中给国家和企业带来的额外支出，在微观上则体现为一国的不合理制度使企业在生产经营中付出的额外成本。无论制度成本的支付是否自愿，一旦存在不合理的宏观制度，新进企业面临的自由竞争市场环境就已经被改变。其他情形相同时，制度成本越大，表明企业不合理成本支出比重越大，即经营中来自制度的干预越大，则企业的寻利行为越容易受到扭曲。

第四章为制度成本对企业贸易行为影响的模型分析。本章将第三章中制度成本对企业的影响引入Melitz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并进行拓展分析。本章将制度成本进一步区分为生产制度成本和沉没制度成本，以变量的方式代入模型中，分封闭与开放两种情形进行理论分析。模型中，制度成本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主要通过生产制度成本与生产固定成本比值的大小来体现，企业的生产成本与边际生产成本均受制度成本的影响。

在理论模型中，封闭情形下制度成本的引入对企业行为产生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部分要素收入转化为制度性漏出，用于支付制度成本，企业和劳动力的收入水平都降低；第二，在制度成本的作用下，企业的异质性由生产率与制度成本共同决定，相同生产率水平的企业不再具有相同的退市概率，市场对企业的逆淘汰成为普遍现象；第三，承担较高制度成本的企业会获得更大的市场垄断权力，市场公平原则被破坏；第四，制度成本的存在会对企业的经营存续产生影响，企业理想经营年限不再为永久或长期，支付较高制度成本的企业更倾向于短期化经营，不利于一国核心优势产业的健康发展；第五，制度成本的真正受益者所积累的大量“制度收入”可能成为一国资本外流的重要来源，加剧本国资本的稀缺，进一步阻碍实业领域的发展。

在理论模型中，开放情形下制度成本的引入对企业产生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出口选择效应不再完全适用。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不高，高效率企业不出口，而且同等生产效率的企业由于制度的影响，有的企业可以在国内获得利润，但有的企业却被迫离开国内市场而进入国外。第二，在国际市场需求替代弹性确定的前提下，国内市场企业面对的市场替代弹性越小，越不利于企业出口。第三，违背企业出口的自我选择性。由于存在自我选择效应，国内市场的企业进入门槛被降低，拉低国内企业的平均生产率水平，参与出口的企业生产率门槛值不受国内制度因素影响，因此出口企业的平均生产率水平较高。但是受制度成本的影响，有大量的高效率企业不参与出口，选择全部内销，这完全源于制度成本对其垄断能力的加强，此结果与出口自我选择效应相悖。第四，企业开展出口的动机被扭转，完全源于其无法克服制度成本，无缘国内市场，而不得不进入国际市场。开放情形下，理论拓展模型亦考虑了中国外贸发展中普遍存在的企业在价格与质量方面对国内市场双重歧视的现象。整体而言，在制度成本的影响下，一国会有大量的企业出口时在价格和质量方面歧视国内市场。理论拓展模型对中国外贸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其研究结论既印证了经典理论的推断，也揭示了制度成本产生的负面影响。

第五章为制度成本的测量。本章从宏观视角尝试对制度成本进行测量，在经典贸易成本测量公式的基础上，推导出一国制度成本的测量公式，并对多国制度成本值进行横向分析。

第六章为制度成本对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本章利用宏观面板数据就制度成本对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制度因素采用第五章测算的制度成本值和经济自由度（IEF）指数两种数据分别设定计量模型，利用OLS、随机效应、固定效应、广义估计方程（GEE）以及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等方法进行计量分析。

第一个计量模型以中国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进口国的制度成本与中国对其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总体不确定，但某些实证方法支持正相关关系。进出口两国的制度相对水平对一国出口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即一国通常会倾向于同较高制度水平的国家进行贸易，这也意味着这些较高制度水平的国家具有较大的贸易规模。多个模型证实，出口国国内制度水平的高低对其双边贸易出口也有十分显著的影响。

第二个计量模型以构建的虚拟国家、企业贸易关系为实证基础。实证分析表明，在企业层面，企业内销与外贸的分配受到国内外两个市场制度水平的影响，在国内制度水平逐步改善并达到一定水平时，会有更多的企业涉足国际市场，这也体现出制度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积极作用。在国内制度水平降低时，消极的制度因素会对企业产生“推力”，促进企业的出口；国内制度不变时，国外制度即使出现恶化，出口规模相对于内销反而会有更大幅度的增长；国内制度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程度高于企业生产率水平的影响。在国家层面，一国的高制度水平贸易伙伴出现较大的制度下滑时并不一定会带来贸易的下滑，表现出贸易规模对制度的黏性；一国各贸易伙伴间制度水平的相对变化会直接影响到该出口国的国际贸易国别分布，制度改善较快的国家会增加更多的进口。

第七章为研究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本书认为，在长期，高制度成本会抑制出口和生产率提高，因此，在未来，中国应对影响国内经济发展的多个制度领域进行改革，打击腐败与寻租，约束地方政府行为，加强法治建设，以便降低企业的非生产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