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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同西方文化、文论思想一起，不断介绍到国内，那时我们把它定位为“西马”。这西马二字，就是说它不是马克思主义原典意义上的文论，它不同于苏联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文论，同时也不是我们中国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形态，于是在我国的主流文化思潮中，“西马非马”，成了一个十分流行的说法。

这个“西马非马”的说法实际上是说，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它们是苏联学者说的“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或是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说的是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同时，这个说法实际上也是说，只有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才是从马克思主义原典意义上发展起来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上面的这类说法，曾使我国心有余悸的学者一时不敢接近它们，即使有所接触，也是抱着小心翼翼的态度。

其实，事实并非如此。近百年来在我国不同时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有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历史发展的具体需要而建立的、与时俱进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它们在社会的实践过程中，总能指明社会发展的道路，拨正社会发展的航向，或是挽救革命于颓势，或是促成了我国社会的飞速发展。与此同时，还存在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左”派幼稚病，甚至“左”倾的、以极“左”形式出现的教条化了的东西，在一个时期内，它们都被称作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可是它们在实行过程中，在改造社会中，都曾给中国革命与社会发展进程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失，甚至重大的灾难。20世纪70年代末，识别与检验不同形态、不同倾向而一时都被叫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那就是社会实践。正是社会实践这一唯一标准，使人们辨别清楚了什么是教条主义与极“左”思潮，最终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不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原典意义上的文论，就这点来说，的确“西马非马”，因为原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只能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作一次。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不过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原典出发，结合西方各国所处的具体社会的、文化文艺的实践而进行阐发和创造的理论，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重新的解读。由于国情不同，文化传统有别，社会问题有同有异，特别是受到各种各样的社会、哲学思潮的交叉渗透和影响，因此它们形态多样，学说纷呈而显得十分驳杂。国外马克思主义学派并没有在各自的国家社会生活中获得中国式的政治、文化的主导地位，因此它们只能主要活动于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并从文化、意识形态方面，提出各种文化批判的策略，展示着文化与文学艺术背后隐藏着的种种因素与本质特性，这是其一。其二，马克思主义并非只在苏联（一度占有主导地位）、中国获得传播，而在西方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结合社会实际，同样获得了相应的发展，而且极有自己的特色。虽然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和西方不同国家的传播和作用不能等量齐观，但总体上说，不同国家的西马文论，是西方的各个历史阶段发展起来的文化成果与传统的继承。这一点，虽然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近百年来历史发展的曲折发展，但它们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组成部分，并且也是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中的主要的历史成果。我以为，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世界性的总体观念十分重要，这是一种宏放的世界的历史观，这种观念不至于再次使我们酿成“唯我独马、唯我独革”的封闭心态。在这些方面，我们都有亲身的体验和历史的教训。

自然，对于西马文论，我们不能照搬。近百年来，西马文论广泛涉及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文化批判、文化与政治；探讨了资本主义各个阶段的文化及其不断出现的危机、资本主义文化市场、文化消费、文化所有权或文化霸权问题；论述了社会经济、物质生产、艺术传播、精神生产与文学艺术生产的特征，研究了审美、审美文化、审美人类学、审美救赎、大众文化的争论、文化研究和对现代性的坚持。西马文论论述范围极广，它们对于西方政治制度、文化体制的批判等有关问题的大量著述，既有理论上的不足、失误与不彻底性，又有切近生活的种种问题意识和深入而独到的研究。我国社会已经进入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由于市场经济的推动，在文化、艺术方面正在涌现诸多新问题，它们和西方不同发展阶段发生的众多的文化问题十分相似。这样，我们完全可以本着批判与鉴别、综合与创新的方针，吸取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的有用经验，将它看做我们建设具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资源，而为我所用。

几十年来，我国学者不仅译介了大量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而且在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绩。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出现了如冯宪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朱立元的《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论稿》、刘秀兰的《卢卡奇新论》以及马驰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传播史》等这样的有学术分量的著作。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可说是长盛不衰。就专著方面来说，出现了王向峰的《<手稿>的美学解读》以及蒋孔阳、朱立元主编的《西方美学通史》中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前后期美学文论的系统论说，还有多种关于西马学者的个案研究，如吴琼的《走向一种辩证批评：詹姆逊政治文化诗学研究》、李世涛的《通向一种文化政治诗学——詹姆逊文艺阐述理论与实践研究》与丁国旗的《马尔库塞美学思想研究》等，都是这方面的优秀之作（手头资料有限，肯定还有这方面的著作，只好暂付阙如）。至于论文，有《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与其他刊物刊发的大量论文；而且就我所知，还有不少尚未出版的关于西马代表人物个案研究的博士论文。这些著作拓展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视野，扩大了我们的知识领域。

在这里，我要提及冯宪光主持的《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体论形态研究》这一项目的系列专著。这一专题系列，吸收了著名的西马文艺理论家的综合性成果，归纳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其自身的历史发展中自然形成的四个维度，并将目标定位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体论形态问题的研究之上。其中有邱小林的《从立场到方法》的意识形态文艺理论研究；有温恕的《精神生产与社会生产》的艺术生产理论；有傅其林的《审美意识形态的人类学阐述》的审美人类学研究；有冯宪光的《在艺术与革命之间》的政治学文艺理论研究。

这一专题系列的特点是：第一，在于它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典精神。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艺术本质特性的论述，始终是文学理论工作者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上述四个方面确是马克思主义在其理论阐释和实践中经常提出的问题，也是最基本的问题，这是我们在研究文学理论中经常探讨的对象，而且这些方面在我看来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家探讨得相当深入，范围宽广。我们探讨文学艺术本质特性，往往只是进行单个方面的研究，或是几个方面有所穿插，或是一一排列给以概述。文艺本质是一种多层次现象，专题系列把上述四个方面列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具本质特性的方面，把它们看做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互有渗透的关系，进而建立起了各自的本体论思想，最后由政治学文论统摄全局，为理解文艺本质特性提供了多个切入口，极有启发意义。

第二，专题系列把国外多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做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它们流派纷呈，各自独立，互有交叉，同中有异，甚至互有批判的相互关系；探讨了各派理论自身的历史传承、发展、演变过程。同时在材料丰赡的基础上，阐释与把握了近百年来各个时期不同学派理论的流变与各自的个性特征，以及它们的得与失。专题系列史论结合，但不是一种理论史的写法，它以理论专题为主，使之融化于丰富的史实之中，从总体上提出了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中的一些最为基本的问题，描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幅具有全景性的清晰画面，极富探索、创新精神。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专题系列研究所提出的基本问题，其实也是我国文学理论建设中碰到的重要问题，因此具有借鉴意义。我们完全可以把其中的有用成分，通过鉴别，加以改造，纳入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建设之中。

第三，这一专题系列在具体的理论问题的研究中有所拓展与丰富。比如，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在这个著名的原则的结构中，他们把文学艺术视为意识形态的形式，即文学艺术是一种意识形态，这在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同流派的研究中，虽然出发点和具体观点有所区别，但大体上已形成一种共识，国内学者也是如此。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从立场到方法》一书花了那么大的篇幅，把它作为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一个基本方面，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分析、区别与阐释。其实，只要愿意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阅读一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那段原话，那是再明白不过的。“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含义本来就很复杂，具体使用时是应当加以辨析的。但是这一概念如今随便使用到这种程度，比如不同的人说“意识形态”分歧，实际上多半是指不同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的分歧，这种简单化了的说法，不仅掩盖了意识形态含义的复杂性，而且使得“意识形态”一词更具贬义色彩，以致使得文学理论界有的人一见到别的学者使用了“意识形态”四字，不分青红皂白，马上就它当做思想系统与政治概念，破口大骂，宣布文学无关政治，予以否定。马克思是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一词的，既在贬义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也在中性的意义上使用，如他关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论说中所说意识形态就是在中性意义上使用的，因为这一论述，对不同的社会形态的结构都是适用的。尽管可以不同意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甚至对这段著名的论述，只念它的半句，但它已成为一种科学的指导思想。而且马克思还把感情形态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这里就不加细说了。还有如《审美意识形态的人类学阐述》一书，前人已经将文学理论的研究，转向审美人类学，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这方面的成就十分突出。我在《文学发展论》一书的开头几章，实际上使用了这种方法对文学的起源作过初步探讨，但在写作它们的时候，只是从发生学观点来讨论问题，而并未从人类学角度加以考虑。后来在写作《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逻辑起点及其历史生成》时，就比较自觉一些，就一个观念的发生来“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一文化人类学思想极为重要。《审美意识形态的人类学》一书梳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这方面的众多学说，极具启迪意义。将审美置于人类学研究的框架，置于源起、发生、发展的人类学的探讨之中，形成审美人类学以及审美文化理论；那么，不管你反对与否，它自然会导向审美意识形态的历史生成。自然，这也只是我个人的一孔之见。但书中论述将巴赫金列入“西马”，这可能是值得商榷的。其他如《精神生产与艺术生产》与《在革命与艺术之间》，都对各自的问题的源起、成因、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派别之间的分歧等都有细致的辨析，具有叙述态度的客观性与论述的深刻性。西马学者就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之间的复杂关系，艺术生产与经济，从意识形态生产到文学生产等各个环节，甚至将文学生产与政治实践相结合，由此形成了他们多种各具特色的学派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文学作品的审美语言、结构、意象等层面，细加探究，都是指向政治的。在此基础上，主编者对于上述四种形态所做的整合就水到渠成。“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类学文论、意识形态文论和艺术生产文论，其最终的归宿是政治学文论。几种本体论形态的文艺理论，在政治学的归宿上整合起来了。”在政治学的指向下，生发了西马文论的多种样态；而极为复杂的西马文论的多样性，又为政治学的最终目的所制约，这是很有深度的理论见解，说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为本质的方面。这样宏放求真的理论观点、实事求是的理论概括，贯穿于专题系列。可以说，专题系列是这近几年来我国学者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最为重要成果之一。

当今美学、文学理论的研究蓬勃发展，新说四起，多样化的大趋势已经形成。要倡导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出发，结合当今文化、文艺创造中不断发生的新的实际需求，拓展它们的内涵，提出新命题，阐述新命题，而有所创新。坚持和继承是为了创新，真正的理论创新，才能使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获得新的生命和蓬勃发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套专题系列，为创建我国文艺理论的新形态，吸收外国文论的长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探讨学术问题，重要的是对于现实的需求要有深刻的理解并与之相结合；要站到学术的前沿，善于鉴别各种学术趋向。同时还要有一个坚实的、坚定的立足点和强烈的创新意识。在学术探讨中需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需要求真，也需要求善和求美，在独立自由求真求善求美中进行平等的对话。差不多在二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走向对话：误差、激活、融化与创新》。走向对话，总要尊重对方，总要把对方当做一个有思想的载体，即使思想有上下之分，价值有高低之别，双方应当是平等的、独立的。也许我的思想并不比你的思想高明，但在某个方面有一得之见，反过来，你的思想对我来说也是如此。那种自以为马克思主义真理尽在自己手里、霸气十足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风，早已过时。要进行对话，就要试试站到他者的一面，通过比较，明白得失，这就需要宽容和承认误差。需要宽容和承认误差不是肯定错误，而是肯定学术探索中有一个认识不断完善的过程。阅读中存在误解与误差，例如阅读经典著作，误解就是对原典意义的并不理解，任意解释，再来代人立言，批判别人：这必然导致歪曲对方，无中生有，谬误百出。在阅读经典中，误差又是必然的，就是在理解原典精神的基础上，结合历史发展的需要，对当前的一些问题贯彻原典精神给以新的解释。需要利用他者思想中的有用成分，用以激活自己，在鉴别和融化中，走向新的创造境界。同时，在我们的学术探讨中，还应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深切地关怀人们的生存处境及其精神成长，改善人们的精神生态环境，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使我们的研究，既是高度科学的，又是具有高度人文精神的人文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