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惇4358820

我怀着急切和期盼的心情读完了向远的《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掩卷之后，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很久以来，我盼望着学术界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给予应有的重视，希望有更多的学科史著作问世，把我们的学科史研究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向远的新著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而且以其出色的成果为学科史研究作出了贡献。

比较文学已经在中华大地上落户扎根，这是毫无异议的，譬如说我们有了多种学科理论著作，有的著作在学科理论中国化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尝试，我们有了“索引”、“年鉴”、“总书目”等一批工具书，我们有了《中国比较文学》等核心刊物，我们建立了从本科到博士的专业人才的教育培养体制。而这一切成绩的取得，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要继往开来，就特别需要进行学科史的研究和总结。到20世纪末为止，中国比较文学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即使不算前几十年，单算复兴后的历程，也有了二十多年。一百年和二十年，这两个数字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在新世纪刚刚开始之际，在国际国内比较文学面临新的转折的时期，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温故知新，必将有利于推动比较文学学术事业的继续发展。而且，研究学科史也是当前比较文学教学的迫切需要。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十几个比较文学博士点和几十个比较文学硕士点，培养比较文学专业人才的教学已经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为了培养合格的专门人才，学科史应该成为研究生的必修课程。因为一个专业的研究生，如果不了解学科发展史，不了解本专业的过去和现在，就很难说他的知识结构是完整的、齐备的。即使从撰写毕业论文的角度来看，他们也必须具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否则他们的论文从选题到写作，往往难以创新。另外，研究学科史，还是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需要。有了这方面的著作，就仿佛是坦诚地向国际学术界展示我们的家底，让朋友了解我们的底细，以便更好地进行对话和互动。

在向远之前，我国学者已经开始进行比较文学学科史的研究，出版过几部相关著作，如杨周翰主编的《中国比较文学年鉴·1986》、徐志啸的《中国比较文学简史》、徐扬尚的《中国比较文学源流》、杨义、陈圣生合著的《中国比较文学批评史》、乐黛云、王向远合著的《20世纪中国人文科学学术史丛书·比较文学研究》等。向远是学术研究的有心人，他早就意识到了学科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记得十年前，在他为我们研究所策划《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丛书》的时候，曾提出过编写比较文学学科史的选题。那时，由于这样的题目工作量大，更由于时间仓促、准备不足等原因，这个选题无人认领。但是，向远并没有放弃，他下决心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在普查资料的基础上步步深入地进行研究。于是，他发动研究生，普查全国报刊和出版物，完成了一部比较文学论文索引。这是一部20世纪最后二十年的比较完备的论文索引。与此同时，向远开始了学科史的研究。那时，正值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二十周年，也是我国比较文学欣欣向荣、成果空前，因而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向远就从这里下笔，不失时机地写出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二十年》。这两项成果，都列入了我们研究所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丛书》，并已出版。应该说，向远已经为学科史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他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继续为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史而努力。他从最近的二十年入手，由近及远，扩展到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与乐黛云教授共同撰写了《20世纪中国人文科学学术史丛书 ·比较文学研究》。此后，他又继续研究20世纪上半期的学术史，终于完成了他的学科史研究的夙愿——由个人撰写的完整的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当我看到向远送来的《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稿子的时候，不由得回忆起他“十年磨一剑”的过程，其间的辛劳艰苦可想而知。我由衷地佩服他那种在学科史研究上锲而不舍的精神和科学的、有条不紊的研究方法。与此同时，我也想到，向远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完成学科史的研究，与他多年的比较文学、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特别是近些年对比较文学原理的钻研，有着密切的关系。那是他不可缺少的理论准备和知识准备。智慧、毅力和勤奋，铸就了一部新著，对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可谓功德无量。

《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按照历史顺序论述我国比较文学的发展过程，共十二章，前面冠有一篇“前言”。在我看来，这篇前言是全书写得最精彩的章节之一。之所以说它精彩，是因为它不仅以简练的文字全面概括了中国比较文学一百年的历史和功绩，同时又不停留在对发展过程的一般描述上，它在交代历史的同时，把论题引申，提出一些重要的令人关心的问题，并且阐明自己的看法。不管这些看法是否能够得到认同，但可以看出，向远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总是在不断地进行深入的思考，提出一些很有价值的、有启发性的见解，而且从理论上阐发自己的看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前言”就是全书的纲领和精华。我们不妨以这篇“前言”所论述的问题为基础来观照全书。

“前言”共三个部分，分别论述了三个问题：中国比较文学的诞生；中国比较文学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国比较文学一百年的成就和贡献。关于中国比较文学的诞生，向远首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学术中未能孕育出以跨越异文化为根本特征的比较文学呢？为什么两千多年中华各民族之间文学的交流、一千多年以佛经翻译为纽带的印度文学对汉文学的输入、一千年间汉文学在东亚国家的传播与影响，却都没有促使中国产生以中外文学交流为研究对象的“比较文学”学科，甚至没有在文学研究中自觉地运用跨文化的比较方法呢？文中排除了几种他所不能同意的看法之后，谈了自己的观点：根本的原因是：“传统中国人缺乏那种依靠输入外来文学来更新自身文学的自觉而又迫切的要求”，而近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国情变化，迫使人们改变旧观念，有了世界意识，萌生了比较观念，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提与基础。当然，这并不是向远对中国比较文学诞生原因的全面分析，我们在第一章里，看到向远更强调“世界视野”、“世界意识”的形成和重要性。以上三个方面的结合，即国情的变迁，世界意识的形成，以及比较意识的产生，成为中国比较文学诞生的先决条件。这无疑是一个全面的看法。比较文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它首先诞生于欧洲，繁荣于西方，我国比较文学的产生晚于西方国家，而且也确实接受了西方的影响。因此，在记述这段历史的时候，容易过多地重视外来影响，着力去寻找这种影响的蛛丝马迹，也就是说，过多重视了外因。向远在论述这个问题时，着重探讨了中国比较文学产生的内因，那就是中国旧传统里的那种自满的、保守的、封闭的意识是如何被打破的。从这里出发，他分析了晚清以来客观上社会的、历史的以及中国学术界观念的巨变，比较文学如何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历史的必然。

这样的分析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比较准确全面地说明了中国比较文学产生的原因，同时，这样的分析能够顺理成章地阐明中国比较文学的特点。向远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比了中西比较文学，总结了中国比较文学的三个基本特点：第一，“法国及欧洲的比较文学强调用实证的方法描述欧洲各国文学之间的事实联系，而中国的比较文学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中外（主要是中西）文学的对比意识或比照意识；欧洲比较文学主要强调的是欧洲各国文学的联系性、相通性，而中国比较文学则具有强烈的差异意识。从这一点上看，欧洲比较文学重心在‘认同’而不在‘比较’，中国比较文学重心在‘比较’，而非‘认同’”。第二，“欧洲比较文学是在欧洲文学、乃至西方文学这一特定的区域文学内部进行的，它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都是一种区域性的比较文学；而中国比较文学一开始就是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上发生的，而且一开始就跨越了东西方文学，具有更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第三，“比较文学当初在法国及欧洲是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分支而产生的，它一开始就是一种纯学术现象，一种‘学院现象’；而中国比较文学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人文现象，它与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密切相关。它首先是一种观念、一种眼光、一种视野，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文学封闭状态的终结，意味着中国文学开始自觉地融入世界文学中，标志着中国文学开始尝试与外国文学进行平等的对话”。关于第三个特点，记得杨周翰先生曾经说过，与西方比较文学诞生于学院因而带有纯学术的特点相比，中国比较文学诞生在民族危机严重、人们努力救亡图存的过程中，因此往往与民族命运的探索息息相关。当然，杨先生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这个问题的。

“前言”的第二部分，概括了中国比较文学一百年的发展史。向远认为：纵观20世纪一百年间中国比较文学发展演进历程，可以看出百年学术史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即：1898—1919年为发生期；1920—1949年为发展期；1950—1979年为滞缓期；1980—2000年为繁荣期。向远在这里还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一百年的总体特征：

这个结构的形体就像是一个“酒葫芦”：发生期的二十年是葫芦尖，发展期的三十年是葫芦上半部分的“小肚子”，滞缓期三十年是小肚子下面的葫芦细腰，最后二十年的繁荣期是葫芦的下部的“大肚子”，也是容积最大的部分。这种酒葫芦状的史态描述，可以反映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不同阶段的实际情形。前三个阶段共八十年，是最后二十年崛起与繁荣的漫长的前奏；最后二十年中国比较文学的崛起与繁荣，才是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学术史的重心之所在。

这个形象的比喻准确地描述了中国比较文学一百年历史的整体面貌和它各个时期的实际情形，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于这四个时期的特点，以及形成这样特殊轨迹的原因，文中也有精辟的分析。不过，划分不同时期的标准却是双重的。第二个时期和第三个时期的划出，可以理解为以社会的历史的变迁为标准，即五四运动和新中国的成立，作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同时也成为比较文学历史的转折点。然而，第四个时期的划出，以钱钟书《管锥编》的问世为开端，那是以标志性学术著作的出现为标准了。也许由于中国比较文学的历史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变迁的确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在描述它的演变过程、划分历史时期时，采用社会的、历史的标准不失为可行的原则。但不同历史时期有没有共通的标准？向远把中国比较文学产生期的开端定在1898年，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这样定。是不是因为梁启超在这一年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但是，向远并不认为那是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论著。向远还在文中提出，产生期的比较文学是从“文学比较”到“比较文学评论”，再进入“比较文学研究”的，从宽泛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到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学科，中国比较文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态是有所不同的，看来不同的历史时期难以使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标准，是符合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史实际的。

本书用大量的篇幅总结了一百年来的成就。过去我们笼统地感到中国比较文学成绩不小，却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读了向远的著作，才看到这里的成绩真可说是蔚为大观，成绩辉煌。其中有两点更让我感到震撼。一点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比较文学进入繁荣期后的盛况。这一时期比较文学的学术队伍之大，涉及领域之广，学术成果之多，优秀作品质量之高，实在让人吃惊，恰如向远所说，不愧为世界之最。由此我也深深地体会到向远所说，在当今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到第三阶段，比较文学在西方国家已经不那么兴旺的时候，中国比较文学应该有能力担负起扛大旗的重任。另一点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书中对滞缓期比较文学成果的阐述。过去，说到1949年到1979年之间的比较文学，仿佛没什么可说的，然而向远告诉我们，比较文学并没有消失，尽管在官方的体制里受到歧视和排斥，作为一门学科，它已经无人提起，但是，在学术领域里，它依然存在；即使受到了某种扭曲（如政治意识的影响），它依然在发展。这让我看到了比较文学的强大的生命力。在那样的年代，它仿佛存活在大石的重压之下，却能在缝隙中钻出来，开放出诱人的花朵，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在改革开放、文化交流空前繁荣的时代，它应是如鱼得水，更有着广阔的天地。我相信，在这样的时代，它的生命力只会更加旺盛，而绝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已趋消亡。

从向远的《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中，我们可以看出，百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的主要成果在于清理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钱钟书先生曾经说过，比较文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清理各国文学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事实。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一项历史性的伟大工程。向远在他的著作中告诉我们，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几十年来的工作，主要就在完成这项任务。他先分别就中国文学与各个地区或各个国家的文学之间的关系为题，列出章节，每章每节的论述又以该题的研究史为序，以其中的优秀作品为重点。这样一种纵横交错、点面结合的方法，形成一个以本土文学为核心的、辐射形的网状结构，全方位地囊括了百年来的学术成果。这是向远的一个精心设计，有效地完成了一百年的总结。向远的专长是东方文学研究，所以在中国与东方国家的比较研究中显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中国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中下了很大的工夫，因此，这部分的研究成果也同样精彩。

清理本国与他国的文学关系，这样一项巨大的历史任务，也许需要几代学者的努力才能完成。二十年来，我们究竟做了哪些事情，做到了什么程度，有哪些成绩，有哪些不足，今后还有哪些工作应该进行？向远的历史总结为我们回答上面这些问题提供了依据。还有一点值得我们赞赏的是，面对数量众多的史料，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况，向远不图快，不偷懒，不走捷径，而是踏踏实实地从收集和阅读第一手材料做起，对于那些重要的作品，他更是细心研读，从理论上给以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评价。我们不难发现，向远在著作中多次提到“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论著”这样的术语，这是他面对学科有所泛化的现实，自己在统计和选择研究对象时规定的一个原则。这是一种严肃的、认真负责的学术态度。正是这样严格的选择、理论的深度、鲜明的评价，形成了本书独特的风格和学术价值。

向远的《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中也提出或者反映了我国比较文学研究中曾经发生过的或者还存在着的一些问题。譬如，从向远的百年总结中可以看出，我们在影响研究方面的成果要大大超过其他的各种研究类型，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相对滞后（也许与向远用“严格意义上的”标准来衡量而剔除了一部分有关）。这是为什么？正如向远所说，在20世纪80至90年代，比较文学刚刚在大陆重新崛起的时候，平行研究曾经风行一时。那么，后来为什么不景气了呢？看来，一方面与平行研究的难度较大有关。表面看来，平行研究似乎没有事实联系的限制，作者的施展空间较大，实际上，要想在平行研究中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真正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却并不那么容易。另一方面，与那时对于所谓“X＋Y”模式的过于严厉的批评有关。那时流行的简单的文学比较固然不利于学术的发展，但是，在中外文学中寻找和发现相似之处，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相似性往往可以成为发现可比性的敲门砖。如果一概否定相似性的比较，甚至加以嘲笑，加上浅薄、比附、拉郎配等罪名，就使得人们再也不敢问津，避之唯恐不及了。那时学术界对于这种比较的批评是必要的，然而，如果能够更全面地加以看待，并且进行正确的引导，也许更有利于学术的发展。至于跨学科研究，现在学者们的观点并不一致。它究竟是研究领域还是研究方法？跨学科是不是必须跨文化，才算比较文学？这些问题都可以进一步讨论，只是希望不要像对待平行研究那样简单和严厉。

在论述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的成就和特点的时候，向远还分析了中国比较文学如何借鉴了法国和美国比较文学的成果又有所超越，如何继承了本土的文化传统又有所创新，读来颇有启发，也发人深思。与此同时，向远还重申了中国比较文学已经成为“全球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代表 ”这样一种观点。我同意国际比较文学已经发展到第三阶段的说法，也同意东方国家，包括中国，在这一阶段担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因为这是事实。记得我和孙景尧、谢天振两位教授一起主编高教版《比较文学》的时候，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但是，对于是不是需要提出“中国已经成为这一阶段的代表”这样的意见，心里实在没底。不过，自觉地意识到历史的呼唤，树立起这样的责任感，那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前言》的第三部分论述了比较文学的兴起如何使得中国文学研究乃至中国学术文化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尤其在研究视野的扩大、新的研究对象的发现和研究方法的更新这两个方面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说实在的，作为比较文学领域里的一个老兵，一个一直在为争取比较文学的应有地位而尽力的我，看到这样来高度评价比较文学的意义和价值，着实感到亲切，受到鼓舞。向远的论述也帮助我打开眼界，把比较文学放到整个文学研究的学术领域里来认识它的意义和作用，从而有了登高望远的感觉：原来我们从事的工作，对整个文学事业有着如此了不起的作用！向远的著作帮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因而我由衷地感到自豪和欣慰，由衷地祝愿我们的比较文学事业兴旺发达。

向远本来嘱我为他的“著作集”第六卷撰写“解说”，我不知怎样写为好。我一边读他的著作，一边在脑际浮现无数的想法，有时是回忆，有时是思考，有时是感慨，有时是联想，思绪杂乱，无法归总，最后想出以该书“前言”为纲，顺着它的思路，把读时想到的、感受到的一股脑儿塞进去的办法，落笔时，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结果写成了一篇“四不像”的随感文字。既已写成，不知如何再改，只能聊以塞责了。

2007年1月24日于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