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下半年，我制订了开展东南亚民族志研究的计划。两年多来，先后到泰国、缅甸、越南等国进行实地考察与洽谈合作，多次向高丙中、王铭铭、麻国庆、袁同凯等专家讨教，与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有志于此项工作的诸位同人反复讨论，还于2008年与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塚田诚之教授在云南昆明合作召开了“中国边境民族的跨境流动与文化动态”研讨会，2009年11月赴日本与塚田诚之、长谷川清、松本真澄、片岗树等日本学者研讨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民族研究问题。经过校内外30多位师生的共同努力，《东南亚民族志丛书》今天终于面世了。

在此，我把组织与推进东南亚研究的基本构想和实施体会做粗略介绍。

一　实践与学术：国外民族志研究的价值

许多学科都参与了国外研究，如归属于经济学的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归属于政治学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归属于史学的世界史和国别史，归属于文学的外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理论等。这些学科都运用其学科的理论方法对特殊领域或问题开展国外研究，换言之，研究国外的学科、方法及其学术文本和路径是多种多样的。

人类学/民族学如何开展国外研究呢？当然方法和文本也是多样的，可以采用大部分人文社会科学通常的文献研究方法研究世界民族问题和国外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但作为以田野调查为基本手段和以民族志作为学术核心产品的学科，人类学/民族学的国外研究必不可少需要到国外做田野调查并撰写民族志。

民族志是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研究社会文化的方法和学术文本。作为研究方法，研究者必须到国外去，对其研究对象进行参与观察，以切身体验与理解其社会文化、获取第一手的研究资料；作为学术文本，民族志既不是对国外社会文化进行概括性的宏观评介和抽象性的理论分析，也不是非学术性的国外民俗风情的表层描述和感性评议，而以特定群体或区域为边界对其社会文化进行深入系统的描述与分析，进而呈现与解释特定群体或区域的社会文化的运行逻辑和特征。

因而，民族志的国外研究，无论是研究方法、学术文本还是研究内容，与其他学科和方法的国外研究具有明显的差异，也不能为其他学科和方法的研究所取代。其间的差异大体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直接与间接的区别。民族志研究需要研究者“到国外去”与其研究对象直接接触并深入到其社会生活之中，切身感受、体验其社会文化过程，通过与研究对象的互动获取主要的研究资料；其他学科和方法则可以主要通过文献资料开展研究，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具有间接性。二是微观与宏观的区别。民族志研究常规方法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选择小型社区或特殊群体作为研究焦点，也就是说，要设定出研究对象的空间边界和社会边界；其他学科和方法的研究则可以不进行空间边界或社会边界的明确界定，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大区域开展整体性研究。三是具体与抽象的区别。民族志文本大都包含了有关研究对象的大量事件、人物和细节及其过程的叙事，有的民族志甚至选择了小说式的叙事模式，研究性的分析与解释融会于或结合于具体的社会文化运作过程之中；其他学科和方法的研究成果则主要采取“论证”或“论述”的模式，极少对研究对象进行详尽的叙事，呈现给读者的主要是研究者的分析论述过程，而不是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过程。四是主位与客位的区别。民族志研究特别强调从研究对象出发的“主位”视角，力求阐释研究对象如何体验、思考与评价；其他学科和方法并不特别强调研究对象的视角，更多的是从研究者的“客位”角度进行分析论证，占主导的是作者的“我认为”而不是研究对象的“他（们）认为”。此外，民族志研究还具有关注“底层”或“平凡”、研究对象社会文化的整体性等特征。

由此，我们可以说，在国外或世界研究中，民族志是不可或缺的，它与其他学科和方法的研究形成相互补充的作用。

然而，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人类学/民族学的国外研究是最薄弱的。其他学科都有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贸易、西方哲学、世界史、欧美文学等专门研究国外的分支学科，反而以“异文化”研究为特色、因研究“异文化”而创建学科的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学界却极少对国外进行民族志研究。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创建之时正值国家处于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交织的时期，救亡图存是国人最迫切的使命，“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研究国外特别是欧美最根本的目的，借助西方的思想、模式、方法以及学科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无疑是那个时期的“主旋律”，人们无暇也无力关注与解决本国问题并无直接补益的国外社会文化。费孝通和林耀华两位被奉为楷模的大师在国外求学时没有沿着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的常规路径调查研究“异文化”，而选择了研究“本文化”，以家乡民族志作为博士学位论文并成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经典。他们的这一选择，既迎合了其导师研究“异文化”特别是研究历史悠久的中国的学术志趣，也满足了作为那一代学者的社会理想。“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们所奠定的学术传统对中国大陆人类学/民族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家乡民族志”成为国内诸多学者的选择和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特色，“异文化”或“异国文化”研究失去的引路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闭关锁国”制度选择扼杀了国人向外看和到国外去的欲求与实践。80年代以后的改革开放激活了与国家制度转型和社会实践直接相关学科的国外研究，而那些不能“立竿见影”地直接解决制度创新、经济增长、技术改进等问题的研究领域则只能“画地为牢”地做国内研究，需要“到国外去”做田野调查的经费支持和制度支持的民族志研究则几乎成为“天方夜谭”而无人染指。

进入21世纪，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前列从而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之一，越来越深地融入全球性经济、社会、政治体系之中并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鸦片战争之后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的“大国崛起”梦想逐渐变成了现实。同时，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都经历了“迈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努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动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为频繁、更为密切、更为深入，激发出中国人了解世界的强烈诉求，而且这一诉求呈现出从有什么向为什么、从表层（如国外旅游）到深层、由鸟瞰到细察的演进。国外民族志研究便是应当下中国之运而生的学术探索与实践，其所生产的知识满足的就是中国了解世界新阶段的需求。

从人类学/民族学本身来看，“异文化”或“异国”研究是学科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促进国内研究和整个学科的建设发展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放眼世界，凡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强国（如欧美和邻国日本），无不重视与开展国外民族志研究，无不积累了丰富且高水平的民族志成果。

无论从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需求来看，还是从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来看，国外民族志研究都是非常必要且迫切的。

二　以跨国流动为主线的东南亚民族志研究的依据与意义

“东南亚”指亚洲的东南部地区，包括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等10个国家。20世纪40年代之前，中国人以“南洋”、“东西洋”或“南海”称之，西方则用“远印度”、“外印度”或“印度群岛”指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军队设立了“东南亚最高统帅部”以指挥这一区域的战争，“东南亚”一词逐渐被广泛接受，成为指称这一区域的通用称谓。

对东南亚进行以跨国流动为主线的民族志研究，既有自然的基础也有社会的基础，既有历史事实的依据又有社会现实的依据，既有学术探讨的目的也有实践应用的目的。

从地理角度来看，东南亚东临太平洋，南与澳大利亚隔海相望，西濒印度洋，南、北分别与“南亚次大陆”（印度和孟加拉国）、中国接壤，是亚洲、非洲、大洋洲三大洲的交汇地区和太平洋、印度洋两大洋的交通枢纽。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亚洲和澳洲两个次大陆的人种、族群、文化以及动植物在这一地区交汇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社会文化格局和自然生态景观。东南亚与中国毗邻，其中越南、缅甸、老挝3国与中国接壤。山水相连的地缘关系把中国与东南亚天然地连为一体，为历史与现实的频繁交往提供了自然条件的便利。

从历史角度来看，作为地处亚洲、非洲、大洋洲三大洲交汇位置和通往太平洋、印度洋两大洋的枢纽，东南亚成为历史上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站”和必经通道，先辈们通过“over land”和“over sea”两种方式来到东南亚，或驻足于此创业发展、繁衍子孙，或途经此地后继续前行。在东南亚，无数中华儿女“下南洋”、闯世界的足迹举目即是，著名的“郑和下西洋”事件途经东南亚多个国家并在所经之地产生的深远的影响至今犹存。他们把中华文化和技术传播到东南亚，又把东南亚人民的思想智慧带回中国，促进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发展，定居于东南亚各国的2000多万华人成为东南亚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从族群关系来看，东南亚半岛与中国西南为族群迁徙与互动的走廊，形成了许多跨国民族和亲缘民族。在历史上，诸多族群沿着澜沧江—湄公河、怒江—萨尔温江、红河等河流从中国南下定居在东南亚，如从中国湖南、贵州、云南迁入东南亚的“蒙”（苗族）、从中国西双版纳迁入东南亚的泰族支系“泰勒”等等，也有东南亚半岛族群北上定居在中国西南边境一带“老缅人”等。泰族、越族、佬族、掸族、岱（岱依）族、芒族等东南亚民族与中国的壮族、傣族、布依族等同属“百越”后裔，母瑟族、倮族、傈僳族、克钦族、阿佧族、拉瓦族等东南亚民族与中国的彝族、哈尼族、傈僳族、纳西族、拉祜族等民族的共同渊源于古代的“氐羌”。在语言上，东南亚半岛国家民族语言主要包括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划分有争议）、孟—高棉语族、印度尼西亚语族、马六甲语族五大语族，其中，东南亚的倮、傈僳、阿佧、母瑟、拉瓦、拉祜等与中国的彝、傈僳、哈尼、拉祜、纳西、基诺等民族的语言同属藏缅语族彝族支，东南亚的缅族与中国的阿昌族的语言归属于藏缅语族缅语支，东南亚的泰、掸等民族与中国的壮、傣、侗等民族的语言同属于侗台语族（又称壮侗语族），东南亚的蒙、瑶等民族与中国的苗、瑶等民族的语言共同归属苗瑶语族，东南亚的越、崩龙、阿佤等民族与中国的佤、德昂、布朗等民族的语言同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在现代国家建立之前，东南亚与中国西南为族群流动、迁徙与融合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现代国家形成之后，尽管受到国家的阻止和国界的限制，族群的跨国流动仍然以不同的方式频繁发生着，如跨国通婚和迁徙等人口流动，物质交换和经济流动，互访等文化流动，等等。总之，东南亚与中国之间错综复杂的族群关系和多重交织的交流互动及其所形成的动人心魄的文化动态为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提出了魅力无穷和数不胜数的研究论题，也为许多民族历史、文化认同、文化传播、社会变迁、民族或族群与国家关系等学术悬案和理论难题的解决或重新解释提供了丰富有力的资源。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来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合作与社会文化交流的不断密切提出了开展东南亚国家民族志研究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呈现迅速上升趋势。近年来，在东南亚的对外贸易中，中国排第四位；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东南亚处于第五位。东南亚已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来源地，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首选地之一。2002年11月，中国与由东南亚十国组成的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上协调合作的区域性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 and ASEAN Free Trade Area，缩写为CAFTA）即“10 +1”正式形成，这是继欧盟（European Union）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之后建立的世界上第三大区域性经济合作区。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正式生效，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相互开放市场、建立密切关系、扩大相互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合作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全面启动，各国通过相互取消绝大多数产品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开放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市场和投资市场，实现贸易、投资的自由化等措施推动区域合作与联系登上新台阶。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中国与东盟国家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社会互动与文化接触的频繁与深化。在这一背景下，运用民族志方法对东盟国家的研究，无疑对于消除文化误解、增进互相理解、推动和谐交往具有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三　东南亚民族志研究的困境

在东南亚民族志研究的试验与推进过程中，我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开展东南亚民族志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和重大现实意义，但同时我也切身体味到其难度和困境。

困境之一来自政治体制和社会模式等客观方面的制约。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政治体制差异巨大，其中一些国家对于外国人在其国内的活动实施程度不等的管制、限制和监控。作为以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作为最基本调查方法的民族志研究，进入东南亚国家的基层社会做田野调查面临着难以想象的诸多困难。

困境之二来自研究者队伍学术准备不足的主观方面的制约。中国的许多东南亚研究依靠的是英文等文献，而不是东南亚各国的官方语言，其所提供的信息大都比较笼统，对于深入小型社区开展田野调查来说远远不够。东南亚各国的语言在中国都纳入“小语种”的范围，普及面非常有限，掌握者寥寥无几，况且对于从事民族志研究的学者来说，不仅要掌握研究对象的语言，而且还需要掌握研究对象所在国的官方语言，在目前情况下两者兼备者几乎无处寻觅。

为此，我必须坦诚地告知读者，《东南亚民族志丛书》是在上述条件下完成的，必定存在诸多缺陷甚至谬误，因受各方面条件的制约而导致田野调查不够深入细致、文化解释不够准确透彻则是本套丛书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我信奉的做事原则是：有胜于无，先有后好，敲门需砖。因为包括东南亚民族志研究在内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我相信，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启动，东南亚国家的整体开放程度将不断扩大，而随着东南亚民族志研究的推进，一批具备从事东南亚民族志研究的学术队伍也将逐渐成长起来。到那时，堪称为“玉”的东南亚民族志研究作品就会涌现出来，本套书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我真诚希望，有更多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加入到东南亚及其他区域、其他国家的“海外民族志”研究队伍中来，因为这是一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也是一个极具魅力和挑战的研究领域！

何明

201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