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名言：“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具有的特点是强烈的爱国心和执著的事业心。作为知识分子，我这一辈子也在求索：求索人生的真谛，追求真理、真知。在做人方面，力求做一个爱国、有理想、正直、真诚、善良、具有风骨的人；在做学问上，务求认真、真实、勤奋、严谨、踏实，探索真理、真知，故而命名此书为求索集。

我属于新中国培养的最早的第一批民族工作者。早在1951年，我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当研究生时，已被派调去参加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领导组织的少数民族中央访问团（中南地区）第一分团（广西分团）工作，由费孝通团长领导，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慰问当地各族人民，并进行调查研究，以加强民族团结，曾到广西省龙胜县、三江县侗族地区、大瑶山瑶族地区进行访问调查研究。

1952年参加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中央民族工作视察组，到湘西、广西及广东了解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并进行调查，曾参加湘西乾城丹青寨仡佬族（后改称苗族）、广西靖西县南坡乡栋蒙村壮族及海南岛乐东县昂业乡黎族的调查。

1953年参加福建、浙江畲民识别调查，对福建罗源县八井乡、漳平县山羊隔村及浙江省景宁县东衕村畲民进行识别调查。

1954年参加云南识别研究组调查过阿昌、载瓦、小山及到新平县对咪哩、腊鲁、密岔、蒙化、罗武、阿车、车苏、山苏、糯比、梭比、卡都、拉乌、苦聪、黑浦、傣赛、傣卡、傣亚等17个与彝、哈尼、傣有关的单位进行了比较研究和民族成分的识别。

1955年参加广东畲民识别调查组，曾到广东凤凰山区的潮安、饶平、丰顺，莲花山区的海丰、惠阳，罗浮山区的博罗、龙门、增城等8个县调查，为解决畲民的族别问题，确定民族成分，进一步提供参考资料。

1957年我从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调到历史系民族学研究班与沈家驹同志一起当班主任。1958年初，在林耀华教授亲自率领苏联专家切博克萨罗夫指导下，随同历史系民族学研究班，到粤北连南瑶族自治县南岗排进行实习调查。

1958—1962年长达四年多，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领导下的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全国16个调查组之一），对海南岛乐东县千家乡、德霞乡、保亭县通什乡番茅、福关及其他黎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1961年到当时属广东的东兴各族自治县京族地区山心乡作补充调查。

历年来涉山跋水，足迹踏遍中东南及部分西南民族地区的千山万水，曾到过闽、浙、粤、湘、桂、滇、琼等7个省，深入到30多个县的黎、畲、瑶、苗、京、壮、侗、傣、彝等族地区进行田野科学调查，丰富了客观实践的经验，增进了对南方一些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了解。

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地区交通困难，道路崎岖。雨天更是泥泞不堪，寸步难行。广西大瑶山山高林密，有些地方还有山蚂蟥。中央访问团团员翻山越岭每天步行五六十里，连续不断步行七八天，慰问各地瑶族群众。在海南岛曾一天步行45公里，过河时还遇到很大的吸血水蚂蟥。天黑入夜仍在山中行进，万籁俱寂，只听到队伍在山谷中行进回荡的脚步声。中央民族工作视察组在到广西靖西县南坡乡栋蒙壮族村的行程中，曾在摩天岭受困两天，滴水粒米未进。福建漳平山羊隔的畲族及云南新平县哀牢山上的彝族都居住在山顶上。从山下爬至山顶上村落需四五个或七八个小时方能到达。在平坝上仍很炎热，爬到哀牢山上彝村时，已需烤火取暖。

民族调查，十分艰辛。有时还会遇到危险。中央访问团（中南地区）第一分团（广西分团）团长费孝通率领队伍进军广西龙胜县时，就曾坠马受伤。中央民族工作视察组到达海南岛乐东县时，国民党特务散布谣言，扬言要取视察组30多个人的人头。县委书记告诫我们，小心防范，一起住宿，外出结伴，不要单独行动，故而我们昂业乡调查小组4人，男女同住茅屋一室。当时海南岛的蚊子大多数都携带疟原虫，极易引发疟疾。我和王辅仁都染上恶性疟疾，每天高烧后全身发冷，甚至出现尿血，病情得到控制后，仍会反复发作，经数年不断治疗才痊愈。

历经磨炼，生活和工作虽苦，但少数民族群众热烈欢迎我们。他们淳朴的热情和期望，温暖地鼓舞和坚定了我们继续从事民族工作的信心，使我对少数民族的感情与日俱增。如今往昔飞逝的岁月已渐行渐远，但每当忆起往事时，仍能深深地打动我的心。我认识到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多元多彩的文化，是祖国各民族共同缔造的，我这辈子能够从事民族工作很有意义，无怨无悔，不枉此生。

本书第一部分论著，绝大部分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迎来科学研究的春天受到鼓舞后退休前10年内所写。

自古以来我国长江以南、东南沿海及西南部分地区，成半月形遍布半个中国，都是百越族系的分布区，百越计有扬越、东越、山越、于越、瓯越、闽越、南越、雒越、夔越等，但史籍及中国通史很少涉及，百越族系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及地位。

百越中南越的主要聚居区是岭南，而俚人又是南越的主体构成部分。我对南越的俚人（包括海南岛黎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写了两篇关于黎族的论文：《关于海南岛最早居民问题的探讨》、《从文化遗存试探黎族母系氏族制及其向父系氏族制过渡》。对两广大陆上越人的研究，我选定了冼夫人。冼夫人是整个岭南地区历史上最有影响及贡献的历史人物之一，她是一位目光远大的杰出的越人政治领袖。她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地方割据，实行民族和睦政策，保障和维持岭南地区安定团结的局面。千余年后，至今在广东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及海南岛，她仍然是家喻户晓受人尊崇的人，并被神化为神。至今海南省琼山县新坡纪念冼夫人的“军坡节”，每年全岛十余万人参加顶礼膜拜，尊称冼夫人为“祖婆”，其热烈程度不亚于台湾、福建对妈祖的虔诚和崇敬，因而研究冼夫人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还原冼夫人的历史真实，正确评价其功绩，对促进民族团结，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引导群众树立唯物主义思想，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爱国主义教育都大有裨益。

1979年我开始对冼夫人的研究，发现资料太少，只局限于《隋书》卷80，《列女·谯国夫人传》及《北史》卷91，《谯国夫人冼氏传》，而且两个传的内容大致相同，不可能写出高质量的论文。考虑到正面攻不上，我只好用笨办法，采取侧面攻。先遍读几种中国通史从南朝梁到唐初这一段时间的历史，再读有关这一段时间的几种断代史专著。然后凡涉及与冼夫人有关的人物，尽量一一翻查《二十四史》及其他史籍。再尽量遍读与冼夫人有关或她曾到过的地方方志，包括《广东通志》、《高州府志》、《琼崖府志》及各有关各县的县志，以此扩大资料来源，获取一些新的资料。如陈朝车骑将军章昭达，曾大破广州刺史欧阳纥的水军。我除了读《陈书》卷9《欧阳子纥传》外，还遍找有关章昭达的资料，终于在《文苑英华》卷682中找到徐陵所写的《与章司空昭达书》，发现足以说明欧阳、欧阳纥父子搞割据的新资料，“百越之赆，不供王府，万里之民，不由国家”，从而有力地论证了欧阳、欧阳纥父子搞割据的事实。

对冼夫人的研究，在《试论六世纪越族杰出的政治领袖冼夫人》一文中，我尽力拓展其深度和广度。如在梁朝大同年间，她“请命于朝，故置州（崖州）”。过去的文章都是轻描淡写，就此一笔带过，我联系到从冼夫人拥护和推行郡县制的角度深入分析，论述自汉元帝采用贾捐之建议，在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废弃珠崖郡后，至南朝梁大同中，共580余年间，时弃时置，有时复郡，仍属羁縻性质。有时甚至还把管理珠崖的行政机构设立在对海的徐闻，反映出当时封建统治势力在海南岛仍未稳固。由于冼夫人实行民族和睦政策，“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海南岛俚、僚对冼夫人心悦诚服，故而置崖州。在海南岛恢复了郡县建置后，历经隋、唐以迄宋、元、明、清，在海南岛不论是设郡或置州改府（琼州府），都是统属于中央政权管辖下的行政区域不可分割的部分，使中原地区与南疆的海南岛联系日益密切，从而有利于巩固祖国的统一，应该说具有巨大的历史作用和贡献。

我又在《冼夫人与促进民族团结》一文中，提出冼夫人在加强封建制发展、加速俚人地区汉化进程及促进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的具体贡献，都是前人从来没有涉及的新领域。冼夫人与罗州刺史冯融之子冯宝缔婚，虽是当时政治联盟的需要，但又是汉、越关系发展的新里程碑，有利于俚人靠拢中原王朝，有利于汉、越两族和平共处，有利于俚人进一步接受汉文化和自然同化。冼夫人“诫约本宗，使从民礼”，要求自己宗族的人，仿效汉人的礼俗，在俚人中大力推行汉文化，结果促进了封建制的发展及俚人地区汉化的进程。

冼夫人及其孙子冯盎先后保障了岭南地区的安定局面达110年之久，使岭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具备了必要的历史条件。由于资料的缺乏，过去一般只是虚的说明，实为空白。我试从农业技术的提高，农业生产的发展，社会的安定，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从而人口增加；海外贸易更加发展繁荣，铜鼓铸造更加精美完善；隋唐当地陶瓷制作技术的显著进步和许多新工艺的制造等各方面来说明，当时岭南地区的安定，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黎族原始社会的基本面貌》原是我参加编写的《黎族简史》（专著、合著）的第二章。《黎族简史》编写组根据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历年搜集的历史文献资料和调查的民族学、考古、历史资料写成《黎族简史》。书的面世，使单独以黎族来编写的一部历史，从无到有，填补了空白。该书获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1982年）。

《原始公社母系氏族制度的产生》一文，本是我参加编写《原始社会史》（合编）专著中的第二章。该专著由著名的原始社会史专家民族学家林耀华教授主编，黄淑娉教授任副主编。与过去国内出版过的有关原始社会史的书不同的是，该书不局限于只写中国的原始社会，而涉及国外及全世界；同时也应用了大量的少数民族资料来论述。除了从体质人类学说明人类自身如何形成发展外，又以考古学资料说明人类文化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最具特点的是还运用我们独立的学科民族学的方法来阐明人类的婚姻、家庭及社会产生、形成、发展的来龙去脉。由于该书独具特色，因而曾获国家教育委员会的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1988年1月），同时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987年11月）。

在参加编写《原始社会史》过程中，我萌生一种想法，试图以文化人类学结合体质人类学，把属于社会科学研究范畴的种族主义与属于自然科学研究范畴的种族联系结合起来探讨研究，这就是《略论种族和种族主义》一文撰写的由来。对种族主义的研究，过去多偏重描述和揭露种族歧视的现象及推行的政策，而《略论种族和种族主义》一文，却着重贯穿欧、美上下近二百年，对形形色色各种种族主义的理论，运用马列主义，结合当时世界政治历史条件、社会经济、时代背景一一予以分析评论。揭露种族主义的各种理论，人为地夸大人类种族间的差异，把种族外表征状当作是决定种族高低优劣和社会兴衰的条件，指出种族主义理论的产生是为适应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需要，反对种族主义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文获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1989年10月）。

第二部分 畲族识别与黎族调查。凡历次参加的调查，均编写有调查报告。1951年中央访问团及1952年中央民族工作视察组集体编写的调查报告，由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印成册。1954年云南识别的调查报告，由云南省边疆工作委员会及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印。属五种丛书的简史及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亦已先后出版。

1953年《浙江景宁县东衕村畲民情况调查》及1955年《广东畲民识别调查》亦曾刊登在《畲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中。鉴于这两份识别调查报告时间久远，较完整全面，具有代表性，弥足珍贵，故而收入本书。

1956年中央民族学院创建历史系，当时我仍留在研究部。1957年因工作需要才调到历史系民族学研究班工作。留在研究部的一年期间，当时距离1953年福建、浙江及1955年广东畲民识别的调查才几年，而我负责调查的上层建筑及风俗习惯这部分的资料，当时仍留存有底稿，故而我有机会把闽、浙、粤三省的这部分资料综合整理成文。《闽、浙、粤畲民识别调查的社会组织与习俗》一文，虽然缺乏经济基础及语言调查的资料，并不完整全面，但因福建罗源八井乡及福建漳平山羊隔村两地全面的调查报告已经散失，故半个多世纪前留下的、不完整零散的资料及片言只语，也已成为宝贵的历史资料，故刊登出来，以供参考。

除了有关畲族的识别调查外，还收入1958—1960年我参加广东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调查编写的《海南岛保亭县通什乡黎族调查》报告。

第三部分 缅怀大师。潘光旦先生及费孝通先生均为原中央民族学院著名教授，我国民族学、社会学泰斗，对民族研究贡献巨大。1952—1956年他们先后任研究部中南研究室主任，我有幸得有机会追随两位先生，并曾在其领导下工作。在纪念他们百年诞辰之际，撰文缅怀前贤，希望后人以他们为榜样，传承创新，使中国民族学、社会学的发展，取得更大的成就。

生命的跃动，人生的印记，岁月留痕，雪泥鸿爪，反映出我对人生的求索和所追求的精神境界。自知素非才思敏捷，天马行空，一挥即就。笔耕艰辛，呕心沥血，方能成文。10年所写的论著，某些研究，虽然在深度和广度上，比前人有所进展或具独立见解，但从数量上来说，与著作较多的同志无法相比，望尘莫及，十分惭愧。原工作单位为今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致力于承传和发扬前人的优良传统和工作精神，培养出大量民族学专业的英才，出版了一批对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具有质量和学术价值的专著和教材。蒙院长杨圣敏、党总支书记武小燕、副书记刘明新及民族学社会学教材与研究丛书编委会编委的鼎力支持，使本书得以付梓出版，谨致以最诚挚的谢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审中心黄燕生主任、责任编辑周用宜编审，校对、设计为本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表示衷心的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