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中期人类学确定独立学科地位到19世纪末期以前，人类学的资料收集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是彼此分离的。早期人类学家中，除摩尔根曾深入实地对易洛魁人进行调查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像泰勒、弗雷泽这样的“扶手椅上的人类学家”，对别人收集记录的、信度无从保证的二手资料予以选择性利用，在跨文化比较基础上推测历史发展的规律性。19世纪末以来，专业人类学家如哈登、里弗斯、塞里格曼等开始走出书斋，进入土著部落进行实地考察，但他们的田野工作大多还是局限于“调查工作和表面知识”，在当地翻译和西方白人的帮助下“造访一个广大地区上的许多部落，以期画出分布图和指明有待调查的问题”，民族志材料大多来自转录过来的文字资料，或者是对特别挑选出来的“好的报道人”所进行的相对较短时间的、正式的、有偿的访谈。这种做法其实并不能很好地保证田野调查资料的全面性和准确性，里弗斯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呼吁学界改变这种做法，转而进行“深度田野工作”，其最典型的做法是“让（人类学者）在某个社区或400—500人的社群中生活一年以上，同时研究他们的生活和文化所有方面……用当地话来进行调查，而超越一般的印象”。他还在“深度田野工作”的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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